【書摘】《敗者的東京：翻轉勝者敘事的都市論，回看德川幕府、薩長同盟、美軍進駐的三次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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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　何謂作為敗者的東京──後殖民思考

1.朝向敗者的意志──山口昌男與鶴見俊輔

「判官贔屓」與對敗者的想像力

日文中的「判官贔屓」，是指長久以來日本人對源義經悲劇性命運所抱持的同情心。源義經身為大破平家大軍、滅亡平家的最大功臣，卻依然遭到源賴朝拒絕，逃往奧州，最後被迫只能自我了結。從古至今，再沒有其他的傳說能像他的人生這般，在歷史故事中被一代代地傳頌，並博得同情。而這些不斷出現的集體情感，從室町時代起便名為「判官贔屓」。今天「判官贔屓」被擴大解釋，用以指稱對立場弱勢者毫無原則的同情。

但若要將「判官贔屓」視為日本人特有的情感結構，則必然會產生一些疑問。很明顯地，源義經的故事結構，和登上世界各地舞台，從古希臘到近代英國莎士比亞的悲劇相同。如英雄般活躍的人物由於爬得太高，或是像伊底帕斯王那般觸犯共同體禁忌，而迎來悲劇收場。古典戲劇理論已一再指出，這種對悲劇結局的同情會引發淨化（catharsis）效果。

在日本，這種悲劇的基本結構稱為「貴種流離譚」，並加入了許多民俗學考察。義經傳說毫無疑問是貴種流離譚的一種，其他還有從平將門傳說到小栗判官，自室町時代起許多貴種流離譚被故事化。因此首先必須理解的是，要說「判官贔屓」是日本人特有情感，不如說它是在此歷史脈絡中上演的敘事，以及和其連結之情感的普遍結構。

依循上述前提，我們應該注意到，日本這種敘事的特徵，是故事基調中嵌入了社會歧視（《愛宕若》等）或對身體障礙的歧視（《俊德丸》等），以及對中央地方從屬關係的認識。特別是在本書所關注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無論是義經傳說、平將門傳說，還是小栗判官傳說，皆是以「核心＝京」對「邊緣＝東國」的從屬關係為前提，講述主人公即使身懷與核心相連的高貴血緣，卻從邊緣的奧州或關東向中央舉起反旗，最後遭到殺害，並成為神話性存在的過程。不管是源義經、平將門還是小栗判官，他們都是歷史上的敗者，為敗者添附「敗者性」條件的，是對「東國之都＝京」的從屬性。他們反抗所從屬的結構、戰鬥、失敗，因而成為傳說。

是故，判官贔屓和帶有該特性的貴種流離譚，皆是某種包含地緣政治思考的、對敗者的想像力。可以推測，特別是自室町時代之後，這種想像力主要藉由來去自如的宗教人士和藝能民在全日本列島流傳。本書也在前面的章節中指出，熊野信仰的網絡應該和這種想像力的基礎有關。

若追尋這種對敗者想像力的來歷，應可溯及古代末期，也就是奈良時代末期到平安時代間御靈信仰的蔓延。將天災以及傳染病視為死於非命者怨靈作祟，而感到恐懼敬畏，這種感覺在古代末期的日本社會中擴散。菅原道真、平將門，以及和後白河天皇對抗並落敗的崇德上皇，成為代表性的怨靈，但這些怨靈出現的時代背景，是奈良末期到平安時代間律令國家制度走向崩壞，過程中異象天災和傳染病不斷，將這些危機當作怨靈作祟的意識，在人們之間擴散。整個平安時代都在舉行鎮壓怨靈的祀典，並持續建造祇園、北野、天神、紫野、今宮神社以鎮壓怨靈。此時的日本把對敗者的畏懼，當成是維持秩序的重要元素。

雖然有些離題，不過源義經也充分具備成為怨靈的條件，但他卻幾乎沒有被當成怨靈描述。這大概是因為他的死是和源賴朝，也就是鎌倉對立的結果，卻未必是與「都＝朝廷」為敵所直接造成。在義經的悲劇中，京和東國的對立結構是扭曲的，也可說是沒有遭到「京的公家社會一定會被東國武士政權篡奪」，這種程度的對敗者的畏懼所支配。

另一方面，古代的怨靈代表是以菅原道真為首，藤原廣嗣、井上內親王、他戶親王、早良親王這些皇族或宮廷人物為典型，但在中世以後的悲劇敘事中，擔任主角的是平將門、小栗判官、源義經這樣的武將，因此同樣是對敗者的想像力＝畏懼的感覺，古代和中世以後也並非完全相同結構的連續。

無論如何，即便經歷幾個階段的結構轉變，對於死於非命敗者的集體想像力，從古代怨靈到現代的「怨靈哥吉拉」皆貫穿了歷史，持續橫亙在人們的集體意識之中。要深入探究這種想像力的成立要素，在方法上不可避免地，必須對在戰後高度成長的盡頭，完全迷失方向的現代日本之傲慢和無知提出反問，而且也已有許多學者和評論家注意到了這一點。

