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東亞大競逐1860-1910：中日俄三國環伺下的朝鮮半島，塑造現代東亞權力版圖的另一場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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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亞洲的永久和平與安全」

一九〇四年六月，日本前內務大臣、伊藤博文的女婿末松謙澄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說，目的是消除社會的反日恐懼，緩和歐美領袖對日本近期在戰爭中取勝的過度驚恐。他說道：「無論日本在目前的戰爭中取得多大成功，都不會影響其對韓國、滿洲或中國的明確政策，而歐洲在此問題上不必有任何顧慮。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在任何可以想像的情況下，日本都不會允許俄國在韓國擁有最起碼的政治或領土控制權。這是絕對肯定的事。」在滿洲問題上，「除了所有列強共同享有的權利之外，日本不渴求在此擁有任何其他權利。滿洲將歸還大清，只是日本必須採取前述的措施，以免滿洲將來再次回到戰前的情況。」

美國的政治家與商界領袖對這些保證大表贊同。鐵路大亨、同時也是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與南太平洋鐵路公司（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的負責人哈里曼（E. H. Harriman，政治家埃弗里爾．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的父親）尤其熱中於維持滿洲的商業和貿易開放。一九〇五年春，美國駐日公使洛伊德．格里斯科姆寫了一封信給哈里曼，敦促他訪問日本。當時，日本的領袖們沉痛意識到國家已經破產。這場戰爭耗費了十七億日圓，而日本的國民年所得只有二十多億日圓，財政負擔沉重，格里斯科姆在信中解釋，日本需要總額約七億日圓的外國貸款。

日本嚴峻的財政狀況，也對其戰後在滿洲的重建計畫造成了重大影響，尤其是東清鐵路，日本在《樸茨茅斯條約》中從俄國手中獲得該鐵路的部分路段，而眼下急需修復。客車或火車頭一台也不剩，只有幾台貨運車廂還在運作，許多鐵道橋梁也遭到摧毀。若想讓鐵路恢復運行，將需要購置新的車廂、火車頭及其他鐵路設備，以及修復橋梁。格里斯科姆認為，哈里曼與日本雙方可達成一項有助於兩國利益的協定：以美國資本來換取滿洲的鐵路使用權。

考量哈里曼與金融家雅各．希夫關係密切，而希夫旗下的銀行也曾向日本提供戰爭貸款，因此他是展開這宏偉事業的最佳人選。哈里曼回覆格里斯科姆：「保護美國未來在太平洋的商業利益不會完全消失，至關重要……而要找到最好的辦法，就是著手展開行動。」

哈里曼的宏偉願景

哈里曼心中所想的「開創事業」，是一項與全球接軌的遠大計畫。他的願景是建立一條貫通亞洲、歐洲以及美國的環球運輸廊道。這將是一條連結世界工業及商業中心與最大規模市場的商業幹線。更重要的是，它將使美國在遠東地區占有主導地位。他誇耀道：「這將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運輸系統，足以讓我們環繞地球。」格里斯科姆指出：「這樣的計畫如果是從別人口中說出，會是痴人說夢，但出自哈里曼之口，聽起來就相當可行。」在哈里曼目光遠大的計畫中，東清鐵路將是重要的一環，用以串聯當代雄偉的運輸計畫：蘇伊士運河（一八五九年─一八六九年）、美國橫貫大陸鐵路（US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一八六三年─一八六九年）、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一八八一年─一九一四年）以及西伯利亞鐵路（一八九一年─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哈里曼大張旗鼓地抵達橫濱。在格里斯科姆為他舉辦的宴會上，他舉杯向賓客致詞，呼籲美日兩國未來同甘共苦、共享繁榮：「你們在戰略方面突飛猛進，但也必須從和平的藝術中尋求更大的成就，也就是繁榮、滿足與幸福。我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日本和美國的商界能夠意識到共同的利益，進而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接下來的幾天裡，哈里曼認識了幾位元老，其中包括伊藤博文、井上馨，還有日本興業銀行行長添田壽一及數名內閣大臣。哈里曼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即成立日美企業聯合組織，為東清鐵路的南部支線──一九〇六年正式更名為日本南滿鐵路（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SMR）──提供資金並管理其運作。他與合夥人將出資購買這條鐵路，以換取鐵路的部分所有權與控制權。如此合作關係將為日本政府省下鐵路恢復運行所需的龐大費用，同時還可為日本國庫挹注所需的現金。此外，日本大可以信賴美國，因為哈里曼及其商業夥伴追求的是利潤，而不是領土。

