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白牆與粉筆灰：探索臺南校園政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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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政治案件受難者的人數

截至目前為止，對於白色恐怖受難規模最完整的統計，應屬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18-2022）在2022年發表的《任務總結報告》提供的數字。其統計時段為日本結束殖民的1945年8月15日至1990年代間。報告將威權時期的「不法行為」分成兩大類：（1）經軍事審判的政治案件；（2）國安情治系統的政治偵防。此處的統計，主要是針對涉及「政治案件」的受難者進行統計。

這份報告中，依據下面幾項材料進行統計：

（1）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獲得賠償的當事者。

（2）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補償或賠償者。

（3）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補償者。

（4）依《國防部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名冊》登錄者。

（5）促轉會所登錄「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收錄之當事人。

剔除重複出現者後，一共計算出有22,028人。這個數字，比先前推測的14萬人或20萬人差距頗大。另外，還有一份缺乏細部資料，因此只能作為初步參考的《國家安全局局史》，裡面指出1950至1967年被政府以「肅奸」列案者有28,286人—這意味還有許多身分未知的受難者，因此整體的受難人數還可能因檔案新出土而上升。可以猜想，未來關於軍人身分的政治犯、離島民眾或上述特殊身分的受難者資料出土時，都可能使整體人數再上升一些。

此外，談到受難者的人數時，就必須注意到大約在晚近十年才更被臺灣社會意識到的「獄外之囚」，也就是政治犯的家屬親友。

目前，通過越來越多的口述、回憶錄，以及包括心理學者與社會學者的分析指出：即便被捕的只有當事者，但家屬親人仍然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傷害。這一方面包括家破人亡的痛苦，而出土檔案也佐證這些家屬也會成為國家監控與系統性排除升學、升遷的對象，並且長久承受著國家給予的「匪諜家屬」的污名，進而導致身心狀態受損。一些學者也稱之為「隱傷者」，進而分析家屬長期失語的根源。近年來，衛生福利部也開始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進而開辦包括家屬在內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業務。本書在評估國家暴力受害者範圍時，雖然未將「政治犯」與「政治犯家屬」視為同一類類屬，但也需要提醒家屬往往承受了另外一種類型的傷痕，也需要在接下來的認識中進一步關注。

（四）學生與教職員在整體政治犯的佔比

瞭解目前已知的整體受難人數後，接下來就可以追問：學生與教職員在整體受難者占據了多大比例？

很多通俗敘事經常將政治犯化約為「思想犯」、因為參與「讀書會」被逮捕，形象上略近於「因為思想而被捕的知識分子」。這樣的意象雖然流傳廣泛，卻未必符合現有檔案中所揭示的圖像。

目前已知有22,028位政治受難者。因為每個人的保存資料程度不一，有些受難者發現了從羈押到執行的所有紀錄；有些受難者卻只保存了一部分環節。其中，紀錄相當完整的政治犯約有14,481人，現在可以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維護的「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中查詢到相關資料。而11,481人仍占據了22,208位政治犯中約51.70％的比例，因此可以當成有相當效力的「抽樣」分析，也可以大致判斷校園師生在整體受難者中的占比。

關於職業分類，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報告便參考了中央研究院長期執行的《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的八大分類職業，進而對這11,481人的職業進行分析。統計結果顯示：除卻「無業者」（真的長期無業或因逃亡導致無業）外，被捕人數最多的前五名職業是：商店售貨（含展售）1,227人次、農林牧工作人員共1,201人次、漁民（含漁船駕駛）1,199人次、辦公室事務性工作741人次、中小學或學前特教教師共646人次。

換言之，教職員雖然也經常被捕，但絕非數量最多的職業。相對於此，農、漁民被捕的情況反而更常見。以臺南來說，本地就有大量因為牽涉1950年代農民抗爭被捕的農民政治犯。因此，本書雖然介紹臺南的校園政治案件進行介紹，但我們仍想提醒：政治犯的職業別，遠比大多數人想像中的廣泛與多樣。

不過，我們仍可以進一步思考，為什麼校園政治案件，特別容易在民眾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可能的原因是：校園是許多人生命中最初歷經「社會化」的關鍵場域之一。學校是脫離家庭這個原生環境後，第一次跟大量沒有血緣的人共處，同時在此進一步社會化的環境。因此，跟老師、學生間累積的情感與回憶，往往就深刻形塑了自己的人格發展。因此，民眾常常會用「母校」形容自己畢業的學校。一些人即使步入中老年，還是會跟孩提或年少時的同窗有聯繫。也許正是學校的特種特殊位置，讓許多人對童年或青年時期校園發生的政治案件，乃至於已經轉了多手後的傳聞，會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人人都有的「校園經驗」，成為本書選擇切入點的主要考量。本書以臺南人畢業的母校出發，系統性地介紹發生在臺南校園的政治案件。這些學校涵蓋最今日臺南市的國小、國中、高中職到大專院校。我們並且從中篩選出30間學校，比較深入的說明這些案件的來龍去脈。

