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四期的抉擇：保育與產業並存的典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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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四期（生態科學園區）位於台糖沙崙農場，頃經國發會審查通過，即將報行政院核定，邁入實質土地變更及環評程序，而引發了各界空前規模的環境與生態保育疑慮。

野鳥學會發表聲明，他們並非一味反對產業發展，而是強烈反對在程序、邏輯與事實基礎上皆有重大瑕疵的開發案，且將一個名為生態的園區選址於公認的生態熱點上，是政策自相矛盾的最大謬誤，嚴重損及政府政策的公信力與社會信任。

野鳥學會強調，命名為「生態」的科學園區理應有保育與研究的積極責任，但目前的規劃卻反成摧毀棲地，尤其沙崙農場生物多樣性豐富，屬於草鴞等保育物種的主要棲地，應當被嚴格保護。

野鳥學會並以橋頭科學園區區外草鴞保育措施成效不彰為前車之鑑，呼籲政府應暫停沙崙農場開發程序，重啟一個以科學證據為基礎、資訊透明、且公民可監督的評估機制，在提出具體有效的生態保育對策、並取得選址爭議社會共識前，不應進行任何形式的大規模開發。

南科四期的爭議不斷延燒，有環境記者在專欄中直言：「沙崙科學園區又過一關，草鴞末日又近一步。」文章指出，沙崙農場生態非常豐富，是全國最重要的生態寶地之一。台南鳥會歷年監測發現130多種鳥類，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台灣特有亞種草鴞。

詹順貴律師則強調，台積電是台灣產業與經濟安全的關鍵領袖，政府應積極協助設廠；但「扼殺生態」的沙崙開發案並不符合高標準的ESG與保育責任，因此建議台積電婉拒在沙崙落戶，另尋台南其他地方或其他縣市以兼顧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育。

對南科四期規劃理念的質疑

面對環團質疑，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承諾「絕對是生態先行」，宣稱將保留175公頃「草、綠、水」空間，占園區面積三分之一以上，並在二仁溪高灘地進行18公頃異地補償。

然而，在地資深鳥友質疑，國科會聲稱保留棲地只是「取巧的說法」。依過往園區開發經驗，此類空間多半是公園、綠地和滯洪池，多種植觀賞性的低矮草皮，常清除老鼠、昆蟲以兼顧景觀，恐使草鴞缺乏食物來源。

野鳥學會強調，草鴞依賴自然草生地（如白茅草）來繁殖、日間棲息；覓食則會利用西瓜田、牧草等較自然或農耕的環境。「公綠地較容易吸引適應都市環境的鳥類，而非怕人的草鴞。」

依國科會目前的綠地規劃，保育區將被馬路和廠區切割，草鴞必須「穿過車陣、建物才能來到草生地」，將面臨嚴重的路殺風險。至於18公頃異地補償，鳥友直言：「二仁溪高灘地原本就是草鴞會利用的棲地，在一個既有棲地上說要『補償』，效果會多好？」他們強調，棲地當然可以藉由種植白茅草、驅趕遊蕩犬等方式改善，但對草鴞族群的增加恐怕十分有限。

從補償思維到系統性保育

沙崙農場過去是製糖工業的甘蔗原料區，後來廢耕參與平地造林計畫，現在大多種植西瓜和鳳梨。然而，這種密集農作方式使用大量的地下水、農藥、肥料以及老鼠的毒餌，還有兩個大型的養豬場排放廢水及惡臭，正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

如果沙崙農場維持現狀，生態環境將持續惡化；如果按照傳統模式開發成科學園區，珍貴的草鴞棲地將永遠消失。面對環團的嚴正質疑，南科四期確實需要一場典範移轉。關鍵不在於產業與生態的對立，而在於我們能否真正落實「生態先行」、「保育優先」的思維，建立真正永續的保育機制。

南科四期原規劃在二仁溪畔設置18公頃草鴞棲地作為異地補償，這類措施固然有其正面意義，但區外補償高度仰賴水利單位與周邊農民的配合。一旦合作關係生變，補償方案便難以為繼。這種缺乏永續機制的修補方式，無法回應社會對長期保育的期待，更可能使政策再度陷入「邊開發、邊補償」的惡性循環。

這正是為什麼南科四期必須走出第三條路，透過「國家生態植物園區」的規劃，既解決當前農業生態危機，又能為草鴞等保育類生物提供長期穩定的棲地，作為區內生態保育及生物多樣性的整體解決方案。

回應社會爭議的解決方案

南科四期開發案會破壞生態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關鍵不在於保留多少面積的「草、綠、水」空間，而在於這些空間是否真正符合草鴞的生態需求，以及能否避免棲地破碎化的問題。因此，這座生態植物園區綠地應集中留設，具備至少200公頃以上的完整規模，其中30-50公頃涵蓋草鴞繁殖區、覓食區及多樣化棲地，並肩負研究、教育與國際交流功能，真正成為國家級的生態設施。

