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仇外：義和團、種族屠殺、英國脫歐、川普當選，仇外情結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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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義和團運動

一九○○年四月十四日，巴黎世界博覽會敞開大門，迎接無數慕名而來的參觀者。這場慶典展示了電力宮、盧米埃兄弟的電影、摩天輪、柴油引擎以及其他奇觀，激發了人們對於新世紀的美好憧憬。高達五千萬人湧入會場，觀賞這些現代世界的奇蹟。在眾多奇觀中，遊客參觀了民族村和人類動物園，那裡展示了來自遙遠部落的原住民，例如馬達加斯加的馬達加斯人和西非的達荷美人。其中一張活動海報，描繪了阿拉伯人和亞洲人群集在一位高高在上的白人女神腳前。拜西方科技和工業勃興之賜，全世界的互動變得越來越緊密。

除了這些歡慶的世博會報導之外，法國報紙還刊登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故事，一個關於社會秩序正在崩潰的故事。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以連載歐諾黑．德．巴爾扎克的小說而聞名的老牌報紙《憲政報》刊登了一篇簡短的未署名報導。這篇來自上海的報導講述了在中國北方出現一種新興的「仇外者」運動。三天後，喬治．克列孟梭的左翼報紙《正義報》轉載了這條新聞和「仇外者」一詞。接下來，它出現在《宇宙報》上。然後，在八月三十一日，一份最具文學氣息的報紙《日報》刊登了一位中國滿清官員的文章，譴責本國的暴徒及其仇外心理。隨著秋天到來，《新聞報》的頭條警告了中國仇外心理的危險性，到了十月時，《費加洛報》和《晨報》都假定讀者已經完全理解了他們在抨擊中國「仇外者」時所要傳達的意義。不到一年，「仇外者」（xénophobe）和「仇外心理」（xénophobie）就成為了法語詞彙的一部分。

巴黎人得知，「排外者」引發的社會問題始於一八九九年冬天中國北方某個角落。這些排外者並非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敵對國家，而是關注更廣泛的社會分歧，這些分歧由於西方列強前所未有的海外擴張而變得格外重要。眼見他們搖搖欲墜的帝國不僅被一個國家滲透，還被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俄羅斯人和日本人瓜分，一批貧困的青年揭竿起義。由於他們擅長武術，西方人稱他們為「拳民」（Boxers，即義和團）。雖然他們的一些目標仍不明確，但他們的口號卻表達得非常清楚：「扶清滅洋！」

義和團運動反抗所有殖民強權，這源於數十年來全球化的急遽發展。如同十六世紀西方列強在新大陸圈地掠奪土地的熱潮一樣，進入十九世紀，新科技的出現引發了西方擴張的第二波浪潮。由於機器發明，旅行變得愈發便捷，歐洲移民蜂擁進入了人跡罕至之地，思想和產品也得以跨越海洋、高山和沙漠。隨著電報的發明，長期以來彼此隔絕的部落開始交流、貿易，並逐漸融合。不同的人類族群長期以來因各自對上帝與自然、神聖與世俗、道德、政治和個體的狹隘觀念而產生奇特的差異，現在卻發現彼此驚人地相近。就像西班牙人和納瓦人的相遇一樣，由於這些失散已久的人類表親對彼此知之甚少，他們無法不注意到這些新發現的人類親戚在外貌、習慣和風俗上都與他們截然不同。

人口變遷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在一八五○年以後，經濟的繁榮導致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人口密度增加，引發了規模空前的移民潮，數十萬人前往異鄉尋求新的機會。得益於電報、全球郵政系統的建置，以及蒸汽船和火車等革命性交通工具的出現，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俄國人紛紛離開家園。過去只有最絕望或最冒進的人才會穿山渡海，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行冒險旅行，甚至只是為了尋求刺激。十九世紀末，追求刺激的旅行者攜帶著庫克、貝德克爾或米其林等著名旅行指南，開始周遊世界，他們被稱為「環球旅行家」。