（五）臺南受難師生的省籍組成

另一個常被關注的問題，是受難者的族裔背景。

根據「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的分析，在資料較完整的14,481名政治犯中，本省籍比例為62%，外省籍則為38%。由於白色恐怖橫跨40時間，若再以每10年為間隔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省籍組成隨年代又有變化。

1950年代：所有被捕政治犯中，本省籍占56%、外省籍占44%。

1960年代：本省籍比例降至37%、外省籍則升至63%。

1970年代：本省籍占54%、外省籍占46%。

1980年代：本省籍比例大幅升至85%、外省籍降至15%。

這些數據還可以與另一項數字對比，方能突顯上述組成的意義。

根據最新研究顯示，至1956年9月16日為止，臺灣與金馬地區的外省籍軍民人數共1,024,233人，約占總人口14%。此後由於未再出現大規模外省籍人士移入，因此能推測1960到1970年代外省籍人口一直維持在總人口的14%。通過上述兩類數字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政治犯中外省籍人士所佔的比例，甚至高於他們在整體人口中的占比。

為何外省人更容易遭受白色恐怖？截至目前為止，學界大多只針對個案作討論，而缺乏系統性的解釋。因此，我們只能在此先提醒上述的現象，並期待越來越多的研究能夠釐清這個謎題。

接著，我們扣合本書的主題，也就是臺南校園白色恐怖。那麼，被捕的師生中，族裔的分佈又呈現甚麼樣的趨勢呢？在下文中我們將進一步說明，整體的組成圖像如下：

（1）學生：受難學生多數為本省籍。少數為外省籍，或具它國國籍的「僑生」。

（2）教師：教師涵蓋本省與外省籍。其中本省籍教師主要受難於1950年代，以參與地下組織或思想左傾的案件為主。1960年代後多為外省籍，以「潛匪案」或「言論案」為主。

（六）政治案件的軌跡變化

接下來，我們要帶入時間軸，說明政治案件與時俱變的軌跡。

同樣的，我們也借助最新的調查成果。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任務總結報告》中，基於有較完整資料的14,481名政治犯為母體，對於「終審年份」進行統計並繪製圖表。本書在寫作過程中，重新檢視了這些圖表的計算過程，發現原報告中的統計存在部分錯誤，經過校正後，進而可以描繪出下面這張圖表。

上圖的趨勢，跟目前大多數的學界研究的描述一致：戰後白色恐怖的鎮壓高峰集中於1950年代，尤其是1950到1955年這段期間。此間，無論是判決人數、刑期的嚴厲程度都最劇烈。例如比較政治學者Greitens特別針對臺灣與鄰近國家在戰後的政治暴力的軌跡進行比較，指出臺灣鎮壓軌跡的特色在於：自1955年後呈現由高往低的趨勢，直到解嚴為止。菲律賓的軌跡則是逐年上升，韓國則是起起伏伏。

接下來，我們進一步解釋相關資料的意義。

首先，這邊登錄的「終審年份」，也就是判決定讞的年份。例如一位受難者可能在1952年被捕，另一位則在1953年被捕。但他們的羈押、訊問、起訴、判決等過程，如果都持續到1954年，那麼在這邊就會幫1954年的統計數字多加上2人。簡言之，這裡呈現的是「受難者得到最終審判結果的年份」。也因此，如果這位受難者目前出土的檔案中，可能有槍決公告、出獄時間等資料，卻沒有見到判決過程的相關紀錄時，我們就無法將其加入圖表中。隨著未來越來越多的政治檔案出土，這條曲線的樣貌也會隨之變動。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圖表中呈現兩個高峰。

（1）1949-1957年：在1950年達到最高峰，隨後逐步下降，於1957年左右回落至1949年的水準。

（2）1980年代中期：1990年初期就出現波動上升的趨勢，並在1985年達到頂點後下降。

與本書主題特別相關的是第一個高峰。在這個階段，國民黨政府中央才在對岸全面敗戰，並於1949年將中央政府遷至臺灣。在這樣的歷史轉折下，臺灣成為他最後一處能夠棲身的根據地。而在臺灣島內，歷經戰後初期的政策失當、經濟失序、加上「二二八」的殘酷鎮壓而引發強烈民怨，導致許多本省籍民眾在此時傾向馬克思主義等左翼思想，甚至參與了共黨地下組織挑戰才在1947年發動軍事鎮壓的國府。1949年進入戒嚴後，國府偵辦政治案件的力度開始上升，但是要到1950年代春夏才真正進入在全臺各地大逮捕的階段，而臺南地區則隨著1950年8月「臺南市工作委員會」的破案，還有1952年在臺南安平逮捕準備偷渡出海的「臺南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李媽兜後，導致了逮捕人數的急速攀升，並且在1953、1954年後慢慢減緩。

