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博物館裡的臺灣史：博物館與紀念場址如何建構臺灣人身分認同、形塑歷史記憶，定調「臺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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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白色恐怖以及和平與和解論述

人權博物館

二○一二年三月二日，時任總統的馬英九在臺北的國立政治大學主持雷震紀念館正式開幕儀式，在現場向雷震家屬鞠躬致歉。雷震在一九五○年代擔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後來日益直言不諱，在他的雜誌《自由中國》上表示支持人權，也引發眾人關注國民黨未能在臺灣落實人權的問題。到了一九六○年，雜誌被停刊，雷震以叛亂罪遭到逮捕、被判處十年徒刑。他在一九六九年獲釋，但繼續受到監視，直至一九七九年去世為止。一九八八年，雷震在獄中寫下唯一的回憶錄手稿被焚毀，顯然是國防部長鄭為元下的命令，而鄭又是受到權勢顯赫的國安局逼迫而為之。儘管國民黨長期以來都宣傳臺灣為「自由中國」，是大陸專制的共產主義政權之外的另一個中國，但國民黨也在打壓異議分子：先是二二八事件後針對左派，爾後又是一九五○、一九六○年代諸如雷震的自由派，最後也打壓追求臺獨的人士。馬英九當時能為國民黨多年前的暴行道歉，表示國民黨（說得更廣是整個臺灣）已經有長足進步，願意公開昔日侵犯人權的事跡，也知道現在必須捍衛人權。馬英九的舉動表示國民黨態度已大轉向，能夠正視其壓迫異見的過去，也願意追求雷震所代表的人權理想。

自從解嚴以來，人權論述和呈現昔日侵犯人權行徑的展覽早已成為臺灣認同的核心。臺灣如今宣傳的自我形象是亞洲的人權「堡壘」（Horton and Ramzy 2018）。這座島嶼努力超越壓迫異見的過往，同時要擁抱民主、人權，此乃臺灣核心的理念，而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請參閱第二章）中也能見到同樣的理念。臺史博於二○一九年舉辦了一場特展，名為「迫力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官方臉書貼文寫道：「臺灣民眾彼此建立聯繫，走上街頭 ……為個人和集體權利而奮鬥，摧毀不公不義。」

「人權」一詞在解嚴後進入臺灣的主流公共論述，成為黨外運動及其衍生的民進黨的政治綱領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也是草根運動人士論述中的關鍵主題。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是支持民主的抗議運動，經常被視為黨外運動的開端，而這起事件的導火線正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當天一場非法示威活動。國際人權日紀念的是聯合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華民國當年是宣言的簽署國之一，而且中華民國的聯合國代表張彭春還是起草宣言的其中一位委員。在後戒嚴時代，各個政黨無不把臺灣定義成維護並促進人權的國家。之所以這麼做，一方面是要區隔臺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後者仍是一黨專制，人權紀錄不佳；另一方面，這也是為了讓臺灣這個努力爭取海外認可的國家躋身尊重人權的國家之列。國民黨如今雖然已接受這種認同，不過在民進黨的督促下方才緩慢、猶豫且勉強接受的。國民黨在二○○七年總統大選暴露出他們已到達此議題的容忍極限，因為馬英九當時指責民進黨，稱對方執迷於揭露白色恐怖，而該黨就是在搞「綠色恐怖」。這兩個政黨互相競爭，都想成為臺灣的人權政黨。

臺灣的民間組織也大力提倡人權論述，最著名的包括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臺灣人權促進會，以及人權教育基金會。前述第一個組織成立於二○○八年，致力於追求「轉型正義」，尤其努力讓受難者獲得賠償、對犯罪者啟動法律和道德調查，以及讓歷史真相大白。第二個組織成立於一九八四年，乃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人權組織；它致力於爭取臺灣和西藏等其他亞洲地區的人權。8第三個組織由作家柏楊創立於一九九四年，並在成立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一事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本章後文會再討論。另有某些學術中心致力於研究人權，例如東吳大學的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就設有人權碩士學位。