不幸的是，這項方案提出之際，正值動盪時期。《樸茨茅斯條約》所規定的條款剛傳至東京不久，便引發了九月五日的日比谷暴動。條款的內容激怒了日本民眾，許多人將矛頭指向美國，甚至焚燒羅斯福總統的肖像洩憤。由於動亂在此之後持續了好幾天，因此哈里曼決定離開東京，前往中國及韓國，待一切平息後再返回日本。在此同時，格里斯科姆繼續遊說日本官員，宣傳哈里曼的計畫。格里斯科姆寫道：「我很驚訝沒有遭遇任何強烈反對。桂太郎伯爵向來不是容易被說服的人，但他坦承表示有意贊同此案，大藏次官阪谷也是如此；最後，井上馨伯爵也說：『如果我們錯失良機，就太愚蠢了。』」實業家澀澤榮一也加入哈里曼的行列，發揮其在商界的巨大影響力。

日本之所以願意支持哈里曼的提議，有兩個原因。首先，日本財政狀況嚴峻，若是進行鐵路的修繕及運作，財務會更吃緊。至於日本政府能否有效管理這條鐵路，也令人懷疑。哈里曼在鐵路領域深厚的經驗與專業知識，將確保東清鐵路得到妥善管理，甚至有獲利的可能。第二個主要的考量是戰略問題：日本對俄國具國家安全上的顧慮。日本最資深的元老井上馨尤其憂慮，戰敗的俄國可能會為了報復而重啟戰爭。倘若東清鐵路交由美國和日本共管，便能迫使俄國三思而後行，避免挑起一場可能將美國捲入其中的衝突。

哈里曼於十月八日結束在中國與韓國的停留，並開心地得知自己的提議獲得正面回應。四天後，桂太郎與哈里曼草擬一份「初步協議」備忘錄，同意成立一個以哈里曼為首的投資者聯合組織，為「購買日本政府取得的東清鐵路及其附屬設施；鐵路的修復、裝備、重建與擴建，以及大連站的完工與整修」提供資金。雙方也同意在「共同與對等」的基礎上擁有這條鐵路。這家公司按照日本的法規組織而成，屬於日本企業。此外，假使「日本與中國或日本與俄國爆發戰爭」，這條鐵路的運作將受日本控制，並且須遵循日本政府的指示「運送部隊士兵及戰爭物資」。這對日本而言是划算的交易，因為資助該項鐵路計畫的重擔完全落在哈里曼及其合夥人的肩上；所有財務風險由他們承擔，若是獲利了，日本還能分得利潤。

然而，就在協議預定簽署的前一天，日本遞信大臣大浦兼武竟強烈反對，聲稱應先徵詢正從樸茨茅斯返回日本的小村壽太郎之意見。不過，大浦兼武還有更深一層的主要顧慮。該協議出賣了日本用人命和金錢「換來」的鐵路所有權，可能會讓情緒一觸即發的社會大眾更加憤怒。日方告知哈里曼，表示協議的簽署應延後，等到更合適的時機再進行。於是，哈里曼於十月十三日帶著未簽署的備忘錄啟程前往舊金山，雖然感到失望，但仍期待小村壽太郎返回東京後會批准他的宏偉計畫。

哈里曼離開日本之際，美國國內正醞釀著動亂。九月初，在談判期間擔任老羅斯福與小村壽太郎之間的重要聯絡人金子堅太郎正準備返回日本，他意外接待了山繆．蒙哥馬利．羅斯福（Samuel Montgomery Roosevelt）的來訪。從商的山繆是羅斯福總統的表親，因而得知哈里曼的鐵路計畫。他對聯合組織一事抱持強烈的保留態度，因為他認為，日本的鐵路權利是「現行和平條約的精髓」。他告訴金子堅太郎，他可以做出適當的安排，並提供「四千萬至五千萬日圓、利率百分之五」的貸款。這項財務安排會比哈里曼的提議來得更簡單直接，鐵路的所有權也將完全歸屬日本。沒有證據顯示羅斯福總統透過表親積極試圖破壞哈里曼的計畫，不過，哈里曼與老羅斯福之間的複雜關係早已眾所周知。

