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危險的繼承：從眾、宗教與部落主義，形塑現代世界的人性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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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部落性與戰爭之演化

在我背後兩排座位遠的距離，有人正在擊鼓，鼓聲隆隆，而我周圍的觀眾們紛紛齊聲高唱，歌聲震耳欲聾。隨著英國國歌奏起，我感覺自己的背部和手臂全起了雞皮疙瘩。忽然之間，隨著米內羅體育場（Mineirão stadium）場內人群的波浪舞捲來，我發現自己竟然毫無思考地跟著站了起來。二○一四年FIFA世界盃足球賽，我和幾千名英格蘭足球迷一起來到巴西的美景市（Belo Horizonte）。但我來到這裡的動機，和周圍觀眾的來意卻是大異其趣。我不是抱著對勝利的期待而來，而是準備研究英格蘭足球隊被淘汰之際，共同挫敗感會造成什麼作用。我們從前的研究顯示，相較於支持的足球隊贏球（同甘），輸球的挫敗感（共苦）對於球迷造成的凝聚效果要強烈許多。我環顧四周，看著周遭同胞們一張張期盼的臉龐，一邊思考著，要是我們不只是能接受失敗，還能夠充分善用這份共同的苦難，這對大家來說會有多好啊。

比賽還沒開踢之前，我一直在觀眾席過道上穿梭，訪談了許多英格蘭隊的支持者。大多數人都同意接受我的問卷訪談，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於等待比賽開始的空檔感到很無聊（不過，其中有些人接受訪談顯然是覺得，一位牛津大學教授想要知道他們對於英格蘭隊球迷無窮無盡的受苦作何感想，實在是很搞笑）。我偶爾會被國際足總的官方人員攔下來，他們懷疑我是不是心懷不軌，但是當我向他們出示我的大學證件並解釋我研究的目的之後，他們也樂意讓我繼續活動。可是，比賽一旦開始，氣氛頓時驟變。沒有人想再和我交談，即便此時有人願意和我說話，我也根本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

我在美景市親眼目睹的場面，對於全球數以百萬計的足球迷來說應該是再熟悉不過了。但是有很多足球迷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響亮撼人的鼓聲與身體同步律動的眾人，這般集體情緒和興奮的表現，對於幾千年前的人類祖先來說也是同樣熟悉，從古埃及的集體儀式乃至於現代中國的國力展示，皆有類似的表現。人類歷史上的盛大聚會，有很多也是同樣將強烈狂喜和共同負面情緒的時刻結合到一起。此事的例子包括對於偉大領袖逝世的集體哀悼，對族群仇敵的憤怒及痛恨，還有對於殉道者、人祭犧牲者、角鬥士血腥死亡的恐懼與震駭。

大規模群眾感受到的共同焦躁（shared dysphoria），長久以來就被認定是群體紐帶或牽絆的強大源頭，但直到最近為止，我們才開始理解箇中原因為何。我在第三章提出很多證據，證明在儀式參與者和士兵的小群體之間，強烈情緒的共同經驗可以將個人身分和群體認同融合。當人們以這種方式融合起來之後，他們便會願意做出不可思議的自我犧牲行為，來守護或保衛所屬的群體。我在本書第一部關注的重點，是小群體這個層級的融合作用方式。但是隨著社會的成長，人們遇到了一個問題：如何在規模更大的群體，乃至於整個文明當中，創造出這種融合形式呢？

我們現在要探討的，就是這件事情。隨著社會規模擴大，與群體融合的能力也獲得擴大，此能力不只是運用於人人認識彼此的小型關係網絡，而且是運用在更龐大的人口當中。人們參與大型集體儀式，便是此事進行的方式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親身來到巴西參與世界盃足球賽的原因了。