同時，這段時期的判決也最嚴厲。事實上，雖然坊間經常流傳遭到「二條一」—對於《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的俗稱—者只有唯一死刑的說法，但這種說法可以最適用於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到了1970至1980年代，許多同樣起訴「二條一」並以此判決的案件，實際上已經不處以死刑，而是較為「和緩」的刑期。

上述的背景，也說明了包括一些政治犯口述、回憶錄，或是民間流傳的說法，經常將1950年代的政治犯稱為「紅帽子」的緣故，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的案情不是牽涉到左傾思想，就是直接與共黨地下組織有關。我會在下一章更細緻介紹相關的歷史脈絡。

不過，也必須要說明，人的認同跟思想，會隨著成長而呈現動態的辯證。1950年代的被捕者，許多人在監獄中仍然堅定地信奉原本的政治信念，甚至因為受壓迫而強化了信念：但一些人也在入獄後轉而消沉，散去對政治的信念，甚至自我了結（例如下文介紹的長榮中學畢業生施秋霖）。而1950年代的政治犯出獄後，歷經1980年代的臺灣社會「民主化」與對岸的「改革開放」後，包括民族認同到政治路線的光譜，又呈現了部分人繼續堅持，部分人改弦易轍的轉變。因此，雖然人們常把1950年代政治受難者泛稱為「紅帽子」，但並不能就此化約受難者在獄中以及出獄後的思想與認同軌跡。

在臺灣，無論就各行業涉及的政治案件，或是校園政治案件來說，1950年代也是案件的高峰。此時被捕的以本省籍教師與學生為主，少數的外省教師也因為牽涉左翼思想、故鄉的人際關係而被整肅。這裡呈現的趨勢，與臺灣整體政治案件的趨勢大致相同。

1960年代，無論是全臺灣，或是臺南校園的政治案件，都進入了相對減少的狀態。此時，校園中被捕的大多是外省籍的教師為主，涉及到的案件，則大多跟後面介紹的「潛匪案」或「言論案」有關。至於少數被捕的本省籍教師，雖然案例不多，但開始出現投入臺獨運動而被捕的情況。

至於上述圖表中的第二個高峰，也就是1984至1985年人數激增的現象，跟本書關注的臺南校園政治案件，甚至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案件的關係都不大。事後觀之，1980年代初期的威權體制已經「搖搖欲墜」，雖然國家還是不斷動用情治單位、軍法、司法等各種手段打壓民間社會，但國家的力量顯然已經降低不少，而民間的抗爭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在此過程中，民間不斷抨擊偵辦「政治案件」的正當性。此外，從1945年後，國民黨政府就經常以指控某些人為「流氓」的方式將人未經正式審判就送往各地感訓。這使得威權時期所稱的「流氓」其實涵蓋複雜的意涵—例如「二二八」時被送感訓的記者或教師，街頭聚眾進行黨外演講的組織者，乃至於一般意義上的角頭流氓，都有機會被警察機關認定為「流氓」而強制感訓。

到了1980年代，在偵辦政治案件、強制移送流氓同時受到抨擊的情況下，政府決定將兩者合而為一，在1984年發動名為「一清專案」的行動—逮捕的對象主要是各地的幫派結社要角，也就是俗稱的「黑社會」，但逮捕的時後卻以指控他們涉及「叛亂」為名義。在戰後臺灣的歷史上，以「叛亂」逮捕幫派角頭，可說是「空前絕後」的一次行動。原本政府期望此舉能挽回民心，讓民眾有感於治安感受，因此繼續支持「政治案件」與「流氓感訓」的政策。想不到事後卻引發更廣泛的抗爭，認為取締流氓的辦法實則「違憲」，最終迫使1985年後政府不再以類似的手段取締國家指控的「流氓」。

不過，「一清專案」的行動，確實在1984年逮捕了大量的當事者。因此，這形成了上圖中終審人數的第二個高峰（雖然絕大多數獲得不起訴或無罪處分）。因此，第二個高峰與本書關注的主題較無關聯。

作者為社會學者，服務於中山大學社會系。專注於戰後政治史，近年則投入「白色歷史鄉鎮化」行動，將白色歷史帶回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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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白牆與粉筆灰：探索臺南校園政治案件》
作者：林傳凱
出版社：時行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