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富國強兵：西元1000年後的技術、軍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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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八月，在歐洲城市化較高的區域，男人們興沖沖地奔赴沙場，幾乎每個人都深信這場戰爭不過幾星期就會結束。在德國、法國和英國，公眾心頭湧現戰鬥的熱忱，幾乎瀕臨瘋狂邊緣，全心期待著決定性戰爭的來臨。因此，當幻夢破滅時低落情緒也同樣強烈。然而在這漫長而可怕的四年中，即使面對龐大的傷亡名單和西線的軍事僵局，戰鬥的意志仍舊持續高漲。

我們只能猜測造成如此難以理解的行徑其背後原因。一個強調愛國主義和研讀古典著作的教育體系所孕育出來的英雄崇拜主義與此息息相關。第二個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十年間，每個歐洲主要國家內都瀕臨內亂，潛在的好鬥人士得以藉由仇恨和恐懼外國人來得到宣洩，而不是去痛恨和害怕身邊的本國人。不僅有產階級，連社會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也覺得此態度令人深感心安。或許是從鄉村生活模式轉變為城市生活模式所需的多重心理調整積壓下的壓力，透過一九一四年的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狂潮而得到釋放。東歐的戰爭熱情遠不如此明顯的事實便支持此一論點，因為這地區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較小，大多數農民仍舊追求遵循傳統生活模式。但是儘管學者專家努力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仍舊令人難以理解。

經歷過這次大戰的人根本無法套用過往經驗的任何模式。人們最初陶醉在光輝榮耀的美夢中，但是戰壕裡的屠殺月復一月地持續下去，使人們變得恐懼無比，陷入絕望的困境。一九一七年出現的那種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列寧式的雄辯辭藻僅僅是強調了這場戰爭所具有的獨特、異常和空前特質。末世景象好像就在眼前。戰爭終於結束時，人們對一切和殺戮有關的事物產生迅速及強烈的反應。大部分的倖存者認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脫離文明生活的常軌規範、返回野蠻時代的顯現。

但即使我們僅憑表象接受當代的判斷，同意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使歐洲和世界史的一個時代猛烈和陡然結束的大型決戰，但隨著時間的嬗變，我們現在能清楚地觀察出，世界大戰也開啟了世界事務的嶄新時代，而儘管如今已至一九八○年代，我們仍在這個新時代中踉蹌摸索。因此，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視為打斷歷史正常進展的空前災難此類論點已經不再切合實際。無須舉別的例子，單單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可以證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絕非獨一無二；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現代意識中也開始喪失其顯著地位時，我們應該已經能用多少較為持久的觀點來審視二十世紀的這兩大武裝鬥爭。

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均勢與人口

有三種分析方法特別大有可為。首先，可以把兩次大戰視為敵對國家間政治力量平衡的又一角力過程。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國與德國對抗的方式，從許多方面在基本上都與歐洲以前的兩段歷史相互呼應：一是一五六七至一六○九年和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間遏止哈布斯堡的兩場戰爭；另一則是一六八九至一七一四年和一七九三至一八一五年間為阻止法國稱霸所發生的較為分散的爭鬥。在這兩個案例中，每一次都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間一樣，一個由幾個國家組成的聯盟和當時即將稱霸歐洲的統治者對戰；而每次聯盟成員國間的殊異目的、互相猜忌和意識形態的激烈分歧，都沒有阻止協約國或同盟國取得最後勝利，因此他們能在戰爭結束後繼續吵不休，但又不會破壞大局。

士兵和百姓在過往時代裡，無法參與政治家對於國家維持均勢的算計。但在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雙方每一個交戰國都籲求其公民和士兵相信戰爭目的，並公開駁斥這類均勢考量，狡辯說後者絕非管理國家事務的理想方針。為了替戰爭鋪路、甚至為引發戰端的均勢算計而忍受艱苦和犧牲性命這點子，完全不能被準備上戰場的人員接受。而政治家出於意識形態或其他原因，也一再透過特定行動駁斥均勢政治原則。

