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之始,我的英國丈夫菲爾結束了在香港《南華早報》的工作,從認識至今二十多年來第一次換他跟著我,回到我1997年離開的台灣。
回台前的幾年,菲爾每年有六個月為《南華早報》訓練六位左右經過層層筆試面試、精挑細選來自不同國家的新進記者,在這個培訓計畫(graduate trainee programme)中,畢業不久的他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和菲爾朝九晚五朝夕相處,相當於進入新聞研究所,跟著一位有實務經驗的教授每週五天全天上課加上實習,接受魔鬼式的密集訓練,例如上課前開新聞會議,選擇當日重要的國際或是本地新聞,討論為何重要、如何採訪、報導方向。
菲爾把一整套在路透社工作的國際經驗在三個月內全數傳授給他們,接著我們回到法國普羅旺斯的家山居三個月。再回到香港時這些新進記者早已開始跑新聞,菲爾繼續用三個月的時間當他們工作上疑難雜症的導師,並且提供一些訓練課程給其他已經在工作的社內記者,然後我們再回到普羅旺斯三個月。這個模式一直持續到疫情開始。
當《南華早報》邀請他擔任培訓編輯時,菲爾表明雖然對新聞仍有極大的熱情但全職不是選項。若是兼職,必須是工作三個月休息三個月,時間由他調配。這樣的條件,因為他在路透社曾任歐洲經濟記者、亞洲金融編輯、南太平洋社長、南亞總編、北亞總編、最後回鍋南亞總編的全方位經驗,對方非常乾脆沒有二話全數接受,除了令人滿意的薪資還有跑馬地全景的酒店式公寓。
《南華早報》在許多人眼中早已是親中媒體,甚至在香港回歸之前都可能已經有了自我審查,不過不可諱言的是,對想認識中國的英語系人士而言,《南華早報》無疑是一扇唾手可開的中國窗。
姑且不論該報是否接受中國指令設限審查,他們的確有許多中國的消息和內幕報導,和《人民日報》海外版或是《環球時報》還是有不小的差別。這是事實,對該報也很有意見的我無須為其說項。接著談談台灣的英文媒體。
眾所矚目的Taiwan Plus
知道台灣計畫設立一個國際影音串流平台是2020年,我是寄予厚望的。彼時我們剛剛回到台灣,純粹因為對新聞的熱情,菲爾曾經根據他為路透社在印度與報社合作創設英文新聞台的經驗,應邀無償擬了平台計畫當成籌設階段的參考。一樣也是無償花了幾個小時面對多位顧問一字排開提供經驗,當天我亦在場,令人詫異的開會經驗是後話。至今回頭看,他似乎浪費了時間與心思,還有最重要的新聞熱忱。
我們搬到香港是阿里巴巴集團買下《南華早報》的第二年,集團執行副主席蔡崇信甚至曾保證會維持編採自主權。因為沒有身在其中我無法評論新聞自主與否,但不論在招募人才或是硬體設備方面,毫無疑問集團都投入了大筆的資金,包括把辦公室從灣仔暗無天日的老舊寫字樓搬到光鮮亮麗的中環時代廣場。
新任的《南華早報》執行長劉可瑞是挖角來的台裔美國人,主要職場經驗在營收、市場和廣告銷售,集團期待他帶領這個百年老報紙蛻變重生,渡過媒體數位化和社交網絡帶來的強烈衝擊。劉可瑞上任不久邀我們與他們夫婦在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吃飯,談及台灣,對媒體轉型的看法,還有記者該有的天職與精神,真真覺得過去的記者魂都回來了。
初次進入剛剛整修完的好幾層現代化《南華早報》新聞部,簡直可以用嘆為觀止來形容:中空樓層由寬敞的樓梯拾級而上,樓中樓從上往下看是在正中央的現代化編輯台,各個角落有記者可以自由工作的面窗高腳椅座位,甚至有自己的英式酒吧讓員工在週五下班後喝一杯。
菲爾從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路透社退休之後,這應該算是有意義的一個培訓專案。優渥的待遇放一邊,可以確定的是他教授的新聞採訪和在路透社時沒有兩樣,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外部或是自我審查,在訓練期間他嚴格要求記者以路透社的新聞標準採訪寫稿。就這一點而言,我很是欽佩願意花大錢,僱有國際經驗的資深編輯來訓練記者的《南華早報》,即使我不知道一旦培訓結束開始跑新聞,他們會不會對記者有限制。
2020至今該報有無何變化我無從置喙,不過疫情前那幾年我看到他們對培訓新進甚至在職記者的重視。然而那幾年菲爾培訓出來的年輕記者,多數已經被其他國際媒體網羅,離開《南華早報》了。
我們回到台灣時還在籌備階段的Taiwan Plus,有政府百分之百的支持,挹注的經費讓許多媒體羨慕不已,第一次進入Taiwan Plus在松江路上的新辦公室,和我踏入《南華早報》在香港中環的新辦公室一樣,只覺得驚艷,就像看到2016年想要全面迎向媒體新時代的《南華早報》一樣。
台灣不是香港,我們的新聞自由度亞洲第一,我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吧?我想。
這是一個資金極多的單位,可見政府對在國際間宣揚台灣的重視,因此每每看到用中國「大外宣」來污衊Taiwan Plus的言論,我總感到憤怒。台灣在這方面起步已晚,竟然還要被無知人士妖言惑眾!美國有PBS,英國有BBC, 日本有NHK,澳洲有SBS,都有政府資金或是補助。能不能做得好是一回事,台灣想朝這方面發展的立意,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事?這和中國的大外宣根本是兩回事。