十月二日，小村壽太郎和金子堅太郎啟程返回日本。小村擔心自己抵達橫濱時，憤怒的暴民會向他丟擲「炸彈」。他無法強制要求俄國賠償的事實，凸顯了東清鐵路南部支線的所有權關乎日本未來滿洲利益的重要性。因此，他從金子堅太郎的口中得知告哈里曼的計畫，以及山繆．羅斯福願意提供融資的消息時，內心大受鼓舞。他透露：「我〔在和平會談上〕用盡了全力為日本爭取鐵路所有權。」此刻，他下定決心要好好善用這件事。

小村壽太郎與金子堅太郎於十月十六日抵達日本，兩人打算建議政府回絕哈里曼的提議。小村完全漠視美日共管鐵路以對抗俄國威脅的嚇阻效果。他在樸茨茅斯遭受羞辱後，並不打算放棄自認在談判中取得的一大勝利：日本擁有東清鐵路南部支線的控制權，未來可望在滿洲南部占有一席之地。條約的第六項條款規定，俄國如欲將鐵路權讓渡給日本，須徵得大清的同意。小村也不希望見到日本得來不易的鐵路權被賣給出價最高的國家，讓日本人民因此再度受辱。就如記者喬治．肯南所言：「對日本民眾來說，在未獲賠償的情況下與俄國談和已經夠糟了；如果再將超過一半的勝利果實賣給美國，進而讓國家用金錢及人命換來的商業領域向外國競爭者敞開大門，會是一件讓人無法忍受的事。」哈里曼在十一月初抵達紐約時，收到了添田壽一傳來的電報，對方通知他，十月十二日的備忘錄已遭到中止。

有趣的是，日本意識到自身在一九〇五年的處境，與俄國在一九〇〇年處境幾乎一模一樣。這兩個國家都在滿洲耗盡了人命和金錢，而結果證明，撤離滿洲並且將其歸還大清，並不容易。每一次的軍事占領行動耗時過長，但對日本而言，驚人的犧牲、不盡人意的戰爭結局，致使小村壽太郎等人深信，日本必須利用勝利來擴大自身的權益。十一月六日，小村前往北京，就日本戰後在滿洲的立場與大清商談新的協定。

覺醒的中國

日本的勝利對大清來說是一道分水嶺，因為它揭穿了西方列強無敵的神話，同時也顯示改革仍有可能成真，即使對大清而言也是如此。戰爭的結束為一九〇〇年以來不凡的變革時期樹立標竿，包括教育體系的全面改造、行政與軍事的廣泛改組、軍事訓練體制的效率提升，以及金融機構的集中化嘗試。這些革新對中日關係造成了直接影響。一九〇五年九月，斷然決定廢除傳統的科舉考試制度，為成千上萬名希望到日本求學的中國青年打開了大門，眾多未來的政治及文化領袖也選擇前往這個國家進修。在清政府的鼓勵下，中國學生相信學成歸國後可獲得極有前途的工作。他們發現日本的大學院所是學術探索的沃土；許多人生平第一次接觸到令人興奮的新思想，以及不受監管的自由。

周樹人正是其中一人，他後來成為中國最著名的作家、詩人、翻譯家及文學評論家，筆名魯迅。魯迅最初在地方一所儒學學院求學，之後前往日本學醫。有一天，魯迅在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期間日軍處決中國間諜的宣傳幻燈片，頓時有所領悟。那名據稱是間諜的人被一大群順服的中國人所圍繞。從中國人對日本處決自己同胞的反應中，魯迅看到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病態，他們過於冷漠且軟弱，既不能拯救自己，也無法拯救國家。那一刻，他決定棄醫從文，立志醫治中國人的靈魂而不是肉體。後來他寫道：「我搖身一變，成為文化改革的鬥士。」