我選擇入場的那場比賽，對我的國人同胞們來說已經注定是場令人痛苦的比賽。甚至在裁判都還沒吹響比賽開始的哨聲之前，大家都知道對英格蘭隊而言，賽事已經結束了，因為他們上一場球輸給了烏拉圭。許多球迷依然希望英格蘭隊可以帶著尊嚴，被淘汰得體面一些。但是，這場比賽本身其實是對於輸球落敗的儀式化表達，更像是在舉行葬禮，而不是在爭取勝利。英格蘭隊今日的對手哥斯大黎加，先前爆冷門擊敗了義大利，英格蘭隊的命運也由此底定。比賽過程有一段時間，哥斯大黎加的支持者對著英格蘭球迷高唱「淘汰！」（Eliminado），激起了一些衝突，弄得警察只好進入觀眾席維持秩序。但是「淘汰」確實沒說錯，英格蘭隊已經確定被淘汰了，他們這場比賽只是想要抓住一絲尊嚴。即使如此，英格蘭隊還是連這點願望都沒能實現，這場比賽最後踢合，以零比零平局告終，這也許是英國人記憶中最失望的世界盃之一。許多英格蘭球迷非常沮喪，有些人不禁掉淚。但從我的角度看來，這場比賽的結果簡直不能更好了。

從今日足球國家代表隊的支持者到古代帝國的多種族軍隊，這些受苦的共同經驗構成一種凝聚社會的機制，此機制的運用已有悠久的歷史。在足球迷的世界裡，群體紐帶主要牽涉的是幻想和娛樂，但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這是件生死交關的事情，此外，群體紐帶也是一股形塑人類社會演化方式的強大力量。

戰爭與部落性的演化

我在上一章曾經論證過，當新興的諸國聚合體發展為世界上最早的帝國時，它們的內部凝聚力往往有一部分是仰賴軸心宗教（Axial religion）的傳播來維繫。軸心宗教強調正義和公平的道德原則，能夠超越其他文化的差異，並且能夠讓高度多樣分化的眾族群保持黏合狀態。但是，軸心宗教的影響只限於新興帝國之締造。軸心宗教或許有助於多民族帝國成長茁壯，使其規模更大於從前的國家，並突破由上而下壓迫的過時體制；但是，以精神啟蒙或慈悲為懷為重點，顯然不是有助於軍事擴張的公式。但在現實上，軸心宗教卻變成與帝國主義事業和戰爭牽扯極深，規模前所未見。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在於人類的宗教性成見本身，而是人類的部落性。然而，想要確定部落主義在社會複雜性演化過程中的作用和角色，會遇上一些棘手的挑戰。所有人都能同意，某些類型的社會成長得比較龐大且更加持久；但是要確定哪些因素幫助贏家、哪些因素拖垮了輸家，絕不是容易的任務。這就是為什麼像塞沙特這樣的數據庫確實合乎我們的需求。此等數據庫可以將最好的理論彼此對照，確認哪些確實可靠而哪些站不住腳。這番程序所牽涉的變數太多，人腦若是不借助工具實在是無能計算。

誠如我於上一章解釋的，在建立塞沙特全球歷史數據庫的時候，我們認為有必要列出五十一種社會複雜性的不同層面，因為不同理論著重於不同的要素群。更棘手的是，數千年來世界歷史上興衰起落的社會數量多如繁星，使人望之卻步，即便我們努力將其中多樣性簡化為三十個樣本區域，其中依然包含數以百計的政治體系。如同我先前解釋過的，光是舉出例證或是選出有代表性的例子，並不是這個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所以，現在就讓我們來採取一條比較公允的研究取徑，也就是將所有證據匯集之後進行統計分析，看看這麼做所呈現出的成果是什麼模樣。

我們需要加以驗證的理論，可以清楚分作兩類。第一類理論群著重的是社會各種組織的「功能」（function）。這類理論的主張是，社會制度之所以能持續存在，是因為其能夠幫助其餘所有社會制度順利且有效運作，這便是社會制度的「功能」。功能主義理論（functionalist theory）有很多不同的型態，有些將重點放在由上而下的統治體系，能夠隨著社會規模擴大解決各式各樣的協調問題：舉例來說，玻里尼西亞階層次序隨著演化而層級愈來愈多，促成大量小酋邦最終由一個最高酋長邦統治。有些功能主義理論則將重點放在，交換禮物體制如何將大量不同的群體團結成為單一的文化政治實體，而此實體之成員絕不內戰，且在遭受攻擊時會作為盟友彼此協助。還有一些理論專注的重點，是關於胚胎功能（foetus function）之形成的信念如何將人們劃分為歸屬不同（以共同祖先之後代為基礎而組成的）群體，以及如何制定出大量相關規則去規範人們死後財產應該如何分配。這些理論聽起來或許各異其趣，它們的差異也確實很大。但關鍵在於，無論是哪種情況或案例，功能主義理論一概強調的是，社會革新─無論是組織政府抑或灌溉土地的方法─服膺社會特定需求的方式。其中，功能主義理論曾被用於解釋不同社會之興盛，這些社會之間的差異頗大，諸如祕魯印加文明、古埃及、蒙兀兒帝國等社會的興起。