蔡英文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獲勝後，承諾會大力解決臺灣過去的人權紀錄問題。如同〈序言〉談到的，國史館蒐藏了臺灣以往與政治壓迫相關的文件，而吳密察在蔡英文就職前幾日被任命為館長。吳身為民進黨的支持者，承諾會積極為政治不公下的受害者爭取權益。二○一七年二月，蔡英文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官方文件盡數解密、接受公眾監督，讓轉型正義的整體機制更為透明（Horton 2017a）。蔡英文在演講中多次提到「轉型正義」一詞，她承諾要為國民黨時期的政治壓迫受害者及臺灣原住民族伸張正義。在二○一六年八月一日的演講中，她向臺灣原住民道歉，聲稱「一個族群的繁榮偶爾是建立在另一個族群的苦難之上。除非我們否認我們是追求正義的國家，否則就必須正視這段歷史」（Tsai Ing-wen 2016）。蔡英文也承諾要調查經濟的不公義現象，例如國民黨（它畢竟是一個政黨）所擁有「公共的」土地、房產和其他資產；不少綠營人士認為，這些應該屬於人民才對。二○一七年十二月，民進黨掌控的立法院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並於二○一八年五月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其職責是調查國民黨在獨裁統治期間犯下的不公義行為。某些國民黨立法委員認為，促轉條例本身即預示「新威權時代的到來」（Sean Lin 2017）。此外，那還可能使國民黨在二二八鎮壓期間處決的數千名人士獲得官方正式的平反（Chen and Chin 2018）。

臺灣人透過展覽空間關注過去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認為必須從中汲取教訓時，經常會提及和平論述。例如，臺北的「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就以「和平」與「人權」這兩個詞定錨，稱為「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這種結合有部分源自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聚焦博物館和紀念館在促進各國和平上的作用，但它早就已經是廣島等地紀念活動的一部分。尤其在臺灣，鎖定國民黨政權昔日鎮壓和野蠻行為的展覽以「和平」為目標，也是一種保護策展人的策略，以免有人指控他們利用歷史來謀取政治利益，或者說是挑起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仇恨。

本章討論的場址名稱中經常帶有「和平」字眼，或者在其文獻中大量使用和平論述。喬伊斯．阿普塞爾（Joyce Apsel，2016: 1）認為，「和平博物館」是「一群獨特的博物館，其內容和活動聚焦於和平的文化和歷史，而且包含反戰和反暴力訊息。和平博物館會陳列包括藝術品、橫幅和請願書在內的以和平為主題的物質文化，另外也展示促進非暴力、裁軍和解決衝突的反戰和社會正義運動的資料。」根據這種狹義的觀點，關注暴行和政治不公的博物館，無論其動機有多麼渴望和平與和解，嚴格來說都不屬於和平博物館。阿普塞爾（2016:4）指出，這類博物館關注「消極的和平，亦即著眼於從講述衝突、奴役、飢荒、政治恐怖和酷刑、失蹤、監禁以及其他罪行的歷史來汲取教訓。」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臺灣人權博物館怎麼樣穿上和平論述的外衣，將其作為合法化／正當化的一種形式。學者（Huang Longxing 2011）有時將這些博物館展出的文物稱為「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林恩．梅斯凱爾（Lynn Meskell，2002: 558）將「負面遺產」定義為「成為集體想像中負面記憶（negative memory）儲存庫的衝突場所」，因此在這些場址，和平論述與現場展示的「負面遺產」之間存在著矛盾。若引用路易絲．浦里克（Louise Purbrick，2011: 168）的觀點，或許我們也能夠指出，臺灣的人權博物館「在展示發生過的苦難與維護旨在防止苦難發生的權利之間，有脫節的情形」，綠營往往傾向於揭露前者，而藍營則偏好展示後者。

