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中國的亞洲主義：東亞的共識還是戰爭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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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的亞洲

東方文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吾人今日，不可不以兢兢業業之心，臨此未來之變局。蓋今日歐洲各國之大戰爭，實為百年以來之大變。而其影響於吾中國者，亦將為十年中之小變焉。」

——杜亞泉

一九一○年日本併吞朝鮮後，中國知識分子逐漸不再把日本視為資本主義下對抗不平等世界體系的亞洲民族。日本也愈來愈效仿西方，徹底成為能與西方勢力匹敵甚至擊敗對方的殖民強權，幾年前的日俄戰爭即是證明。不過中國菁英對日本的理解仍存在許多矛盾。日本在這段時期依然是知識的來源，也有很多日本人反對政府政策，呼籲對中國和亞洲採取不同作法，並且積極與區域內相同的有志之士交流。對中國和朝鮮知識份子來說，日語相對容易學，所以譯自日文的文章很常見。日文報紙在東亞各大城市皆可取得，通常為瞭解國際時事提供了管道，期刊和書籍則帶來科學知識。此外，庚子賠款獎學金的設立，雖使一九○九年起赴美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漸增，但日本依舊是中國和朝鮮學生最熱門的外國留學地點。

留日歸國的畢業生，大量進入工業、軍事、媒體產業及政府部門任職。這些菁英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建立國際關係，並常把日本流行的著述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

在日本霸權擴張的這段時期，大戰（後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暴露西方文明暴力與不道德的一面，促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以新的方式思考世界局勢和文明概念，此即本章關注的一個重點。隨著中國出版界擴大，與文明兩極對立相關的論述與日俱增，但最明顯的還屬中國當時最流行的月刊《東方雜誌》。由於西方文明之弊在大戰中盡展無遺，知識分子分析起當前的東西方二元論，討論透過衝突或融合消解文明對立屬性的可能性。日本知識分子在討論如何聯合亞洲抵禦西方帝國主義時，經歷的過程與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有所相關但又顯著不同。在中國民族主義漸興、反日情緒漸漲，日本帝國主義日趨張揚的這段時期，愈來愈多人對文明論點的亞洲主義產生興趣，中國知識分子也翻譯了數量驚人的亞洲主義文獻。

我在本章將闡述菁英知識分子如何展開自我認同，並把焦點放在東方文明─這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一環。對這一概念的興趣促使許多日本的亞洲主義著述被翻譯為中文。如前面幾章所示，近代中國與日本以古典儒家漢文化圈漢種族為基礎，交流合作已有數十年。到了一九一○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相對於西方重新定義東方，宣申東亞文明的獨特性。這個論述也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明定義為反帝國主義，這個定義顯見於日後亞洲主義的所有呈現形式當中，至今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在特徵，依然有其影響力。對東方的重新定義誕生於與日本論述的對話，日本在一戰期間對東亞文明和亞洲主義有諸多討論；對東方的新定義，也使中國知識分子排斥日本的激進亞洲主義，斥之為一種西方現象兼日本「脫亞」戰略的一環。最終對此議題，第五章和第六章將會解釋，中國知識分子將轉向建構自己的中國亞洲主義。中國知識分子雖排斥日本以任何形式居於領導地位，但對亞洲文明在道德上較為優越，可作為典範與西方帝國主義抗衡的這個概念持開放態度。

杜亞泉主持下的《東方雜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東方雜誌》已是創立有段時日的著名報刊。自一九一○年起由杜亞泉（一八七三―一九三三）出任主編，李歐梵稱他是「一名『過渡時期』的知識分子，極具晚清改革主義者範型：思想先進，翻譯多本現代科學和哲學著作，但不願接受全盤西化。」這段時期作為初階編輯在杜亞泉手下做事的章錫琛（一八八九 – 一九六九）回憶，杜亞泉從一開始就專注於科學。他和當時代許多學者一樣學過日語，以便能研讀日本傳入的科學文章。進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前，他便創辦自己的科學雜誌《亞泉雜誌》。 一九○四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後，杜亞泉開始在理化部的工作，部門內的人都和他是同鄉，因此在上海人稱紹興幫。