回到英語新聞,的確中央社、央廣、公視、民視都有英語新聞,但這不表示不能有一個全英語報導的平台,但問題誠如資深媒體人李志德所言:「如果Taiwan Plus在籌辦之初就採『新創品牌』加上『整合』的模式,將各機構原本就有的英語新聞人才集結起來,由具備多年經驗的專業外語新聞工作者主導,就不會陷入『台灣找不到人』,而必須由欠缺台灣經驗的外籍主管主導的窘境。」
近年來由於中國對外國媒體的箝制,加上國安法對記者在香港的安全考量,不少國際媒體紛紛轉向台灣設點,這是不是就是台灣網羅英語記者的好機會,讓他們報導從台灣出發,或是加入Taiwan Plus?在我看來很難。要知道他們只是異地設點,台灣是中國無法再待下去的好選擇,但報導的出發點還是中國本位,不是台灣本位。這些資深記者都是外派,他們的薪資也不是台灣媒體願意或是可以負擔。
外籍記者的迷思
在討論Taiwan Plus的問題時,有些媒體採訪了不少該台的在職記者,很明顯由欠缺台灣經驗的外籍主管主導是極大的問題。《天下雜誌》曾經深入專題報導,長期主導編採會議的是一名身在紐西蘭的外籍顧問,和多名外籍核稿編輯。主管新聞部的台籍經理和外籍副理雖也參加會議,卻多是旁聽不介入。這個現象我也曾從在Taiwan Plus工作的台灣記者處聽聞,我試著從路透社英文發稿的觀點來看這種運作。
我在路透社工作時,許多當地社長非本地人,原因是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新聞帶入國際觀,當然英文母語也是重點但不是最重要的,經驗才是。這些外國人社長通常是路透社身經百戰的資深記者,且見多識廣多少與派駐國家有些語言或是經驗上的關聯,莫名其妙空降的例子不多。而這位社長會有一位當地的副手,例如我在派駐新加坡之前,已經從助理當到副社長,社長在許多重大新聞發生時,一定會詢問本地記者意見商量討論。
很難想像最重要的編採會議,是由遠在國外的外國人主導,據我所聞此類顧問也不只一位,而這些外國顧問應該不是全職。由兼差的外國顧問定奪台灣新聞的走向,如果至今仍是如此,實屬荒謬。
新聞取捨和平台方向(或是沒有),資深編輯對該媒體的定位(或是沒有)我感覺一直是菲爾在Taiwan Plus工作時最大的疑惑和挫折。而李志德提及的 accountability,即新聞媒體、記者和編輯對社會、受眾與真相必須負的專業責任,更是現今台灣媒體嚴重欠缺的,包括Taiwan Plus。
然而這又回到本文一開始的討論,台灣向來沒有成熟的英語環境,加上許多記者素質一天比一天差,要如何網羅有國際經驗的資深媒體人?如果不是因為跟著我,有著菲爾經驗的國際媒體人,有多少機率會主動來到台灣工作,又需要花多少錢請他們來台灣工作?去年菲爾接受商業公司的新聞稿寫作培訓計畫,從商務艙機票到五星級旅館到鐘點費,加起來剛剛超過百萬台幣。對他而言,這只是有收入的打發時間,不是因為新聞,必須要工作賺錢的階段已經不存在。
台灣媒體當然沒有這種經費,那是不是濫竽充數就好?花小錢僱不合適的人,比無法花大錢僱值得的人糟糕數倍。如果Taiwan Plus內部記者所言屬實,聘僱重點是英文能力,顯然完全忽略了新聞本身的重要性,或許這也是導致Taiwan Plus在新聞取捨和報導方式上經常被人詬病的原因。
最近登上版面的離職英籍資深編輯艾永青,大名我曾聽內部記者提及但多為嗤之以鼻。他或許因為私人因素心生怨懟,於是舉著媒體自主的大旗痛批Taiwan Plus,控訴沒有百分之一百符合政府敘事就會有麻煩,家人甚至會被攻擊。這是台灣,任何有一點點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不是事實。
一位名不見經傳,不知道有過什麼傲人經歷的外籍記者,忽然之間成為台灣政治專家、新聞自由的捍衛者,還引來政治人物大做文章討論起台灣如何留不住外籍記者,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標準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心態,表露無疑。
李志德的文章〈Taiwan Plus的確有問題 但不是你講的那些〉,精確點出Taiwan Plus的問題,台灣不是沒有英文報導的人才,但看看Taiwan Plus的風評或是運作模式,優秀有經驗的台灣記者會願意加入嗎?如果是我,我不會讓坐在紐西蘭、不了解台灣的外國人指點或是吩咐我如何報導,我會留在中央社或是央廣外語部門,因為他們是少數還有新聞風骨的台灣媒體。
我在本文的描述雖然全百分之百真實沒有絲毫渲染,但我畢竟不是在Taiwan Plus工作過一段時間的菲爾,或許有機會他可以從他的親身經驗談一談。不過這個遠來的和尚,說不定會因為他曾為文盛讚陳時中在疫情期間的表現,會再度被趙少康之流製圖指稱是民進黨的打手。
關於台灣媒體的亂象或者是窘境,我只能慚愧地承認:提出問題有很多意見的我,對解決之道束手無策。
作者在海外漂泊二十多年後,目前與同為路透社記者的英國丈夫,在八里左岸和普羅旺斯之間如候鳥般移居。希望兩人近半個世紀的國際新聞生涯,能提供些許真切看台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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