第二類理論所重視的，則是「衝突」（conflict）在朝向更龐大、更複雜社會演化過程中的作用。此類理論的研究既關注內部形成的衝突（社會不公不義為其刺激因素），也關注國與國之間戰爭和征服造成的影響。衝突理論（conflict theory）一般認為，社會愈來愈龐大且富裕的原因，或者是透過控制住內部鬥爭和階級衝突，或者是透過殺戮、掠奪、奴役、剝削被征服的人口。衝突理論主張，在這些訴諸暴力的過程當中，社會吸納了更豐富的資源，並且擴張而締造出更大規模的社會形構。

塞沙特研究團隊的目標是能夠一口氣驗證上述的所有理論。為了驗證功能主義理論，我們在數據庫中納入各式各樣科技進步和經濟進展的指標，例如與糧食儲藏、道路、橋梁、運河、供水、貨幣體制、紀錄保存等事情相關的指標。為了檢驗有關內部衝突在社會複雜性演化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理論，我們則是去蒐集與最容易造成社會緊張之社會不平等問題相關的各種訊息，好比階級體制的表現。為了找出能夠恰當衡量外部衝突對社會之重要性的大略指標，我們使用的是軍事科技方面的資料，箇中的思考理路是，面對外群體（outgroup）嚴重威脅的社會，就會投入更多資源來改良自身的武器實力。此外我們也納入一項騎兵作戰的衡量指標，因為有許多先前研究顯示，騎馬技術與金屬武器（如盔甲與投擲類武器）之結合，與戰爭強度提高有密切的關係。

使用電腦統計來分析所有變數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出單憑人腦不可能識別與分辨的模式。面對漫長時間跨度當中大量的政治體，光是花精神去追蹤兩種變數之間的關係，對我們來說就已經夠困難的了。但是電腦卻可以分析橫跨幾千年時光千百個政治體系當中，十七項社會政治複雜性的潛在驅動因素。握有涵蓋共三百七十三個社會的漫長變數清單，彼得．特爾欽開始使用這些數據展開全面統計分析，探究每一種變數組合和社會複雜性程度的相關性。

統計結果呈現農業是社會規模與複雜性的重要驅動力，我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畢竟糧食生產的規模和效率，就會決定能夠養活多少人口，以及不事生產的菁英們能夠維持奢侈生活方式的程度。讓我感到震驚的，反而是古代文明規模與複雜性提升背後持續作用的另一股力量，那便是軍事科技。

在世界歷史進程當中成形的最大型社會，全都經歷了一系列的成長大迸發，而每一次成長大迸發都與新型的軍事科技有關。第一次成長大迸發和青銅武器的傳播有關，比如西元前三千年左右的兩河流域和埃及。第二次大迸發，則是和雙輪馬車或戰車的使用有關，戰車所提供的機動平台讓人可以在上面使用威力愈來愈強的複合弓。在西元前第二千紀，這項軍事科技大躍進幫助中國商朝、安納托利亞的西台人，以及埃及新王國，達成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組織規模以及領土擴張。後來，各個歐亞大陸次區域（subregion）也出現類似的躍進，使用更加先進的盔甲與騎兵戰法。接下來的一次大迸發，是在火藥的發現與有效運用之後出現。這一切軍事科技革新對於社會複雜性造成的效應之迅速，比從前單靠農業集約化達成的任何效果都還要更快。軍事科技政治組織規模之提升帶來驚人的影響，有這種變化的並不限於歐亞非帝國，我們在墨西哥地區也發現了類似的模式，弓箭和石刃闊劍的引進在墨西哥造成社會複雜性急速提高。與大西洋彼岸那些最大的帝國不同，阿茲特克人欠缺使用馱獸運輸軍隊與進行補給的能力。在西班牙征服者引進馬匹之前，美洲唯一達到較大規模的帝國，乃是使用本土羊駝從事運輸的印加帝國。