杜亞泉雖深入參與科學界，但他排斥許多當時漸成顯學的革命思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杜亞泉排斥當時中國著述中大為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引起《新青年》雜誌諸多撰稿人不悅。杜亞泉透過《東方雜誌》闡述並傳播他本身的文化觀和文明觀。當時許多思想者，特別是《新青年》的一眾作者，深深著迷於「現代」進化的概念，但這個概念並未給中國文化或東方文化留下空間。線性史觀要求「傳統」進步為「現代」，「東方」進步為「西方」。根據傳記作家高力克的說法，杜亞泉的文化理論「是回應《新青年》一派提出的文化進化論」。由這方面說來，杜亞泉可說是相對保守的知識分子，經營相對保守的期刊，然而他的文章並不能如此簡單歸類。

杜亞泉入主《東方雜誌》後，對雜誌的格式版面做了相當大的變革。鑒於雜誌在先前幾任主編手中停滯不前，為使雜誌現代化，他在一九一○年借鏡日本當時首屈一指的雜誌《太陽》的風格和版面。《太陽》是在日本營運已久的大眾雜誌，代表日本知識階級流行的興趣，杜亞泉多年間從中取用過許多文章。雖然從日本雜誌取材改造雜誌外觀的是杜亞泉，但在他接掌主編之際，《東方雜誌》及其創刊人早已與日方有密切聯繫。事實上，商務印書館直到一戰前幾年一直是半日本公司，很大部分受出版商金港堂管控。

《東方雜誌》的譯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商務印書館擺脫了使其名聲顯赫的日方管理和金援，但在這個體系下工作的中國編輯，一直要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高峰對新聞出版發動新一波攻擊才被撤職。日本職員雖然皆調至上海印刷公司，但金港堂經營時期留下的影響仍在，《東方雜誌》的包裝與內容皆有體現。《東方雜誌》直到一九一九年一直由杜亞泉主編，沿用《太陽》的排版和風格，並持續翻譯、刊登日本報章雜誌的重要文章，包括但不限於《日本中央公論》《日本外交時報》《新日本》《東亞之光》《亞細亞時》《日本及日本人》《廿世紀》《新公論》《東京日日新聞》。即使是與金報堂分家多年後，來自這些和其他具影響力日本報刊的譯文，仍然是《東方雜誌》極重要的取材來源。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兩年後，一九一七年上半年，雜誌頭兩個版面全部八十二篇文章當中有五十篇是譯文，其中二十三篇譯自日語文章，二十四篇譯自英語文章。

日文翻譯由《東方雜誌》編輯部負責。杜亞泉本人有時候也以筆名高勞或傖父列名譯者。回憶早期在杜亞泉手下擔任翻譯的時光，章錫琛表示自己會以杜的筆名進行翻譯，刊出前杜亞泉會審閱及修正譯文。翻譯過程很難準確地說有哪些人參與，但看來可確定的是杜亞泉任職《東方雜誌》主編期間，雜誌翻譯和刊登的內容掌握在他手上。

與亞洲主義相關的文章中，日語文獻由《東方雜誌》三名最重要的編輯譯介：杜亞泉、錢智修（一八八三─一九四七）、章錫琛。三人都不是狹義的保守派。不過新文化運動期間，錢智修和杜亞泉皆被指控是保守派，因為他們在一戰期間對西方文明產生不信任，改而推廣一種將基於儒家思想的東方價值涵蓋在內的現代化方式。事實上如劉禾所指出，杜亞泉發揮了重要作用，把關於個人的討論推向關注焦點。杜亞泉的思考很獨特，他關注的是調和個人的提升與儒家思想和社會主義。他雖然持續推廣西方科學，透過出版《東方雜誌》對現代化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願全盤接受西化，直到被撤除主編職務前都不斷為儒家思想辯護。

這幾位翻譯接觸日本的經驗不多，也無從證明他們之中有誰曾在日本受過教育。杜亞泉自學日語以閱讀他著迷的科學書籍。章錫琛自小傾慕日本，雖然一直希望去日本留學，但始終沒有機會。他最接近留學的經驗，只有在紹興的東文傳習所學習日語三個月，並於數年後回到傳習所工作。但這已足使傳習所校長杜海生將他引薦給自己的遠房親戚杜亞泉。不出幾年，章錫琛已經是有名望的譯者，五四運動前一直在杜亞泉手下效力。而杜亞泉的核心理念框塑了《東方雜誌》的內容，決定哪些內容應該翻譯，左右雜誌對時事的關注重點和觀點。