然而，即使政治家、公民和士兵都說均勢政治邪惡且不恰當，並對此深信不疑，政府行徑和輿論變化仍舊不可避免地得密切注意各國力量動態。想來，只要主權國家存在，每當其中一個變得過於強大，威脅到其他主權國家的繼續獨立，那麼受到威脅的各國內部就會產生相似條件，在各方面鼓勵對潛在強權展現敵意。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情緒和民心支持能夠和的確也會產生急遽的變化，在短短幾星期或幾月內，就能形成和解散國際同盟和聯盟關係。只有在缺乏挑起保持均勢行徑的緊迫外部威脅時，相反的意圖和相互衝突的理想才會占上風。例如，在兩次大戰間德國疲弱時就屬此例：這情況使蘇聯和美國有意識地試圖超越均勢政治。兩國都將注意力轉回國內，保護更純粹、政府更為偏好的政治信念。

無論如何，國際均勢似乎無法充分解釋兩次大戰。激烈的戰爭和戰爭促進的深遠變革使得社會掀起翻天覆地的變化。戰爭目的和政治意識形態也許誤導了所有相關人士；但在苦澀鬥爭的背後，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人口因素，它與敵對勢力的軍事力量布局一樣，必然存在。

這個人口概念則為瞭解兩次大戰提供了第二個分析方法。如前面第六章所述，倘若引發民主和工業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十八世紀末西歐人口增長的壓力，那二十世紀的軍事動亂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詮釋――戰爭是由人口增長和鄉村生活傳統模式的限制兩者之間的衝突所引發，特別是在中歐和東歐，在亞洲廣大地區則以更為豐富多樣的方式出現。誠然，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鄉村的農民子弟成批成批地長大到結婚生子的年紀時，卻無法獲得足夠土地，無法像先輩一樣過著自古以來的生活的話，那麼既有的社會關係就會發生根本的動搖。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便會處於難以承受的壓力之下，導致傳統鄉村的家庭義務和道德規範一概無從實踐。而僅剩的唯一問題就是什麼樣的革命理想會吸引這些飽受挫折的年輕人。

自從十八世紀中期以來，歐洲和世界人口就呈現失衡狀態。與早先的時代相較，死亡率降低，更多孩童長大成人；但是出生率並不會自動往下調整。剛好相反的是，出生率反而可能增加，因為致命疾病減少，人們也更常存活過能夠生育的年齡。

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中歐和東歐人口的增長單純意味著財富的增加。更多勞動力改善了農耕、從事墾荒，並以許多不同的方式進行集約農業生產。然而，這類成果有其限度。到了一八八○年代，在萊茵河和頓河之間的幾乎所有歐洲村莊，人口增長收益的急遽減少相當明顯。從下面兩個變化可以清楚看出此現象。第一，在一八八○至一九一四年間，移民所占比例異乎尋常地高，幾百萬人渡海到美洲，而往東去西伯利亞的也有幾百萬人。第二，在這幾十年內，各種形式的革命不滿情緒開始在中歐和東歐悶燒，同時影響鄉下人和城鎮居民。

對遵循農村習俗和傳統社會生活模式的壓力激增，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其轉到新渠道，藉由中歐和東歐數百萬人的喪生，才多少緩解了鄉村人口過剩的難題。但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大得更多的死亡，並伴隨著大規模逃生和整個民族遷徙，中歐和東歐才得以複製法國在十九世紀初期應對革命動亂的辦法，那就是符合經濟狀況和預期發展的節制生育。結果，一九五○年後，人口增長不再對歐洲社會形成嚴重壓力。

應付人口增長的不同經驗，相當適合拿來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歐洲各國的態度和行為。如在第六章所述，法國和英國對於從一七八○至一八五○年間，鄉村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國內緊張，已在十九世紀中葉各自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在一八五○年代以後實際薪資的增長就證實此項事實。法國有意識的計劃生育則將人口增長與經濟狀況和預期發展緊密聯繫起來。而在大不列顛，在國內找不到滿意工作的人就前往海外，遠赴遍地是工作機會的歐洲殖民地闖天下。