這次人類的大規模重聚，激發了一些人憧憬著世界大同時代的到來。隨著科技發達國家的居民散布各處，政要們開始倡議制定全球性的法律，甚至組建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在日內瓦、巴黎、伯恩、倫敦和海牙等地召開的大會上，律師、和平主義者和外交官齊聚一堂，呼籲建立國際組織，以規範戰爭、貿易、專利和版權等領域。樂觀主義者提出了「世界聯邦」或「世界合眾國」等概念，全球主義者，如德人瓦爾特．舒金，設想了一個未來，民族國家及其痼疾——民族主義——將被視為失敗的實驗。舒金和他的盟友們是世界公民，他們呼應了北非奴隸出身的羅馬劇作家泰倫斯的經典名言：「我是人：我認為與人有關的一切都與我息息相關。」

然而，在如此宏偉的宣言背後，卻潛藏著截然不同的現實。這些長期分離的部落之間的重聚並非總是那麼友好。國際間的相互依賴往往源於強權的武力威脅。在一八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憑藉著工業實力和海上力量、連發步槍和炸藥，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時等國競相瓜分新市場、廉價資源和強制勞動力，征服了實力較弱的國家。這場史無前例的征服浪潮幾乎蔓延到了整個非洲以及亞洲和南美洲的許多地區。與此同時，清朝和鄂圖曼帝國的崩潰為列強提供了更多掠奪土地的機會。

儘管日本、俄羅斯和美國也積極參與了這場海外擴張的狂潮，但歐洲列強才是這場狂歡盛宴的主角。歐洲帝國強權爭相瓜分廣袤的土地，正如一位憤慨的觀察家所言，這是一場「人類良心史上最可恥的掠奪狂歡」。對於殖民者來說，這種瘋狂的掠奪帶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風險：較小的風險來自裝備簡陋的土著居民的抵抗。殖民者由於擁有明顯的武力優勢，而且堅信自己是在行善，對此不是太擔心。更大的危險在於在瓜分殖民地的狂熱中，競爭激烈的侵略者間可能會擦槍走火而爆發戰爭。因此，全歐洲的協調被認為至關重要。

一八八五年，柏林剛果會議（簡稱柏林會議或西非會議）召集了十三個歐洲列強和美國。為了避免在非洲的殖民競爭中爆發衝突，他們將非洲大陸瓜分殆盡。儘管各國簽訂了相關條約，但隨之而來的並不是一個世界合眾國，而是零星的衝突和錯綜複雜的聯盟，這也預示著全球化可能引發一個嚴峻的後果：世界大戰。

世界正在縮小。歐洲人攜帶後膛步槍，儲備奎寧以預防瘧疾，利用蒸汽動力逆流而上，歐洲人闖入了曾經深不可測的內陸。這些不速之客堅持留下來；他們建立了貿易公司，隨後將其轉型為種植園。至於當地原住民，雖然柏林會議效仿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明令禁止奴隸制度，但他們卻「受雇」為契約勞工，淪為半強迫的勞動者。外國商貿據點逐漸演變為保護地，最終成為殖民地，直接隸屬於歐洲宗主國。在短短的時間內，一群勇猛無畏的商人搖身一變成殖民統治者，他們的統治有歐洲砲艦和軍隊為後盾。

為了合理化這些行為，一套複雜的敘事網絡被編織出來。在剛果會議上，歐洲文化向東擴張的行動被歌頌，這都要歸功於法國人所倡導的「文明使命」。與在新大陸殖民的西班牙人如出一轍，盎格魯─撒克遜族英國人、條頓族德國人、信奉天主教的法國人和泛斯拉夫主義的俄羅斯擴張主義者，都將自己視為仁愛的傳播者。這些自詡為「解放者」的殖民者宣稱帶來了融合基督教、科學和正義的文明。據說，他們不僅是為了掠奪財富、土地和權力而來，還肩負作為維和者、解放者和教育者的使命。作為交換，這些被視為「野蠻人」的原住民將被迫放棄他們的土地、文化，以及最基本的自由，以擺脫迷信、食人習俗、殘忍和貧困。