成千上萬名和魯迅一樣的中國學生成立組織，譴責過時的儒家思想，提倡新中國的概念。他們高喊民族主義的口號，呼籲人們努力實現三個主要目標。首先，是奪回中國在外來帝國強權手中失去的一切。這種反帝國情緒不同於義和團的仇外情結，不像拳民那樣和大清站在同一陣線，並希望中國恢復西方列強到來之前的狀態。對於年輕一代的新民族主義者而言，中心思想在於恢復主權，並推動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平等地位。第二，他們呼籲建立一個現代的中央集權民族國家，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大國外交，捍衛國家主權，對抗帝國主義勢力。最後，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中國必須推翻大清。如欲恢復民族權利，不僅必須拿回大清輸給外國的一切，也必須從外來的滿族手中奪回中國。

與一八九八年支持君主立憲、反對推翻大清的康有為等改革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中國的改革人士投入公開的反清活動。一九〇三年初，第一個公開反滿族的組織「青年會」於日本成立，只是成員寥寥無幾。然而，隨著戰後大批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反清團體急遽成長了起來。一九〇五年，受過教會教育的革命家孫中山成立「同盟會」，致力於推翻大清並建立新的共和政體。該組織的意識形態，揉合了孫中山在研究「西學」與社會主義理論期間，所發展的共和主義思想。他在騷動不安、不忠於大清的海外華人群體中得到了支持，為自己的革命組織找到了現成的新血。他大膽號召成員透過激進的社會與政治改革來拯救中國，比相對謹慎保守的康有為吸引到更多的追隨者。

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萌動與反清情緒也昭然若揭。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商會（Shanghai Chamber of Commerce）通過一項決議，呼籲所有在上海的中國人抵制美國商品。美國的排華法律歧視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和商人，激起了中國人的憤怒。一九〇二年十月，波士頓移民局官員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逮捕了兩百五十名中國移民。其中一名受害者馮夏威之後返回中國，在上海的美國領事館前自殺，抗議中國移民在美國遭受的待遇。數千名中國民眾加入示威活動，紀念馮夏威壯烈成仁。不久後，廣州、廈門、天津等地的商人也加入抵制美國商品的行列。由於抵制運動的領袖之間未能互相協調，加上清廷強力鎮壓，因此這場運動為時不久，最終貿易恢復正常。不過，這項行動標誌了中國一種新的群眾運動，其試圖透過協調一致的經濟活動來回應民族屈辱，顯現出中國人深沉入骨的挫敗感。

小村壽太郎與袁世凱在北京的談判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小村壽太郎抵達北京，受到日本駐華大使內田康哉的迎接。五天後，他們與大清軍機大臣兼外務部總理慶親王，以及直隸省總督袁世凱舉行了中日會談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有鑑於大清決定全面實行改革措施，兩位全權代表不願再向外國勢力讓步。先前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伊藤博文已重申日本對大清的立場。他說道：「日本既沒有奪取滿洲的意圖，也沒有足夠的實力可無限期派重兵駐守該地的偏遠邊境。〔日本〕已公開宣布將尊重大清領土之完整……並認為其完整性至關重要……只要大清始終奉行門戶開放政策。」

因此，袁世凱與慶親王期望兩國能夠達成友好協定，只可惜他們的期待很快就落空了。小村發表了簡短的開場白，為整場談判定下了基調。他首先敘述起日俄戰爭的起因，強調日本做出了重大犧牲，這不僅是為了自衛，也是為了東亞的整體的「和平與安全」。「大清政府應該好好思考，假如當初日本沒有選擇對俄開戰，大清會遭受怎樣的負面影響，以及日本為大清做出了多少犧牲。」他希望大清能夠保證「消除所有可能導致滿洲未來發生國際衝突的因素」。最後，小村提出日本在滿洲發展貿易及商業的計畫。他同時解釋，日本主要擔憂的是俄國的復仇。若俄國再次侵略滿洲，日本必須有權派兵防守東清鐵路南段沿線（即之後的南滿鐵路）。

慶親王與袁世凱默許了小村所要求，轉讓東清鐵路南部支線與租界權，但也提出了一些條件。他們解釋，大清有意與日本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卻強調「滿洲仍然是大清的領土」。因此，袁世凱強力要求所有外國軍隊完全撤出滿洲，禁止任何外國官員冠上軍事首長的頭銜，最後，日本須保證僅將大連作為通商口岸，「並且成立辦事處，監督日軍進出遼東〔關東〕租界的活動」。