早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曾以「核心和邊緣」以及「丑角」之論，對當代發揮巨大影響的山口昌男便提出了「敗者學」。然而要說對於來自「敗者」想像力的注重，鶴見俊輔應該可說要比山口昌男更早上許多。我認為，從他的限界藝術論到漫才論的思考中，可以看到敗者論的本質。接著在二〇一〇年代，加藤典洋尤以宛如承繼鶴見俊輔敗者論的方式，透過其圍繞「戰敗」的探討，重新捕捉「敗者想像力」的問題。同一時期，中村秀之藉由電影論、長谷正人藉由電視劇論，將媒體文化中的敗者姿態化為焦點。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至二十一世紀間，就連海外的文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等諸多領域，亦對「敗者」的思考及想像力展開討論。

在這個終章裡，為了指出本書所謂「作為敗者的東京」的「敗者」為何，接下來將回顧現代的敗者研究概況，並以此為起點進行整合討論。

近代日本與敗者的精神史──山口昌男的敗者論

山口昌男的敗者論，匯集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敗者」的精神史》中，內容原為九〇年代初在雜誌《赫密士》（へるめす）上的連載，象徵性地顯示出他自八〇年代末以來的關注變化。若再加上他自一九八八年起同樣在《赫密士》上連載、作為〈「敗者」的精神史〉前哨的〈「挫折」的昭和史〉，他應該是自八〇年代中葉起開始正式關注日本近代史。

山口昌男一九七〇年代中葉出版《丑角民俗學》（道化の民俗学）和《文化的兩義性》（文化の両義性）兩本著作，是八〇年代非常活躍的時代知識搗蛋鬼（trickster）。他的丑角論和兩義性論早有許多基於人類學、民俗學和符號學等的討論，亦非本書核心主題，便不多加贅述。但對於山口昌男為何會自某時期起轉向敗者論，以及關於丑角論和敗者論關係的討論，似乎不如上述兩冊那般熱絡。

不過山口昌男是否在連載初期便有意識地瞄準「敗者」，則屬微妙。〈「挫折」的昭和史〉最初是以〈知的即興空間〉為題開始連載，後來將重心放在「昭和現代主義」的人脈上，標題才固定為〈「挫折」的昭和史〉。就連《「敗者」的精神史》開頭數章的主題，也是明治的現代主義，要從談論大槻如電、山本覺馬等戊辰戰爭敗者維新後人生的第五章開始，敗者論才終於登上舞台。因此，山口昌男應該並非一開始便標榜敗者論，而是逐漸找到「敗者」這個核心主題。

他在二〇〇〇年出版的《敗者學引薦》中，寫下自己如何開展這方面的論述。他在該書開頭表示，「在日本泡沫經濟崩壞後，再次深感重新檢視自我之必要性的今日，對敗落方的研究成了今後的課題。日本近代史在無意識中建構出以勝者為核心的典範，幾乎找不到重新檢視敗者角色的觀點」。此時的山口昌男並不知道，接下來日本人會為「小泉劇場」瘋狂，甚至輕易地隨著「安倍經濟學」起舞，並且經歷「失落的三十年」。當時他已察覺到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如果有什麼希望，那便是跨越「敗者」生存的創造性。

他以舊幕臣知識分子為明治時期的先例，即在明治維新中「敗者陣營的舊幕臣，可以說是抱著捨棄日本人，或曰捨棄薩長打造的日本＝日本人之類的想法而活，也就是要試圖達成『脫日本』」。因此不管他們多麼有能力，都選擇了「相較於在出人頭地的道路上攀升，更傾向寄情於山水，這種不同於明治以來日本人的普遍想法」的道路。他在此察覺到了可能性。

換言之，在山口昌男的敗者論中，「敗者」是和「脫日本」相連結的。無論戰前戰後，垂直整合原則支配著日本近現代社會，在戰後以「系列」所組織的企業制度或勞工工會、中央和地方關係，以及以東大或京大為頂點的學歷金字塔，滲透到了社會中。結果造成人們侷限於各自的組織之內，適應該組織的「常識」，失去超越縱向分割、在橫向連結中思考的能力。這是左右皆同，也就是不分政治立場地，從頂端到底部的各個階層，發生在整個日本社會。而正是這種垂直整合魔咒，導致日本無法適應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以水平整合為基本原則的全球化，也注定了日本的漫長衰亡。

山口昌男所尋求的，是從這種垂直金字塔的自閉中脫離，而得以橫向跨越的自由豁達。過去他曾在理論層面以「丑角＝搗蛋鬼」找出了這種可能性，但他認為在近代日本，正是「敗者」在此方向上做過各式各樣的行動。他表示，「從明治到大正年間，有許多人將自身擁有的龐大知識，賦予名為享樂的積極意義，作為走出薩長藩閥政府所打造的金字塔的手段」。