宣教士、教師和官員們高舉著自由的旗幟，深入殖民地。他們在那裡接觸到了淘金者、前罪犯、放蕩不羈者、奴隸販子和海盜等各色人等。由於對自己的公義正直、上帝的恩典、血統的高貴和文化的優越性深信不疑，因此他們對當地人的反應感到困惑。這些西方旅人注意到，在異國他鄉，他們時而受到款待和卑躬屈膝的服務，時而又會遭遇憤怒和暴力的對待。在殖民者的自我敘事中，這種劇烈的轉變似乎不合邏輯。因此，當中國爆發了一場旨在攻擊和消滅外國人的義勇軍起義時，人們便引用了一個源自古希臘語、用以描述非理性恐懼的罕見詞彙，來形容這種現象，似乎再合適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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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國人而言，中國發生的戲劇性事件格外引人注目。歷經一八七一年的慘敗後，為了避免國內發生動亂，他們遵循勒南開出的處方，積極向海外擴張。勒南對於那些對殖民擴張抱持道德疑慮的人極不耐煩，他聲稱：「一個優越種族征服並統治一個劣等種族的國家，這根本不足為奇。」一八七九年，《悲慘世界》的作者維克多．雨果也在一次公開場合疾聲呼籲他的同胞們：「上帝將非洲賜予了歐洲，去奪取它吧！」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法國第三共和國積極推行擴張政策，其殖民帝國以驚人的速度快速擴張。到了一八九五年，生活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人口從五百萬激增到五千萬。到了一九一三年，法國控制了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海外領土。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僅次於英國，成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一八八九年，法國殖民學院成立，專門培訓殖民官員，課程涵蓋人類學、殖民社會學和大眾心理學等。為了滿足這個迅速擴張的帝國的需求，法國報紙不斷向讀者提供來自中國、鄂圖曼帝國、非洲地區、南美洲、波羅的海國家、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的各種新聞。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例如外交官的到訪、上校因不明原因被遣返或上尼羅河地區的緊張局勢，都被當成新聞來報導。當中國北部一個偏遠地區發生叛亂時，立刻引起了數十家法國報紙爭相報導。

中國會出現動亂並不令人意外。早在一八七三年，一位不具名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就發出了預言性的警告。他讚賞了教宗庇護九世積極擴展在中國傳教事工的努力，但同時也提到了可能引發的後果，即遠東地區的「仇外心理」。這位神父告誡說，日本和中國仍然對外國人表現出強烈的不友善。一位法國領事也抱持類似觀點，提及這些數世紀以來長期「閉關鎖國」的「東方」國家，很可能對外來者產生排斥心理。

這些描述並非一句簡單的「西方偏見」就能解釋。事實上，日本人對「野蠻人」——包括北海道的北方民族和所有西方人——長期抱持敵意。一五四二年，葡萄牙人登陸日本海岸時，就被當地居民戲稱為「長鼻妖精」。隨後幾年裡，西方傳教士開始在日本定居，並贏得了一些地方領主的支持，建立了一個大約三十萬人的基督教徒社群。這最終導致了日本國內強烈的反彈，一五八七年，日本頒布了驅逐基督教徒的禁令。從此，日本開始實施鎖國政策，僅允許荷蘭商人在長崎進行貿易。直到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里率領砲艦強行要求入境，日本才被迫結束鎖國。即使在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了現代化改革，對西方世界更加開放，但其政治精英仍然對外國人抱持著強烈的懷疑和不信任，尤其在注意到一海之隔的中國發生的社會動盪之後。

雖然法國的總督和傳教士對日本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將中國視為一個「完全鎖國」的國家卻是荒謬的。確實，擁有長城的中國曾一度採取排外的孤立政策，只允許廣州一個港口進行海上貿易。然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慘敗導致大清王朝搖搖欲墜。作為勝利者，英國、法國和俄羅斯進入了中國，中國被迫同意接受宗教自由並開放鴉片。開放天津為通商口岸、允許英國船隻販運契約華工到美洲、割讓領土給俄國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換來了表面上的短暫和平。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這個在慈禧太后統治下的衰弱帝國，逐漸被西方傳教士和商人滲透，擴大了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擁護清朝的支持者悲痛地意識到，他們渴望國家獨立自主，不受外國干涉的願望被列強肆意踐踏，這個曾經威嚴的帝國喪失了對領土的主權。