就某些方面而言，俄羅斯的現況與英國類似，在出生地的農村承受不住傳統生活模式壓力的鄉下人，就可以移居到政治上可以施展手腳、人煙稀少的邊疆。一八八○至一九一四年間，約有超過六百萬俄羅斯人移居西伯利亞，約四百萬人定居高加索。與此同時，約有兩百五十萬人從俄羅斯最西邊的省分移民海外，儘管其中大部分是波蘭人和猶太人，不是俄羅斯裔。多虧鐵路以及因陸路交通費用降低而刺激的多種工商業增長，城市就業機會得以擴大，為上述各類的出路做足補充。然而，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內，俄羅斯鄉下充斥著不滿情緒，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間突然爆發的暴力革命可資證明。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真正困難的人口問題發生在法國和英國以東、俄國以西的地區。以德國為例，在一九○○至一九一○年的十年間，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後的人口淨增數為八十六萬六千人，但是德國工商業的顯著擴展提供了非常多的就業機會，還得招募波蘭農夫來耕種德國東部的土地。儘管如此，迅速城市化對往昔的生活模式造成很大的壓力。德國統治菁英大多來自鄉村和小鎮背景，常常覺得受到活躍的嶄新城市精神的威脅，產業工人中流行的那套馬克思主義革命論辯尤其令人恐懼。與此同時，許多德國人憂心斯拉夫人將從東方如潮水般蜂擁而來，強烈的被圍堵感油然而生。一九一四年夏季，德國人堅決和不計後果地支持奧匈帝國就是源自這份擔憂，否則無法解釋。

回顧德國和法國發展上的差異則相當諷刺。如果當初德國舊政權在處理十九世紀人口遽增的問題上沒那麼成功，某種革命運動就有可能在德國得勢，挾帶著吸引人的普遍性意識形態，如同十八世紀法國的革命理想一樣，對歐洲其他人民發揮其廣大號召力。但是情況卻恰好相反，德國以狹隘又排他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論調，加入爭奪歐洲霸權的戰爭，不僅無法吸引人，還引發反感。德國在迅速工業化上取得的成功，換句話說，也許使德國失去了以某種革命社會主義為名，來贏得二十世紀大戰的長遠機會。未來並未像馬克思主義者預測得那樣發展。反之，一九一七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俄國人掌握國家權力的意識形態工具。這種命運的扭轉會使馬克思驚駭不已。

然而，在一九一七年前，這種顯著的角色顛倒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德國以東和以南的歐洲地區，工業化的擴展腳步完全跟不上人口增長。因此，在哈布斯堡和前鄂圖曼帝國（俄羅斯的波蘭各省也隸屬於此範疇）境內，政治上的憂慮以最尖銳的形式顯示。雖然有大量人口移民海外，仍不足以舒緩這個難題。希望獲得白領工作機會資格因而接受中等教育的年輕人，其社經地位正好適合向同時代飽受挫折、沮喪不已的鄉下人傳播革命政治理想。他們做得非常成功，早在一八七○年代就在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開始發揮影響力，稍後也在東歐其他地區散播革命種子。因此，巴爾幹遂成為歐洲的火藥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其實是由一位叫加夫里格．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年輕人點燃的，這絲毫不令人意外。他所接受的中等教育完全無法提供他滿意的成年生活，但卻灌輸給他強烈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某種程度上舒緩了中歐和東歐鄉村人口過剩的問題。數百萬農民子弟接受動員，徵召進入敵對雙方的軍隊，死亡人數約為一千零五十萬。在大戰後的餘波蕩漾中，哈布斯堡帝國的民族主義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年）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對於舒緩農村過剩人口卻沒多大幫助。除匈牙利外，前述兩種形式的革命都成功剝奪戰前有產階級的大部分地產。但在已經貧窮化的農民間進行土地重新分配幾乎無法改善生產率。事實往往適得其反，因為新地主缺乏有效耕作的資金和知識技術。因而，戰後的解決辦法幾乎無法緩解過多人想追求傳統農民生活的困境。俄國人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的對策是以強迫集體農業來支持國家計畫的工業投資。在東歐其餘地區，於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來臨前，農村窮困普遍轉為反猶太情緒，因為當中間商的猶太人很多，很容易受人指摘是透過買低賣高、犧牲農民利益而致富。