《東方雜誌》所見的歐戰

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相對要小，但知識分子極度關切這場戰爭，歐戰也對東方文明意識興起有莫大的影響。東方文明意識在中國的亞洲主義和民族主義中都是重要的構成要素。晚清知識分子作為意識形態前提所關注的富強，一夕之間受到質疑。許紀霖即解釋：「歐戰的爆發與慘烈，讓中國知識分子從物質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這兩個夢幻中驚醒。」這在《東方雜誌》尤為可見。《東方雜誌》是當時中國最廣為人閱讀的期刊，內容極度外瞻，大多數文章與中國乃至東亞無關，主要著眼於歐洲和北美，偶爾言及世界其他地區。雜誌開頭通常會有一篇社評文章審視中國及國內問題概況，焦點多半放在中國與世界整體的關係。寫這篇文章的通常是杜亞泉，但有名的客座作家不時也會獲得撰寫社評的恩待。後續的文章則會在世界體系脈絡中探討中國的問題。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這為中國與許多在世界各地漸形普遍的重要論述建立起明確連結，這些論述透過全球新聞體系四處流通，而今中國也是體系的一環。歐戰也因此成為討論中國之現在與未來的一個轉捩點。

自戰爭起始至結束，特別是戰爭初期，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就對歐洲時局十分關注， 會閱讀詳載人物生平、地圖、前線照片、遭圍攻城鎮的翻譯報導。《東方雜誌》的前三十頁經常以戰事報導為主，有時占去第一區塊的九成。杜亞泉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號就已經提出戰爭對中國的潛在影響。他預見英日同盟會使戰爭延燒到東亞，青島和香港很快會陷於戰火。一九一四年九月一日號，他對戰爭對中國影響的預測十分準確：「吾人今日，不可不以兢兢業業之心，臨此未來之變局。蓋今日歐洲各國之大戰爭，實為百年以來之大變。而其影響於吾中國者，亦將為十年中之小變焉。」此文顯見杜亞泉對戰爭規模的擔憂，但也隱含他對中國人民能認知到自己在現代體系中的位置，帶領中國走出困局的期望：「此次大戰爭之關係於吾中國者，一為戟刺吾國民之愛國心，二為喚起吾民族之自覺心。」

同於五四運動的大多數參與者，杜亞泉也把自覺心和愛國心擺在希望中國做出的變革首位，乃至於用《東方雜誌》當作在中國傳播現代化思想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強調科學的重要，一方面仍懷有對東方歷史和傳統的自豪，而歐洲戰爭的慘烈又提高了這種自豪。歐戰初期，杜亞泉便批評歐洲問題的核心是心胸狹隘的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博愛主義，雖為基督教之標幟，而其國民之裡面，則偏狹隘民族主義、桀驁之帝國主義，固結而不可解，以民族之誇負心，釀成民族戰爭，同一白色人種之間，猶演出如此之慘劇，吾儕黃人能勿悚然懼而憬然悟歟？」

這種對西方的恐懼與過往不同。以文明開化自豪的歐洲民族國家亦爆發戰爭，西方優越的論述不再站得住腳。杜亞泉率先對西方文明做出抨擊。他雖然大力倡導科學，但並不像許多同代人那樣接受乃至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在一九一九年後很快消失於公眾論壇，但整個一九一○年代，他以東方文明的支持者之姿，對中國人的思想留下深遠影響。

史峻博士的研究聚焦於中日思想關係與翻譯史，目前任澳洲墨爾本大學翻譯研究學系副教授。代表著作為《中國的亞洲主義》，主編之專書為《佔領的譯文：日本侵略中國，1931–1945年》(Translating the Occupation，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1年）。二○一○年於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並於二○一四年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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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的亞洲主義：東亞的共識還是戰爭催化劑？》
作者：史峻（Craig A. Smith）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