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通往投降之路：三個男人與二戰終結的倒數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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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標選擇

華府，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

羅斯福去世了。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是個溫暖的春日，史汀生在紐約海德公園的羅斯福故居花園中，凝視著已故總統的棺木。戰爭部長聽著〈先祖的信念〉、〈永恆天父， 大能救贖〉等聖詩，心中百感交集。身穿灰色制服的西點軍校學生組成方陣，肅穆地行進而過。史汀生舟車勞頓地從華府來到哈德遜河谷參加羅斯福的喪禮。他離開華府時天氣悶熱，也害怕自己會失眠，但他還是驅車北上。這不只是因為職務。雖然他認為羅斯福「狡猾」，但還是懷念他的心胸寬大和見多識廣。

史汀生和新總統並不熟，他也出現在喪禮，低著頭，手握著帽子。四月十三日是杜魯門就任第一天。杜魯門在兩天前召開首次戰爭會議，史汀生在會後的日記中寫道：「他看來很願意且急於學習，全力以赴。」

史汀生和馬歇爾將軍及其他軍方高層到白宮向新總統簡報。簡報完畢後，戰爭部長留下來和總統私下談話。他對總統說，他要告知他有一種「力量不可思議的新炸藥」。史汀生並沒有詳細說明，但杜魯門已感到非常沉重。正如史汀生所言，他「從毫無作用的位子，到現在要掌握如此多的訊息。」杜魯門也沒有裝模做樣。「各位，」他在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去世那天宣誓就職時對記者說，「如果你們有在祈禱，現在就為我祈禱吧。」

史汀生耐心等待，讓杜魯門先適應新職位。四月二十四日，他呈上一張便箋給總統。

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認為我應該盡快和你討論一件高度機密的事，此事非常重要。我在你就任時曾向你稍微提過，但後來就沒有再提，因為你最近壓力太大。

四月二十五日中午，史汀生從側門進入橢圓形辦公室（為了避開接待室中的記者）， 和新的「總統先生」正式會面。

杜魯門和史汀生以禮相待，但也互有疑慮。杜魯門是民粹派民主黨人，熱烈支持新政。史汀生是上流階級的共和黨人，反對新政。杜魯門不會忘記帶著貴族口音的史汀生是華爾街律師；史汀生則知道穿著時髦西裝和雙色鞋子的杜魯門是「彭德加斯特的參議員」，意指腐敗的堪薩斯市彭德加斯特黨機器。兩人都想放下疑慮，但不是立刻就能做到。一年前，杜魯門的參議院委員會在調查政府採購時觸及到絕密的曼哈頓計畫，史汀生出手制止。史汀生後來在日記中寫道，杜魯門是「令人討厭、非常不值得信任的人。他說話圓滑，做事卑鄙。」

史汀生一如既往站得筆直，伸手到公事包拿出一份備忘錄交給杜魯門。這份備忘錄早上才剛完成，用字遣詞刻意要營造震撼效果：

在四個月內，我們即將完成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武器，用一顆炸彈就能摧毀整座城市。

備忘錄還談到史汀生思考了好幾個星期的問題，亦即，如果原子彈這種新科技不能加以控制，文明就有被摧毀的危險。美國現在能夠壟斷，但不會長久，比較不審慎的國家（他特別指蘇聯）會造出自己的原子彈。「當前世界的道德進步狀態及其科技發展最終將被這種武器擺布。」備忘錄警告說。

杜魯門是很聰明的政治人物。他和善地說，他記得戰爭部長曾制止他的參議院委員會調查這項極機密的計畫。現在，他說，他知道為什麼了。「他非常能接受。」史汀生在當晚寫道。

當天中午在橢圓形辦公室，對總統講完宏觀的哲學問題後，史汀生又拿出第二份文件給杜魯門，該文件詳述了曼哈頓計畫。此時，一位身穿陸軍將軍制服的壯漢走進房間。此人是過去三年間負責曼哈頓計畫的格羅夫斯。

格羅夫斯是從地下道進入白宮的，單獨在接待室等了一個小時。杜魯門開始讀第二份文件。這份文件很長，又滿是技術詞彙，杜魯門停了下來，說他沒法一下子吸收這麼多。史汀生和格羅夫斯勸他繼續讀完。「這是一項大計畫。」格羅夫斯說。

經過約四十五分鐘後，杜魯門說他完全同意這個計畫的必要性。史汀生詢問是否能組成一個政府高層委員會來探討原子彈的未來這個重大議題，杜魯門同意了。

***

格羅夫斯並不習慣久等，就算是在等總統。美國陸軍的格羅夫斯將軍對自己有絕對自信。在戰爭剛開打時，他負責建造五角大廈。他習慣發號施令，自信心爆滿到接近自大。他唯一的弱點是嗜吃巧克力成癮，穿起制服過於緊繃。史汀生很難入眠，格羅夫斯卻是一沾枕頭就呼呼大睡。格羅夫斯討厭「長頭髮」的科學家和「毛病多」的學者，但他挑選了一位傑出物理教授奧本海默來管理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儘管他懷疑奧本海默在內心深處是個共產黨（他不是，但他經常和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來往，包括他的情婦。他的情婦被格羅夫斯派人跟蹤）。格羅夫斯外表粗獷，但在人際關係上相當精明。他深知奧本海默極為自負，一心想造出原子彈震驚世界。

