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太空的戰略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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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太空戰略：美日太空安保合作

面對先進國家爭先恐後加入太空研發和活動，2008年日本制定《宇宙基本法》目的在於和平使用太空、提高民眾生活水準、振興產業、發展人類生活、促進國際合作、環境因素等。日本以首相為主成立了「宇宙開發戰略本部」，追趕日新月異的航太技術與太空研究，戰略思維上是對抗地緣政治上中國崛起和北韓核武威脅。

日本必須從更高的制高點來思索安保，故將太空政策設定在與安保相結合，成為日本發展太空的一大轉捩點，同時推動太空相關產業的商業化。2012年依據修正《內閣府設置法》，於內閣府增加「宇宙戰略室」作為太空開發的司令塔領導單位，其次組成「宇宙政策委員會」，由本委員會加上基本政策部會、宇宙輸送系統部會、宇宙科學和探查部會、宇宙產業部會構成。

另一方面，GPS對美軍的效能日益重要，美國規定2000年以前所有主要武器載台都必須裝置，定位系統早期以軍事需求為目的，如今已經變成軍民通用的資訊科技。低軌通信衛星是太空商業化成功的首例，美國國防部大幅採用商用系統，不再部署自己的系統，採用商用概念與準則，發展出國家或全球資訊架構，在危機期間可停止使用衛星通信作為經濟制裁。【Dana J. Johnson, Scott Pace and C. Bryan Gabbard，余忠勇譯，2000，《太空：國力的新選擇》（Space：Emerging Options for National Power），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39-42。】

在商用衛星導航上，廠商將全球定位系統（GPS）與太空通訊信和遙測系統結合，以符合政府其他單位與軍方的需求。日本是全球第二大定位系統製造商，GPS持續進行的軍事太空計畫，但由於各國無力承擔昂貴的全球太空飛彈預警系統，因此有許多國家想跟美國合作，而美國較有意與傳統友邦或共同區域目標者聯手。

太空權（space power）替美國提供了龐大的外交籌碼（太空外交），成為推動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或反制擴散的利器。整合式戰術預警暨攻擊評估系統並無商用功能，但卻有利於美國保障各方面利益，包括軍事、政治、經濟等，塑造穩定的國際環境。【Dana J. Johnson, Scott Pace and C. Bryan Gabbard，余忠勇譯，2000，《太空: 國力的新選擇》（Space: Emerging Options for National Power），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頁50-55。】

GPS系統帶來的定位功能，並且透過衛星遙測獲得精密資訊，美日對於太空的持續性、穩定性、自由管道和使用上有一致的共識。現階段美日在太空民生用途的合作，透過早期太空偵查和使用之協定，擴大到美國的GPS和日本的準天頂衛星系統（Quasi-Zenith Satellite System, QZSS）之相互運用，以及提高地方導航的合作；以環境、科學、災情監視等衛星監視資料使用，藉以強化觀測溫室效應之合作。2016年起國際太空站持續的運作等。

太空安保合作則有起自太空活動之國際行動規範施行以來，自發且實際加強太空透明度和信賴形成之措施，或是監視太空狀況服務和資訊共享框架等多樣合作措施，藉以加深太空夥伴關係；美日廣泛性對話，包含環境調查、科學發現、國家和國際安保以及經濟成長之合作等，日本讓所有省廳和機關都能強化與太空活動之關聯。

日本新太空策略：太空科技的廣泛運用

日本《宇宙基本法》除了與地緣政治和太空安保相關之外，也朝向太空商業的開發。然而日本2008年通過《宇宙基本法》，必須等到2016年才推出《宇宙活動法》和《衛星遙測法》的宇宙2法。2010年日本發射首顆準天頂衛星「引路號」，作為衛星定位試驗，此系統與美國發射的30顆衛星系統之GPS相搭配。故「準天頂衛星被定位為國家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成為日本太空政策中的優先項目」。衛星定位不僅與軍事相關，也在經濟運用上非常有利。日本政府預計在海外推廣準天頂衛星系統的使用。未來台灣無論在軍事或經濟發展策略上，準天頂衛星系統的運用係有可能作為台日合作的一環。

對日本而言，要打造Society 5.0的超智慧社會，必須要有精準的衛星定位以迅速傳送資訊的系統，智慧城市、物流運輸、大數據分析與物聯網通訊等。相較於美國的GPS、俄羅斯國防用的GLONASS、中國加強亞太區域定位的「北斗衛星系統」（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BDS）、歐洲民生用的「伽利略系統」（Galileo），日本準天頂試圖成為「日本版GPS」，運用在自動駕駛和農業機械無人化等。美日兩國對於資通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政策、網際和資安等，已經進行廣泛性的夥伴關係。在此框架下，美日對於制定國際規範、全球戰略、共同威脅與優先事項、擴大官民夥伴關係、科技合作、重要基礎建設及管理系統的安全性等，皆提高程度與層級，確保所有相關省廳和單位都能有所對應。