接著，一八九七年，導火線被點燃了。在山東省南部，兩名德國天主教傳教士理查．亨樂和弗朗茨．尼厄斯遭到秘密會社大刀會殺害。這起事件為德皇威廉二世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入侵藉口。德國軍隊迅速佔領了居住著六萬名中國人的土地。其他列強看到德皇如此輕而易舉地入侵中國，也紛紛效尤，派兵進入這個瀕臨崩潰的國家。到了一九○○年，俄羅斯佔領了滿洲，但隨後又被日本奪走。英國擴大了他們在香港的領地，並試圖控制西藏。法國擴大了它在印度支那（中南半島的舊稱）的殖民地。葡萄牙則吞併了澳門。

與此同時，山東西北部發生了旱災，許多人陷入了飢餓的困境，饑荒的恐懼籠罩著人們。一群年輕人將義和團的群眾性降神附體傳統，與大刀會刀槍不入的信仰和儀式結合在一起。他們透過念咒、吞符、深呼吸和習武，相信自己刀槍不入、百邪不侵。這些「義和團成員」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

義和團最初只是一群暴徒構成的烏合之眾，他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一開始，他們將矛頭對準了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和人數稀少的西方傳教士。隨著襲擊事件頻傳，清政府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一邊是要求確保其國民安全的歐洲列強，另一邊則是躁動不安的憤怒民眾。慈禧太后的顧問大臣們也意見分歧。與此同時，黃河發生了嚴重洪災，造成了大量難民，也使得更多生活困苦的基督徒加入了義和團。叛亂分子迅速蔓延至整個華北地區；然而，由於當地外國人稀少，他們攻擊外國人的意圖大都未能實現。儘管如此，這些農民還是起來反抗這些象徵著他們因西方人而失去的一切的人事物。

隨著義和團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們的號召迅速傳入天津、北京等外國僑民聚集的城市。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名英國傳教士被殺害，隨後四名法國和比利時工程師一行人也遇害。從受害者的國籍可以看出，義和團並非因為仇英、仇法或仇德而行凶。看著自己的國家被多個國家瓜分佔領，他們向所有這些國家宣戰。數以千計的義和團拳民彷彿在一夜之間湧上街頭，肆意焚燒教堂、追殺外國僑民。在這場暴動中，近兩百名非中國籍人士遭到殺害。

在法國，義和團起義與巴黎世界博覽會的輝煌成就繼續並列報紙頭條。全國各地的報紙讀者們驚訝地發現，同一版面上既刊登了巴黎電力宮等令人驚歎的發明創造，又刊登了野蠻、原始的暴行。報導指出，中國的仇外並非針對任何特定個人或被污蔑的群體，也不是針對任何定居者、殖民者或侵略者，而是所有外國人。一群著魔、半瘋狂的中國叛亂分子會攻擊任何非中國人。

在兩名傳教士被殺害後，德國政治評論人士警告說，中國出現了仇外情緒。他們用德語詞彙「Fremdenfeindschaft」（意為「視陌生人為敵人」）來描述這種現象。然而，這個詞彙並沒有被其他語言所借用。相反的，法語的「仇外心理」（xénophobie）一詞迅速傳播到了英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等語言中。西方讀者幾乎立刻就對關於仇外「宣傳」、仇視講「華語」者、「秘密仇外組織」以及仇外分子煽動群眾血腥暴力的故事，充滿了濃厚興趣。仇外心理不再只是指某種罕見的疾病或西方國家之間的廣泛競爭；它現在被用來解釋西方全球主義者在東方可能遇到的可怕麻煩，在那裡人們可能會對所有外來者表現出一種非理性的暴力仇恨，正如那些崇拜鬼神、暴力的義和團所體現的那樣。

作者為精神科醫生、歷史學家暨作家，近作有《現代心智的發明》（Soul Machine: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Mind）。現為德威特．華萊士研究所所長，威爾康乃爾醫學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精神病學教授。

馬卡里祖籍黎巴嫩，為信仰東正教的阿拉伯人，幼年隨父母移居美國，經常不確定自己是什麼人。1975年黎巴嫩開始長達十多年的內戰，讓原本包容多元的國度陷入殺伐的煉獄，成為他寫作本書、探究「仇恨與排外」的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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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仇外：義和團、種族屠殺、英國脫歐、川普當選，仇外情結的歷史》
作者：喬治．馬卡里（George Makari）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