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理想主義者的養成：如何在衝突世界下，推動人道干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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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縮減改變

在我擔任聯合國大使期間，我最常聽到一個問題是：「可是一個人能做什麼呢？」

從氣候變遷、難民危機到全球對人權的壓迫，就算是堅定積極的人，也會因為各種挑戰太過沉重而感到難以承受。我很擔心有些人會經歷某種厄運循環，他們因為無法獨力解決這些大問題，最後就會選擇什麼都不做。只要我對世界情勢的看法開始走向類似的無望僵局，我就會和團隊腦力激盪，思考我們可以如何「縮減」我們希望達成的「改變」。

我是在《改變，好容易》（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n Change Is Hard）這本書中看到這個用語，作者是奇普（Chip）和丹．希思（Dan Heath）教授。我在白宮工作時凱斯給我這本書，我曾買來送給很多政府同事。希思兄弟強調，雖然違反直覺，但大問題「最常是靠一連串小解方解決的，有時要花上數週，有時數十年」。「縮減改變」成為我和團隊的某種座右銘，歐巴馬總統也用另一種說法詮釋這個概念：「有改善就是好事。」

有時人類的成就確實能全面帶來影響，例如協助終結伊波拉疫情。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我們個人能夠為世界帶來的改變沒那麼大。我會說：「就算我們沒辦法解決整個問題，一定也有些事是我們能做的。」

從我在聯合國的任期開始，推動釋放政治犯似乎是可以達成且值得努力的行動。我利用和外交部長的私下會面、公開聲明和社群媒體，呼籲釋放世界各地因為揭露官員違法情節或提倡言論自由等「罪行」而被關押的人。

這類行動自然會讓外國政府怨恨不已，因此我很幸運能擁有像國務卿凱瑞這樣支持我的同事。當有外交部長打電話給凱瑞抱怨「薩曼莎的推特發文」，他偶爾會對幕僚發洩怒氣，抱怨我讓他的工作更難做了。不過，我們每週都會談話和電郵來往幾次，只要人都在華府時也一定會見面。他從來不曾勸我降低批評濫權政府的力度。

比方說，我有次向凱瑞提及埃及外交部長反對我的倡議，他直接翻了白眼：「他們很快就沒有人可以抓去關了。」話題就此結束。我們兩人的作風不同，但我們擁有無須言明的默契：凱瑞會用他的方法試圖影響他國政府，通常是透過私人管道，而我則低調施展外交手段，同時施加輿論壓力。

二○一五年九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計畫在聯合國舉辦高峰會，慶祝一九九五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滿二十週年。這場會議可以凸顯一項難堪事實：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的女性聲音仍被消音。中國政府最近甚至因為一群女性魯莽發起對抗性騷擾的運動而關押她們。這些女性人稱女權五姐妹，在國際持續施壓後才終於獲釋。

團隊和我知道，中國主導的「北京＋20」高峰會當然會忽略世界各地女性政治犯的困境，於是我們決定利用這場全球鎂光燈匯聚的獨特重大集會，倡議團結支持被囚女性，並對各國政府施壓釋放她們。這些行動集合成名為「＃ Freethe20」（釋放二十名女性政治犯）的運動，我們的目標是透過這場運動推動釋放十三個國家的二十位女性政治犯。我們的名單不只包括與我們對立的國家的政治犯（如委內瑞拉和敘利亞），也包括美國想要維持強健關係的政府所監禁的女性（如中國和埃及）。這種平衡讓我們在人權問題的立場更具說服力，也與我的觀點一致，我們認為兩國之間的重要關係經得起人權壓力的考驗。

每位我們計畫主打的女性，我們都直接或透過人權組織聯繫上她們的家人，來判斷他們是否希望妻子、姐妹或女兒名列其中。不過，我們還需要無數名美國官員的許可，包括在那些女性被監禁的國家擔任大使的同事。某些人抗拒，擔心將某個囚犯列入名單會增加我們和該國來往時不必要的張力。即使獲得凱瑞的支持，一直到我發布新聞稿，宣布這場運動將在隔天展開後，我們才確認了名單上最後一名女性。

北京＋20峰會前二十天，我在國務院的外交記者團面前分享第一位囚犯的故事，她是勇敢的中國律師王宇，當時她四十四歲。除了代表女權五姐妹外，王宇還替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辯護，這位維吾爾族學者因為宣揚中國政府殘忍對待維吾爾少數族群而入獄。如今王宇自己也因為「顛覆國家

政權」而遭監禁，可能面臨無期徒刑。

多虧代表團的人權顧問凱莉．拉祖克、柯提斯．庫伯和我們媒體公關組的夥伴，我們挖掘出每位女性令人難忘的故事細節，徹底利用社群媒體來宣傳她們的案件。雖然我們把重點放在每位政治犯，但這些女性的經歷闡明了司法制度如何大範圍地助長不義：主持審判的法官被政府吸納、嚴刑峻法、獄中的