格羅夫斯將軍要向史汀生報告，但戰爭部長大致上都充分授權給他。格羅夫斯敬佩史汀生是個正派紳士，雖然有點過時，史汀生則對格羅夫斯的精力旺盛和辦事效率讚許有加。在華府憲法大道上的戰爭部辦公室中，曼哈頓計畫的主事者祕密調度著全美各地的實驗室和工廠。格羅夫斯樂於讓史汀生組一個委員會去思考核子武器的未來，而他有自己的委員會，一個「目標委員會」，負責提出和決定（如果格羅夫斯能為所欲為）要把原子彈丟到哪些城市。至少要丟兩顆，第一顆是向日本人證明美國人有原子彈，第二顆是讓日本人知道美國有不只一顆。

格羅夫斯的「目標委員會」由其副手法雷爾准將（Thomas Farrell）召集，成員是較低階的陸軍航空隊軍官和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四月二十七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也就是史汀生和格羅夫斯面見杜魯門的兩天後。（「我不在乎什麼委員會，」格羅夫斯說， 「只要委員是我挑的就好。」）

原來的設想是在水下引爆原子彈來擊沉日本海軍艦艇（等於是巨型深水炸彈），但後來認為行不通，遂改為高空引爆，但投彈高度必須非常高─要達到九千公尺，否則B— 29轟炸機投彈後會來不及脫離爆炸範圍。根據軍械專家估算，原子彈對地堡和工廠等混凝土強化結構並不特別有效，但對一般建築物尤其是木造房屋有極大破壞力。所以，最佳目標不是軍事基地或工業重地，而是日本大城市。

一些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無法接受要摧毀住滿平民百姓的城市。「有些軟弱的人對這顆炸彈的恐怖殺傷力感到害怕。」洛斯阿拉莫斯的首席軍械官帕森斯上尉（William Parsons）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寫信給格羅夫斯說。這些「軟弱的人」主張用「展示」的方法，也就是找個沙漠或太平洋小島，邀請敵人來觀看引爆。但這種展示只會「虎頭蛇尾」，帕森斯寫給格羅夫斯說。「連爆炸彈坑都不夠大。」只會燃起大火，但不會在地面上炸出大洞。

格羅夫斯和「目標委員會」對此表示贊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們決定目標必須是「其直徑四點八公里內沒有人口密集區的大型都會地區」。但這有一個難題。從九千公尺高空投彈絕對不會精確，航空隊很清楚這一點，因為B—29 轟炸機在投彈時會受到強烈的高空噴射氣流干擾。於是在五月十日至十一日在洛斯阿拉莫斯奧本海默辦公室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目標委員會」決定不能只瞄準純粹的軍事或工業目標。委員會的結論是：「任何小型或純粹的軍事目標都應該位於更大的爆炸範圍之內，以免因為炸彈投放失準而讓武器失去效力。」也就是說，炸彈應該要瞄準市中心。

科學家們知道原子彈會造成大範圍輻射，半徑也許可達五百多公尺，而且輻射有致命性。事實上，當兩位德國流亡科學家佩雷爾斯（Rudolf Peirels）和弗里希（Otto Frisch）首次想到要分裂原子來實現爆炸時，他們就曾寫道：「由於放射性物質會隨風飄散，炸彈可能無法在不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情況下使用。」既然對城市使用這種武器是「不適合的」，這些科學家建議可以把原子彈當成「對付海軍基地的深水炸彈」，但這個正是被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彈製造團隊提出、接著又否決的想法。「目標委員會」開會時很少討論到輻射的問題。這些選定目標的人並不了解輻射落塵的長期影響，他們只關心爆炸本身，不關心後遺症（純輻射炸彈，也就是用常規炸彈來釋放放射性物質的「髒彈」，在此前已被排除）。

史汀生對這些毫不知情。他沒有看過「目標委員會」的會議紀錄，也沒有人向他報告過輻射線。

這並非是刻意要將他蒙在鼓裡的陰謀。沒有錯，格羅夫斯是超會搞資訊隔離以求保密的官僚天才，所有資訊都掌控在他一人之手。然而，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是總統的重要科學顧問，他經常到洛斯阿拉莫斯，他和實驗室主管奧本海默都知道輻射線的基本原理。但康南特和奧本海默都想向世界展示這種武器的威力，而且都不想讓它和毒氣相提並論（毒氣在一戰中惡名昭彰，二戰中雙方都避而不用）。對他們來說，這些事情還是不說為妙。

***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星期二，第三帝國殘餘勢力在德國向盟軍投降。史汀生去教會參加感恩節彌撒。「人們神情肅穆，但團結而堅強，」他在日記中寫道，「這種聚會正好適合今天這種場合。」