然而，最令人訝異的事情是，除了農業以外，我們選擇作為代表的其他變數，對社會政治複雜性之演化全部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大多數功能主義理論，以及關注內部衝突的理論，都沒有獲得證明。這是我們的世界歷史量化研究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之一，它使我們能夠篩除無法驗證的理論，並幫助我們將注意力放在更有望成立的理論上。我們發現了第一批嚴謹的量化證據，證明暴力軍事衝突是人類社會成長的主要驅動力，其作用遠遠超出其餘任何力量（農業的傳播除外）。

群體內部暴力這種有危害的現象，竟然對於人類文明演進有如此積極的作用，這個發現確實令人不是很自在。從藝術成就至於與精美建築，人類自然而然會讚嘆許多創造力表達的形式，但是這些創造力的表達竟可能是受暴力衝突所啟發，此等想法著實會使人感到不安。不過，此事背後有充分的道理能予以支持。特爾欽在他的著作《超級社會》（Ultrasociety）裡頭提出，放眼世界歷史，在其餘條件皆為平等的情況下，戰爭之所以能夠擴大好戰部落的規模，是因為大群體在與小群體的競爭當中更容易勝出。事實上，這番邏輯可以明顯見於許多有關早期國家形成的理論當中。以兩河流域文明早期、兩河流域文明古典期、哈拉帕文明成熟期、古埃及文明前王朝期為例，刺激地域性酋邦轉化為更有組織且領土更廣之國家此一歷程的動力來源，是都市菁英取得遠方資源的意圖和渴望。此情必然意味在更多土地上進行殖民，以及創建透過邊疆前哨站運送異國工藝品和產品的系統。

然而，攻占更遙遠的疆域、維持對這些領土的控制，並保持財富能送回政權中心的路線暢通，這些目標也都需要軍事革新。新拿下的據點或前哨站，需要保衛和防禦。於是，軍隊規模變得愈來愈大，統治者對暴力的胃口也愈來愈大。國家逐漸擴張而成為帝國，被征服者被納入帝國的總人口之中。結果，在戰利品的輸送之下，帝國變得更加富裕，帝國財富刺激人口成長，並資助更加複雜精密的政府組織和經濟管理，包含大型水利灌溉設施與貨幣系統的建立，乃至於專業官僚與教育學習體制的創建。暴力衝突刺激成長，成長又反過來推動暴力衝突：在軍事擴張主義（military expansionism）的驅動之下，這顆社會複雜性的雪球愈滾愈大，永遠滾個不停。

但是，這番發現卻引發了更進一步的問題。我心中最大的謎團，是士兵本身的行為。我們的研究結果清楚呈現，暴力衝突如何使菁英受益：畢竟發動征服所獲戰利品主要是歸菁英所有。可是軍隊本身又如何呢？綜觀人類史上的第一批常備軍，有許多案例的軍隊人數往往成千上萬，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為了遙遠的統治者奮勇作戰，甚至犧牲生命呢？

我的推想是，關於這個問題，任何有說服力的答案必然牽涉士兵個人的群體身分認同。軍隊得願意冒著生命危險衝鋒陷陣，而這件事情需要對群體的忠誠。無論是要求士兵在重重包圍之下執行反攻，或者在面對帝國邊疆地區諸多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凶猛小族群時堅守陣地，都需要能夠激發他們產生超越內部分歧的忠誠感之方法。要能夠喚起這樣的情緒，人類史上第一批軍隊必然是使用了人類所知威力最強大的部落主義形式，那便是身分融合／認同融合。只是他們運用的規模，簡直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程度。

作者為國際知名人類學家，宗教認知科學的創始人之一。牛津大學社會凝聚力研究中心主持人，也是「塞沙特全球歷史數據庫」（Seshat: Global History Databank）的創辦主持人之一。包含《儀式性動物》（The Ritual Animal）在內，由他撰寫或編輯的出版書籍已有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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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危險的繼承：從眾、宗教與部落主義，形塑現代世界的人性起源》
作者：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