不人道環境，她們參與的組織和運動更遭到迫害。

每一天，我都在臉書上發布一部影片，由我講述當天主打的女性的成就和她受到的指控，持續整整二十天。接著我們在美國代表處大廳的大片玻璃窗前掛上該位女性的巨幅照片，直接面對聯合國總部入口。參加聯合國大會的貴賓和任何走過第一大道的人都不得不經過這排數量日增的肖像。

我聯絡新罕布夏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凱莉．艾約特（Kelly Ayotte），她同意在國會推動支持這場運動的決議。這份決議由當時總共二十位女性美國參議員發起，包括共和黨和民主黨人，呼籲立即釋放這些囚犯。「我們的訊息很簡單。」參議員在新聞稿上表示：「世界各國領袖和外國政府……應該賦予女性權力，而非監禁她們。」

我掛上王宇海報當天，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劉結一打電話轉告我來自北京當局的「緊急訊息」。我和劉大使的互動尊敬有禮，但他似乎對我的行動感到不解。他說明，北京當局將我們的運動視為攻擊。他警告我，如果繼續下去，無法改善兩國間的關係，力勸我重新考慮。

我說我理解中國政府的觀點，並向他保證，即時釋放王宇和其他政治犯，讓她們參與高峰會，便能意想不到地大幅改善兩國間的氛圍。

不久後，我發表謝風秦（Ta Phong Tan）的故事，她是四十七歲的越南部落客，於二○一一年被捕。謝風秦以前是警察，她曾撰寫文章提及越南司法制度的腐敗，因發表「反政府的政治宣傳」正在服十年徒刑。她的母親為抗議女兒遭長期監禁自焚而亡。

我們發布謝風秦的故事後不久，我就接到越南駐聯合國大使的電話。他也表達越南政府因為我們決定主打謝風秦和另一位越南政治犯裴氏明姮（Bui Thi Minh Hang）而感到不滿。但幾天後，我們得知謝風秦即將獲釋，凱莉不久後就寄給我一張她抵達洛杉磯、準備展開新生活的照片。

我感到不可思議。我們在構思這場運動的概念時，並未預期其中許多女性真的會獲釋。儘管如此，我認為能讓高壓政府至少付出聲譽代價就值得了。不過我們溫和的行動似乎促成某些具體的成果。

莎娜．賽夫（Sanaa Seif）是名埃及女性，當時二十一歲，在前一年因為未經批准的和平示威被捕。我們發布她的故事後，四十八小時內，凱莉就通知我莎娜和另外九十九人已獲赦免。在每天早上的會議中，凱莉帶著我們掛在代表處窗戶上的莎娜照片出席。不過現在，那張照片的底部已經蓋上大紅字樣的「獲釋」二字。

我們永遠無法確切知道，這場運動如何確切影響各國政府釋放這些女性的決策。我們的行動只是輔助他們的家人和律師正在努力的倡議。不過，對於參與其中的美國官員來說，政治犯獲釋的消息振奮人心，畢竟他們曾辛苦向不情願的大使館爭取簽名，或為了和公眾分享去追查引人入勝的細節。在政府內部，明確的勝利非常罕見。得知這些女性能和家人團圓，我們全都非常感動，感覺自己彷彿認識她們本人。

在世界各地壓迫和民主倒退的氣氛下，我發現不要太過關注整體人權「退步」這樣令人麻痺的抽象概念，而更把焦點放在具體的人物上，較能令我滿足。一旦重獲自由，這些女性將能再次為重要的理想發聲。

「已經累積到六人了。」凱莉在我們發起這場運動的三個月後告訴我。

「現在有十二人了。」她在二○一六年八月王宇獲釋後說。

我在二○一七年一月離開政府後，我們主打的二十名女性中，有十四位已經獲釋。還有兩人將在下個月出獄。

我們只是在龐大的問題上留下微小的凹痕。但就像我對凱莉說的：「對每位女性和身旁的人來說，這宛如宇宙般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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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the20 運動證實了我在新聞業工作時所發現的事：人聚焦在特定個人時，更可能有所回應，比如大衛．羅德在波士尼亞失蹤的案件。

政府官員也是如此。在伊波拉病毒危機期間，賴比瑞亞的醫療人員傑克森．尼亞瑪用駭人的預言打動通常不表露情感的外交官，他說：「如果國際社會不挺身而出，我們全都會被消滅。」同理，我們也舉辦了一連串的會議強調伊斯蘭國的殘暴作風，後來我甚至邀請時值二十一歲的雅茲迪女性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到安理會現身說法。她描述伊斯蘭國如何處決她的母親和九名兄弟中的六人，接著強迫她成為性奴隸，她的證詞發自內心闡述了美國領導的聯盟正在努力終結的野蠻行徑。