因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個更為殘酷但持久的解決辦法才姍姍出現，解決了東歐人多地少的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東歐死亡人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多上許多，總數可能高達四千七百萬人。東歐居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才開始限制生育，出生率因而迅速下滑，達到比以前低得多的水準。實際上，有些國家還降得太低，到了如果沒有外國移民就無從確保人口補充的地步。

由於在整個歐洲，生育率和經濟發展緊密相關，因此，中歐和東歐在一八八○至一九五○年間所經歷的危機時期便就此宣告終結。家庭模式和性習慣改變，農民生活的習俗和規範也隨之變化，因而引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口危機便逐漸消失。

而在世界其他地區，人口增長的節奏當然各有所異。以中國為例，鄉村人口和可耕作土地之間的衝突早在一八五○年就已經很尖銳，最後民怨爆發，人數眾多、範圍廣闊、毀滅性強烈的太平天國崛起，橫行於一八五○至六四年間。後來，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亞洲農民才會再度大規模響應革命理想的號召。在此僅舉甘地（一八六九至一九四八年）和毛澤東（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年）就足以為例。甘地從一九二○年代早期開始，首度成功喚起印度鄉村階級。毛澤東則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動員中國農民，支持他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當初在歐洲普遍的人口過剩、土地過少以及鄉村人口革命政治化的因果關係，在隨後數十年間，於大部分的亞洲重新搬演，而在非洲某些地區亦是如此，但情勢因地區而差異頗大；而在許多熱帶地區，有效阻礙人口增長的疾病體系繼續稱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在二十世紀的帝國侵略時期和國內人口急遽增長的時期相互重疊，但人口成長的高峰遲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來臨，儘管最大增長率出現的時間要早了一點。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日本鄉村生活帶來決定性的徹底翻轉，而戰後日本出生率的下降幾乎與中歐和東歐同時。顯然從各方面看來，日本和大部分的歐洲國家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經歷了自己的現代人口危機版本。

顯然，鄉村的百般挫折會透過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肇因於土地不足，以及年輕一代無法像上一代那樣過生活的沮喪。而這種透過革命表現的方式顯然尚未從全球消失。在拉丁美洲、部分非洲，以及東南亞，這種情況仍舊持續爆發。但是，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日本的人口激增以及中東歐同時期的類似危機，才是引發戰爭的重要引爆點。但這些國家已經改變人口模式，因此不太可能會再成為可與過去相比擬的軍事─政治動盪根源。

儘管人口格局和農民生活方式的崩潰引發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二十世紀兩次大戰的血腥殘酷本質，但卻無法闡釋為何較先進的工業國家能夠沿著無法預見和預期的路線，為戰爭進行自我重組，從而開啟了管制經濟（managed economy），而後者則是我們當代社會的特有標誌。這是理解兩次世界大戰的第三種方法，也似乎是最有希望的一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二十世紀，我們又目睹了以發號指令，而非仰賴市場作用，來動員大規模人力的管理手法重新回歸。因此，我準備以更長的篇幅闡述兩次大戰所造成的管理的演變，我相信這也許能證明此層面是兩次大戰在人類史上所造成的最主要和持久的後果。

作者為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任教四十年，1987年退休，是世界史研究領域的奠基者與先驅。
其著作豐富，並有廣大影響力，著有：《西方的興起》、《歐洲歷史的塑造》、《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瘟疫與人》、《世界史》等作品，並與其子John Robert McNeill合著《文明之網》。
《西方的興起》獲196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1996年獲頒「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2009年榮獲美國人文獎章。
於2016年辭世，享壽九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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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富國強兵：西元1000年後的技術、軍隊、社會》
作者：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出版社：廣場出版
出版時間：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