這個方案直接回應了兩大疑慮。首先是確保棲地品質符合草鴞生態需求。國家生態植物園區不是一般的公園綠地或滯洪池，而是以草鴞以及其他保育類生物的棲地需求為核心規劃。其中草鴞保育區應保留大面積的自然草生地（如白茅草），並讓生態系統自然運作，嚴格限制人為干擾，真正營造草鴞所適應的生態環境。

此項規劃方案可以避免棲地破碎化。200公頃以上完整的規模，讓草鴞及其他生物能在連續、不被道路與廠區切割的棲地中安全移動、棲息、覓食。而且植物園區的規劃應建立南北向的生態軸線，可以向北及向南延伸至計畫區外的綠地系統。

這不僅是為了保育草鴞，更是為了終結當前密集農作帶來的生態危機。透過生態植物園區的建立，可以停止過度抽取地下水、減少農藥與肥料污染，恢復土地的生態功能，並為台灣的生物多樣性保育樹立新典範。

換言之，南科四期應跳脫傳統「產業優先」思維，優先劃設完整及連貫的植物園區，其餘土地再規劃產業用途，否則綠地將淪為開發案的附屬設施，導致綠地系統支離破碎，這正是在地鳥友最擔心的問題。

法規依據與制度保障

這項生態植物園區的主張具有充分的法規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17點規定：開發案必須留設保育區並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其完整性與連貫性不得為道路、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切割或阻斷，面積不得小於基地面積30%。

南科四期的法定保育區應作為「國家生態植物園區」，其面積計算不得包含道路、公共設施、必要性服務設施或公用設備，也不得劃設為建築基地。滯洪設施應採生態工法，兼具滯洪、生物棲息與景觀功能，並設置以改善水質為目的的人工濕地。這樣的法規要求確保了保育區的「實質」而非「形式」，避免以道路、停車場等非生態用地充數，真正落實生態保育的目標。

有人認為「非都市土地審議作業規範」另有工業區專編，其緩衝綠帶寬度規定較總編更嚴格，所以排除總編第17點30%保育區之適用；過去位於非都市土地之科學園區也都是遵照工業區專編規定檢討，而非總編第17點。然而，工業區編定的準則只是最低的標準，並不適用於南科四期特殊的情形。

如果國科會侷限於工業區編定的思維，那麼南科四期與全台各地工業區又有什麼不同？南科四期既以「生態」為名，就應該落實總編第17點的生態保育精神，制定明確的行動計畫，包括棲地保育、復育與生態系管理，最終達到可續性發展的目標。

超越竹科與南科

當年新竹科學園區的規劃以「史丹佛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為藍本，打造「公園化」的環境，保留30%以上的綠地；相較於竹科，台南科學園區在道路系統上更為完善，保留更多綠地與滯洪池，並融入街角廣場及建築退縮設計，在空間規劃上展現更進步的理念，堪稱科學園區2.0版。

任何開發案難免對既有生態環境造成影響，關鍵在於如何將破壞降至最低，並確保開發後的生態復育能實現生物多樣性（不僅限於草鴞等單一物種），進而達成「無淨損失」（No Net Loss）或「自然正向」（Net Positive Impact）的目標。

南科四期既然標榜「生態科學園區」，社會自然對其寄予更高期待，期盼它真正落實「生態先行」、「保育優先」的理念，將「生態科學園區」從口號轉化為實際行動，以「國家生態植物園」作為南科四期生態保育的核心方案，實現更高標準的生態保護，成為科學園區的進化版。

上述建議是否能獲得野鳥學會及環境NGO團體的認同，尚待進一步討論。然而，若南科四期繼續以「產業最大化」為導向的規劃，恐將引發比過去更大的社會爭議，難以平衡生態保育與產業發展的雙重目標。

公民社會和政府的互信機制

南科四期範圍內土地幾乎全數屬於台糖公司。這些非都市土地從農牧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亦即丁種建築用地，本身即是國土規劃中的重大利益轉換。更重要的是，國科會將編列全數經費，為台糖開發園區基礎設施，未來台糖可坐收租金獲利。

台糖既享有土地開發利益，就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與生態責任。因此，要求台糖將植物園區用地無償捐贈為國有，或以公益信託方式交由指定的基金會與社會團體共同管理，不僅合情合理，更是回應社會期待、重建公信力的必要條件。

透過無償捐地或公益信託的制度安排，這些土地得以確立為永久生態保育區，並由野鳥學會、NGO環團與在地居民參與治理，避免植物園區淪為短期補償工程，而能轉化為長期穩定的生態保育體系。

這正是回應社會各界質疑的最佳方式，不僅止於異地或在既有棲地上做補償，而是建立系統性與制度化的保育機制，確保保育區不會因政策更迭、人事變動或財政壓力而改變用途，讓草鴞等保育類生物擁有真正長期穩定的家園。這將是2003年發布實施「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以來，最具指標性的案例。