人權／和平博物館從二十世紀末開始才在世界各地興起，最先源自於劇烈政治變革所促成的新形式記憶，這些變革包括：美國的民權運動；東歐共產主義垮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以及智利和韓國等地的民主運動。前述這些變化促成各個博物館的誕生，好比密西西比民權博物館（Mississippi Civil Rights Museum，位於該州首府傑克孫﹝Jackson﹞）和國家民權博物館（位於孟斐斯﹝Memphis﹞的洛林汽車旅館﹝Lorraine Motel﹞）；智利聖地牙哥的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um of Memory and Human Rights）；以及溫尼辟（Winnipeg）的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of Human Rights）。藝術館也加入行列，紛紛舉辦展覽探討移民、性剝削和人口販賣以及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等敏感議題（Sandell 2012）。人權博物館也會由國際機構出力推廣，例如國際和平博物館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s for Peace，簡稱INMP）和紀念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簡稱ICMEMO）。這些組織也將提升大眾對暴行的認知以及追求和平與和解的目標結合在一起。

博物館和其他展覽空間發揮了重要作用，能吸引民眾關注臺灣的人權議題，將人權納入政治論述中，也讓大眾更加了解人權。這些博物館向參觀者宣告：臺灣或許有黑暗的歷史，卻不同於中國，願意接受並維護普世性的人權與價值。中國的官方言論並未明確反對人權觀念，而是在詮釋這些權利時，強調經濟和社會權利高於個人言論自由的權利。二○○六年十一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贊助北京的民族文化宮舉辦名為「中國人權」的展覽，而不出所料，展覽描繪出中國支持人權的美好圖像（Denton 2014:6）。臺灣的人權博物館抱著截然不同的人權觀點，認為要追求人權，就須揭露政治壓迫的黑暗歷史，同時建立現代民主國家。

自解嚴以來，臺灣成立了一些博物館，旨在引起大眾關注蔣介石政權侵犯人權的行為並促進人權教育。本章將重點放在兩個這類場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和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以及合併這兩者、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計畫。這兩座園區一直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爭論點所在，但兩黨都利用它們來展現臺灣是尊重人權、也和「自由」世界其他地區團結一致的民主社會。國民黨不願公開不堪的歷史，但也已認可這些場址，因為它們可以證明臺灣尊重人權，以此提升這座島嶼的全球形象。相較於中共，後解嚴時期的國民黨對於另類記憶極為寬容，願意揭露該黨的壓迫歷史及其造成的傷痛。

除了下面會詳述的兩個地點，臺灣還有許多關注國民黨時代侵犯人權行為的紀念場所，例如臺北的鄭南榕紀念館。鄭南榕是一九八○年代的民主鬥士，也是異議雜誌《自由時代》的編輯。一九八八年，他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提議制訂臺灣新憲法。國民黨見到鄭南榕如此煽動民心，便打算逮捕他，於是鄭把自己關在雜誌社的辦公室裡，雙方僵持了兩個月。最後，警方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對雜誌社強行攻堅，不願就範的鄭南榕自焚身亡。紀念館位於《自由時代》辦公室舊址，於一九九九年對外開放。二○一三年十一月，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投票決定以鄭南榕的名字重新為一個校園廣場命名，但遭到校長反對，稱大學需要保持「政治和宗教中立」。學生提出抗議。隨後，鄭南榕的妻子和女兒也加入戰局，尤其批評某位將鄭比喻為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成大歷史系教授。紀念館重現了燒焦的鄭南榕辦公室，鄭的女兒邀請這位歷史教授參觀紀念館，好更進一步了解她的父親。藉由這個小案例我們可約略了解圍繞綠島和景美場址的開端與成立所引發的爭論，下面會加以討論。

作者為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文系名譽教授；著有《展出過去：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記憶與博物館政治》（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暫譯）和《現代中國文學中的自我問題：胡風與路翎》（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暫譯）；曾任《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期刊編輯。二〇〇四、二〇〇九年曾來臺，先後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約訪問學人，以及國立中興大學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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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博物館裡的臺灣史：博物館與紀念場址如何建構臺灣人身分認同、形塑歷史記憶，定調「臺灣的故事」》
作者：鄧騰克（Kirk A. Denton）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