第二天，五月九日，史汀生在五角大廈寬敞的辦公室會見三位參議員，他們剛去過德國參觀布亨瓦德、達浩和諾德豪森集中營。史汀生記錄道，這三位都認為，「此一所謂的暴行乃是德國政府蓄意且有計畫地用謀殺、飢餓和其他殺人手段來大量消滅他們所厭惡的俄國人、波蘭人、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人。」史汀生的用語頗為冷漠（「所謂的暴行」），但大規模殺人的種種證據確實讓人怵目驚心。

史汀生覺得精神很不好，他認為是過度疲勞的關係。他遵照醫囑接受檢查，但人們在一九四五年時對心臟病所知不多。醫生告訴他必須充分休息。史汀生和梅寶決定到海霍德度假一到二週。

但在那之前，史汀生要先去和杜魯門總統討論對日本作戰。五月十七日，他上呈一份備忘錄給總統：

基於我向您提過的理由，我深切以為我們的航空隊還是應該遵守在歐洲執行得很好的「精準轟炸」。我接到的報告說這是可以辦到而且是適當的。美國按規則行事和奉行人道主義的名聲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資產。我相信在動用任何新武器時，也應該同樣適用不針對平民的規則。

史汀生立意良善，但他寫這些話就算不是被誤導，至少也是不了解情況，甚至還有刻意不去了解之嫌。他寫這份備忘錄是在格羅夫斯的「目標委員會」已決定要把原子彈用在市中心的六天以後。而好幾個星期以來，李梅的第二十航空隊所屬的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一直在用燃燒彈攻擊日本城市，原因正是李梅一開始嘗試過的精準轟炸行不通。史汀生只是從報紙得知轟炸的消息，而他錯誤地以為這種無差別轟炸很快就會停止。在當年春天左右，不曉得確切是什麼時候，史汀生曾得到戰爭助理部長洛維特的保證說，陸軍航空隊此後「只會對日本進行精準轟炸」。但洛維特就算有心，也根本無法遵守承諾。

洛維特已經讀過李梅有關第二十航空隊的完整「作戰紀錄」，詳述了對東京和其他四座城市的大轟炸。他是在四月二十七日收到這份報告。「很精采的紀錄，我很高興能看到。」洛維特致函司令部參謀長諾斯塔德准將（Lauris Norstad）說（李梅在三月時暫停轟炸，因為燃燒彈已用盡）。四月二十五日，李梅致函諾斯塔德說，他開始相信可以光用轟炸就打敗日本，不需要陸軍或海軍發動代價高昂的進攻。而這正是洛維特這位信仰空權的戰爭助理部長所愛聽到的。

洛維特想在戰後讓陸軍航空隊獨立成軍，與陸軍及海軍平起平坐。他和航空隊其他高層都很不滿自己只是陸軍的支援部隊。洛維特和《時代雜誌》及《生活雜誌》老闆亨利．魯斯（Henry Luce）合作，發行航空隊的內部刊物《衝擊雜誌》（Impact），  刊出由《時代雜誌》及《生活雜誌》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誇耀航空隊轟炸機是如何摧毀羅馬和其他歐洲大城市而不傷及教堂和文化古蹟。洛維特和航空隊高層尤其想打動戰爭部長史汀生這位最重要的讀者。史汀生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看到這些精準轟炸的照片，在日記中大讚「了不起」和「奇蹟」。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史帕茨將軍寄給史汀生一本照片集，「用照片的形式來報告過去一年來所執行的一些戰略轟炸行動」。史汀生在二月十三日回信說，他「對於轟炸的精準和效果印象深刻」。這天正好是史帕茨的轟炸機群對德勒斯登投彈的前一天。他們想瞄準鐵路調車場，但其實根本沒有把握。

作者為美國記者、歷史學家、律師及作家。湯瑪斯出生於紐約州杭亭頓，成長於冷泉港，畢業於菲利普斯學院、哈佛大學（學士）及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他曾任《新聞週刊》記者、作家及編輯二十四年，也曾在《時代雜誌》及《卑爾根紀事報》任職。
1992年，美國中情局局長羅伯特．蓋茲（Robert Gates）授予他歷史性訪問權限，使他得以查閱機密情報文件。湯瑪斯之後在中情局內部期刊《情報研究》（Studies in Intelligence）撰文，分享他查閱機密檔案的經驗。
湯瑪斯也是公共事務節目《華府內幕》（Inside Washington）的常駐討論嘉賓，直至該節目於2013年停播。此外，他曾於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寫作與新聞學，並於2007至2014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費里斯（Ferris）講座新聞學教授。
湯瑪斯著作等身，《通往投降之路》是他的第十三本書，也是他在台灣的第二本翻譯作品，過去他曾與名作家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合著《美國世紀締造者》（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中文版2015年由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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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通往投降之路：三個男人與二戰終結的倒數計時》
作者：伊凡．湯瑪斯（Evan Thomas）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