產業與生態共榮

面對環保人士呼籲企業婉拒進駐的聲音，我理解這份憂心，但我相信還有更好的可能。南科四期不應再是產業與生態的拉扯，而應一次到位建立產業與生態共榮的新典範。當國家編列預算開發南科四期，台糖以土地回饋建立永久的植物園區；當科技產業在此落腳發展，草鴞也在完整的棲地中繁衍生息，這將是台灣向世界展示「智慧科學城」與「生態文明」兼容並進的最佳案例。

再者，《環境基本法》第3條規定：「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南科四期正是重新落實這項原則的最佳時機。當開發可能對瀕危物種草鴞造成「無可避免衝擊」時，環境保護優先不應只是口號，而應成為規劃的核心原則。

值得一提的是，半導體製程對空氣品質相當敏感，微小的污染物都可能影響晶圓良率。200公頃以上的國家生態植物園區，不僅能保護草鴞等保育類生物，其大面積的植被更能發揮空氣淨化功能，吸附懸浮微粒、減少揚塵，確保空氣品質符合半導體製程規範。這種「生態服務產業」的互利模式，正是產業與生態共榮的最佳實踐。

我們可以想像未來在沙崙科學城工作的科技人才以及在地居民，下班後可以在國家級的生態植物園區漫步，與台灣特有的草鴞及鳥類共存共融；國際人士驚嘆於台灣如何在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同時，保護瀕危物種的棲地。這樣的南科四期，不僅是產業聚落，更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示範場域，其國際聲譽與吸引力將遠勝於傳統園區開發。

務實面對產業發展的機會成本

有人質疑水泥、鐵鋼、石化與半導體同樣耗水耗電，台灣的產業及經濟發展將何去何從？事實上，台積電已承諾在2040年以前完全使用再生能源，撐起再生能源產業的一片天，而其他日漸失去競爭力的產業顯然無法企及。再者，最近的報導觸及德國與北歐傳統產業失去競爭力，財政稅收減少，導致社會福利制度正面臨嚴酷的挑戰，而引發進一步的省思。

當前台灣ICT與半導體產業具有全球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的稅收帶來全民的福祉。我們應居安思危，設法實現產業升級和轉型的戰略目標。或許可以將傳統的低效益、高能耗、高污染產業淘汰或移出，同時積極支持具有競爭力、具有高附加值與全球領先的產業。

在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國人必須思考更深層的財政永續問題。在低稅率政策下，大約一半的家庭不必繳綜合所得稅，台灣如何維持相對低廉的公共事業費率、低高等教育學費、各項退休給付、全民健保等制度？這些社會福利制度的財源，很大程度仰賴高附加價值產業所創造的稅收。

當前半導體產業不僅創造就業機會，其龐大的營業額與獲利，為政府帶來可觀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收入，支撐著台灣相對優質的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體系。因此，國人必須務實地共同面對南科四期的機會成本。

在有限的水電資源與土地條件下，我們該選擇什麼樣的產業？該如何在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如果選擇放棄高附加價值的半導體產業，我們是否準備好接受公共事業費率上漲、教育學費提高、健保財務惡化、退休金縮水的可能後果？這不僅是南科四期的課題，更是台灣整體產業政策與社會福利制度必須深思的方向。

至於南科四期的選址，除了要考量環境與生態保育的議題之外，尚涉及國土空間發展策略、高鐵站區周邊土地的集約使用、沙崙科學城產學研聚落等綜合效應。南科四期選址關鍵在於建構完整的產學研聚落，引進產業的活水，避免重蹈日本筑波科學城的覆轍，因此「生態先行」、「保育優先」、「產業與生態共榮」的模式更顯重要。

事實上，我們不必在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二擇一，而是透過具有前瞻遠見的規劃，讓高科技產業創造的財富，能夠支持完善的社會福利，同時也支持高品質的生態保育。當200公頃以上的國家生態植物園區成為南科四期的核心特色，這不是犧牲產業發展，而是提升整體價值，讓台灣成為全球少數能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也實踐生態文明的典範。

結語：化解疑慮需要制度承諾

南科四期既是台灣產業升級的重要戰略布局，也是檢驗國家生態保育決心的試金石。野鳥會與環團的質疑，包括「草、綠、水空間是否真正適合草鴞」、「異地補償效果有限」、「棲地破碎化風險」等，這些都是期盼政府能做出更好的選擇。

唯有將南科四期打造為生態典範，留設30%以上保育區，直接落實為「國家生態植物園區」，並透過台糖土地無償捐贈或公益信託回饋機制，使保育成為制度化、長期化的公共承諾，才能真正化解社會疑慮，為台灣建立產業與生態保育雙贏的典範移轉。

這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務實的選擇。當我們願意在規劃初期就做對的事，就不必在未來付出更高的社會成本。南科四期有機會成為台灣開發史上的新里程碑，證明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育可以兼容並蓄的美好未來，一個從製糖工業、密集農業的生態危機中蛻變，為台灣的永續發展開創新局，讓草鴞的身影成為南科四期最美的風景。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曾負責籌設交大台南分部，世居歸仁現為沙崙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