而這些「享樂者」屢屢和戊辰戰爭的「敗者」們重疊。他指出，「如關注從考古學轉移至民俗學的山中共古、國學及考古學的根岸武香、評論及小說作品亦為人所知的內田魯庵，『發掘』井原西鶴之偉大的淡島寒月等，他們的父親皆曾身為幕臣」。若要問敗者為何會成為越境知性的承載者，那是因為他們放棄了垂直方向的顯達，因此他們不太在意垂直構成的社會區隔，能夠自由地一再越境。

山口昌男描寫了許多戊辰敗者的群像，大槻如電及山本覺馬是其中代表。以大槻如電為例，他在過去身為仙台藩士的父親磐溪手下「戊辰戰爭時，在京阪負責仙台藩的武器儲備，投降後逃往京都。如電牢記新政府對其父磐溪的苛刻對待」，即使曾短暫任職於文省部，可不過三年便將家主之位讓給弟弟並隱居，之後以市井文人的身分渡過了半個世紀。

然而就山口昌男的觀點而言，隱居後的大槻如電，實際上不斷從事著創造性的工作。山口昌男寫道，他「精通和漢洋學，是早於時代的和魂洋才人物，留下《日本地誌要略》、《驛路通》、《小學日本文典》、《日本洋學年表》等，此外尤以精通日本音樂歌曲而著有《舞樂圖說》、《俗曲由來》等作品。亦參與江戶軟文學全集編輯工作，被世間視為奇人怪人，是堪稱震懾體制化明治大正學問世界的存在。當然，他不曾成為大學教授，為學術權力機構添翼」。大槻如電有意識地維持敗者之身，因此能夠獲得反轉並凝視近代日本的天地。

另一方面，在綾瀨遙飾演其妹山本八重的二〇一三年NHK大河劇《八重之櫻》（八重の桜）播出後，山本覺馬的人生也較為世人所知。他身為會津藩士發揮卓越才能，在蛤御門之變中率領洋式槍砲隊大展身手，卻最終失明，在鳥羽伏見戰中遭到逮捕，幽禁於薩摩宅邸中。當時其以口述筆記所寫成的《管見》，內容包括從議會、煉鐵法、貨幣、條約、曆法，到救民、女學校、釀酒法、官醫等，預見「近兩百年之後」的「憲政民主」制度架構，是維新時期超群的先驅性未來構想。他的才能在新政府中也相當重要，受到釋放後，對京都復興及產業振興，例如設立府立醫院、圖書館和印刷廠，還有和八重及其夫新島襄共同創建同志社英學校上皆有所貢獻。山本覺馬和大槻如電不同，他是帶領走向日本近代化的領袖。

大槻如電和山本覺馬雖然在方向上完全相反，卻證明了日本近代的智識廣度和深度，是由他們這些淪為敗者的佐幕派志士所引領，絕非掌握權力的薩長。新知性的創造，並不總是出於來自金字塔頂端的垂直軸，而是從打破各種縱向分割的橫越式越境中誕生。雖然這種橫越式的越境，即在自足意涵上攪亂體系或規範秩序，擾亂不同的符號並就此產出新意義的催化劑功能，正是丑角所扮演的角色，但敗者因放棄成為勝者，而發揮出這種丑角式的自由，有時是引領新秩序的自由意志。山口昌男指出，「敗者處世進退之道不同於勝者，他們形塑出對於自然、人類和文化上的另一種觀點」。

山口昌男亦提到，這種越境觀點的萌芽和幕末維新時期的基督教，尤其是東正教會有關。和山本覺馬及八重共同創辦同志社英學校的新島襄，促使其赴美的契機之一，便是在函館潛藏時認識的尼古拉神父。尼古拉神父後來將活動據點從函館移至仙台，又轉移至東京，以來自俄羅斯的捐款在神田駿河台興建尼古拉教堂。此時其與仙台藩的關係也很重要，山口昌男指出，大槻磐溪對俄羅斯和東正教會抱持強烈興趣。在地緣政治上，維新時期的武士注意到了美國的新教、俄羅斯的東正教、西歐的天主教，並接納了基督教。本書也曾提到，磐城平藩士之子天田愚庵在戊辰戰爭的混亂中與雙親和妹妹失散後，進入了駿河台的尼古拉神學院，可以想像到的是，類似的例子在東北諸藩的藩士及其子弟中應是相當多見。換言之，東正教會可能發揮了「作為戊辰敗者的基督教」的功能。

作者為日本著名社會學學者。東京大學前副校長、東京大學大學院情報學環教授、東京大學新聞社理事長；曾任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教授、情報學環學環長。學術專長為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研究領域包括視聽眾研究、全球化、技術的社會建構、大眾文化等。
繁體中文著作：《媒介文化論》、《博覽會的政治學》、《親美與反美》、《聲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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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敗者的東京：翻轉勝者敘事的都市論，回看德川幕府、薩長同盟、美軍進駐的三次占領》
作者：吉見俊哉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