小村壽太郎與內田康哉粗率且冷漠地做出了回應。他們主張，日本冒著國家存亡的危險迫使俄國軍隊撤出滿洲，因此期望曾經為了中國利益而犧牲的眾多人命與金錢能夠獲得充分補償，此事於理有據。關於日軍撤出滿洲一事，小村聲明，「如果滿洲恢復社會秩序」，日本將與俄國同時撤兵。然而，小村並未告訴中方與會人士，他在樸茨茅斯時從維特口中得知，俄國根本無意調離在滿洲北部的鐵路衛兵。

接著，小村逼迫袁世凱同意一系列「密約」，其中一些條款明顯侵犯大清的主權。例如，根據第三項協議，中國的政府不得自行興建任何鐵路，因為任何支線都可能「危害上述鐵路〔東清鐵路〕之利益」。第八項條款更是惡劣，規定「有關滿洲開放〔通商〕地點的條例應由大清自行制定，但必須事先與日本駐北京公使協商」。至於第十三項條款，大清地方當局若未事先與駐該區的日軍指揮官協商，不得派兵剿滅盜匪。

這些協議顯然侵犯了大清的主權，沒想到小村更是得寸進尺。隨著韓國的漢城─義州段鐵路完工，他非常希望能獲得奉天─安東段的使用權，以便最終將這兩個路段連接起來（安東與義州分別位於鴨綠江的兩岸）。袁世凱強烈反對，內田卻反駁道：「如果大清擁有鐵路，那麼萬一俄國在不久的將來〔再次〕占領滿洲，該怎麼辦？」最終，雙方達成了協議：日本將擁有奉天─安東段鐵路的使用權，但期限是一九二四年。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簽訂，標誌了東亞歷史新紀元的開始，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轉捩點。戰後的各項協定所引發的問題，在日本國內造成了多方的裂痕，這些問題涉及了日本在滿洲的立場，以及關於當前應採取何種作法的歧見。小村壽太郎等強硬派人士，冀望日本不惜犧牲其國際地位或對中關係，也要追求滿洲的政治與商業利益。同樣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士包含大島義昌，即新任的關東總督，同時也接替大山巖成為滿洲日軍的指揮官。然而，伊藤博文等較有先見之明的日本政治家，預見了此立場將面臨重重難關。首先，日本對亞洲大陸的野心，必然會導致與美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而且勢必會導致日本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更重要的是，強硬政策的推行，將在中國挑起抗日運動。

這些意見分歧致使桂太郎內閣於一九〇六年一月下台。外界期望新上任的西園寺公望政府能在極端的強硬派與反強硬派之間取得折衷。一九〇六年初參訪滿洲後，西園寺公望首相帶著大島義昌的辭職信回到日本。大島威脅表示，除非政府接受他對滿洲問題的部分看法，否則就辭去職務。雙方顯然達成了妥協。大島的司令部從遼陽遷至旅順，其頭銜也從總督改為都督。日本政府還宣布，關東租界將由外務省進行行政管理，而非軍隊。雖然此舉看來意味著強硬派的失敗，但實際上，滿洲仍掌握在日本軍事行政官員手中。

作者為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東亞研究系教授，專攻現代東亞與韓國歷史及政治。曾為《紐約時報》、《政客》（Politico）與《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撰稿。著有《戰火兄弟：韓戰未竟的衝突》（暫譯，Brothers at War: The Unending Conflict in Korea）與《韓國的建國敘事：愛國主義的系譜》（暫譯，Nar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Korea: The Genealogy of Patriotism），並與芮納・米德（Rana Mitter）合編《斷裂的歷史：亞洲的戰爭、記憶與後冷戰時代》（暫譯，Ruptured Histories: War, Memory, and the Post-Cold War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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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東亞大競逐1860-1910：中日俄三國環伺下的朝鮮半島，塑造現代東亞權力版圖的另一場大博弈》
作者：席拉．賈格（Sheila Miyoshi Jager）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