2013年第二期日本《宇宙基本計畫》（2013-2015年）的目標在於，允許將太空系統運用於安保領域，擴大太空利用範疇；力求確保日本的自主性，可以在需要時隨時發射和使用必要的衛星。截至2024年為止，日本都使用美日合作的H 2型火箭進行發射，但為求擠身國際火箭發射市場和降低成本，2013年5月日本開始著手自行研發H 3型火箭且持續測試，於2024年7月H 3型火箭3號機成功在種子島發射，替日本自主性太空發展邁進新的里程碑。

2015年1月日本公布第三期《宇宙基本計畫》（2015-2020年）的重點有三，第一，擴大安保利用，具體措施為2023年建構準天頂衛星7機體制【基本上一個衛星覆蓋於日本上空約8小時，故一天需要有3顆衛星運行。為對應緊急狀況，日本設定有一個備用衛星（靜止衛星）；但若不與美國GPS系統並用，日本預計將準天頂衛星設定為7顆。】、增加蒐集情報的衛星數量、促進美日太空合作。

第二，培育產業，預計十年內讓日本產官合作共達5兆日圓的衛星、探勘機等超過45架升空。為了刺激民間產業提出相關政策，如依據2016年通過的《宇宙活動法》可讓民間太空梭升空失敗時減輕其負擔，《衛星遙測法》讓民間可使用衛星圖像等資訊之相關規定等，並且從以往的短期計畫延伸為10年期的發展、新型太空梭的發展等。第三，促進民間產業的運用，使用定位系統的資訊創造出新產業。

安倍內閣積極發展太空安保，2020年6月日本第四期《宇宙基本計畫》（2020-2023年），以多元化國家利益的追求為目標，科技、產業為基礎做為強化日本發展太空活動。日本的太空發展必須從以往的政府主導轉向官民共創，才能活化太空產業。伴隨宇宙探勘，人類的活動已經離開地表，在未來世代月球和深太空都是重要的領域。同時也伴隨科技進步，殺手衛星或是太空安保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危險，無論是美國或中國，都將太空視為戰鬥領域和作戰領域。

因此太空安保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尤以近來在新太空時代超小型衛星構成的衛星星座群通訊，將會串連起太空產業的供應鏈，也成為日本要發展產業和科技必須再度強化的重要議題。即使是2023年岸田文雄內閣的第五期《宇宙基本計畫》目標在於，確保太空安保、對應國土強韌性與全球性議題、創造太空科學新知與產業、強化太空活動之基礎。並進一步提出「宇宙安全保障戰略」、「宇宙戰略技術」等，分別實踐於安保和經濟的面向上。

小結

從比較政治觀點來看，日本的新太空發展戰略具有國際合作的重要和地緣政治啟發的意涵。以微觀層次的太空法制度而言，日本《宇宙基本法》是台灣《太空發展法》的典範，以及2016年《宇宙活動法》、《衛星遙測法》和2021年《宇宙資源法》等。新增的法律重在推動民間參加國際太空市場和新創產業的活絡，可作為我國在法制上和新創產業的借鏡。

其次，我國的太空量能尚不如日本，日本作為世界太空大國，借力使力，若能以我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位置，加上日本太空軍事情報的搜集能力，完善情資共享的可能性。又或者在鄰近臺灣的與那國島、宮古島、沖繩等地，這些都有自衛隊基地存在，一旦共軍擾臺之際，自衛隊的出動量能和時間點，若能與我國相互合作，係可以避免錯失先機的可能性。

為實踐性策略的《宇宙基本計劃》，尤其在2013年起安倍的三次計劃當中，可以階段性整理出第二期計畫僅是設定追求日本太空的自主性，並且朝向自製火箭發射。第三期計劃則在於擴大安保利用以及培育產業的重要性，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太空人才的培育。

對我國而言，促進太空作為新興產業的過程當中，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往後向日本借鏡或是推動台日太空人才的交流和意見交換，也是我國政府可予以思考的。第四期計劃再度強化太空科技和產業為基礎的動向，並且跳脫政府主導朝向官民共創的發展，這是因為來自民間的資金和創意是公部門無法比擬的。

現階段的地緣政治考量和經濟安全保障概念，是可以結合我國的關鍵半導體戰略物資和日本的太空研發技術，在強強合作的面向之下，在亞太的太空領域創造出一番新局。

作者為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