伊斯蘭國開始宣傳他們處決懷疑是同性戀的伊拉克人和敘利亞人時，我聯絡了維塔利，我們在對抗伊斯蘭國的議題上經常取得共識。可是，我詢問他是否能夠在安理會合作推動譴責反同恐怖行動時，他回答：「沒辦法。」無論俄國政府多麼直言批評恐怖主義，當受害者是同性戀，他們就會傾向保持沉默。俄國政府也利用影響力確保安理會保持沉默。

因為智利在LGBT權利進展卓著，我請求該國大使克里斯蒂安．巴羅斯（Cristián Barros）和美國合作，在安理會討論對LGBT人士的暴力，這在史上是頭一遭。克里斯蒂安嘆了口氣，他知道我們如果這麼做，某些國家會多麼不悅。接著，他眼神發光並說：「我們會做這件事的，薩曼莎。我們會孤立無援，但我們會堅持下去。」

結果我們並非孤立無援，大約有兩百名外國外交官參與這場非正式的安理會會議。在座的所有人都肅靜聆聽兩位曾遭受伊斯蘭國迫害的LGBT目擊證人發言。其中一位是名叫蘇卜希．納哈斯（Subhi Nahas）的敘利亞人，二十八歲的他坐在我身旁，詳述他遭到毆打、悽慘逃亡至土耳其、最終落腳在舊金山的經歷。另一位是約二十五歲的伊拉克人，他因為太害怕會被追捕而使用化名（「亞德南」），並從中東某個秘密地點用電話發言。

蘇卜希和亞德南的證詞清楚表明伊斯蘭國在利用根深柢固的社會仇恨。就算恐怖分子有天被打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同性戀者也不會安全。儘管如此，我們提供這兩位青年具體的平台，講述他們的故事，並維護他們的尊嚴。因為大量媒體報導這場會議，他們的話語將會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可能傳進某個正在審理LGBT人士庇護申請的移民官員耳裡，甚至可能傳到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最深處，他們有許多朋友仍躲藏在當地。

幾天後，我收到「亞德南」寄來的電子郵件。他用英文寫道：

我很榮幸能夠參與那場歷史性的活動，那是我人生目前為止做過最棒的一件事……對你的感激之情我難以言喻。而且我相信我正在傳達中東地區數以千計的人們的想法。

他在信件的署名使用真名，我在這之前並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九個月後，某位宣稱效忠伊斯蘭國的槍手在奧蘭多的脈動舞廳謀殺了四十九人，脈動舞廳是深受LGBT族群歡迎的夜生活據點。那場屠殺是自九一一以來美國國土內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我邊消化這則消息，邊試圖避免自己因為厭惡仇恨而消沉喪志。反之，我打電話給大衛．普雷斯曼，表示我想要用某個方式在安理會回應這起事件。

我們都知道，就算只是暫時如此，但脈動舞廳攻擊事件的恐怖程度，可能已足以讓聯合國原先不願意的國家擱置偏見。那場安理會召開的非正式會議我們邀請了蘇卜希和亞德南出席，出現了令人意外的結果，我們決定測試其他國家願意為譴責反同暴力付出多少。「我認為現在正是時候。」我說。

我打去時，大衛正在公園陪剛開始學走路的雙胞胎兒子玩，他放下伴侶和孩子，直接前往聯合國總部。我們花了一整天在紐約和世界其他首都激烈外交遊說，聯合國安理會同意「用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奧蘭多的恐怖攻擊……因性傾向而攻擊他人」，連俄國和埃及也同意這份聲明（其代表不希望外界看到他們阻擋安理會譴責伊斯蘭國）。

大衛和我剛到聯合國工作時，曾單純因為安理會決議聽從俄羅斯建議使用「脆弱人口」指稱LGBT族群，而努力奮戰抵制。如今，安理會史上首次譴責以性傾向為由的攻擊事件，日後任何國家遭受迫害的LGBT人士都可以援引這次決議所建立的標準。

幾天後，我召集曾合作推動LGBT權利的聯合國大使「核心小組」。我建議不要在聯合國碰面，而是到格林威治村傳奇的石牆酒吧聚會。在石牆酒吧當調酒師數十年的「樹伯」瑟果亞（Tree Sequoia）招呼我們這十六位大使，重述石牆酒吧在一九六九年被紐約市警察襲擊時的情景。這起事件引發抗議，促成一波出乎意料的全國同性戀權利運動。

樹伯帶領我們進到一間牆面有著木頭飾板的昏暗密室，充滿啤酒花的酸氣味。大使都就座後，我率先發言開啟討論，指出曾襲擊石牆酒吧的同一批警察，如今都參與了紐約市同志大遊行。

「世事難料。我們只能盡力去做。可是有一天，有人搞不好會回顧那兩位中東同性戀男士在安理會的勇敢證詞，或聯合國譴責攻擊LGBT族群的聲明中某個句子，視之為漫漫長路的第一步，最終會達到更有意義的成果。」

其他大使似乎聽得熱血沸騰。有些人原先十分焦慮，不知是否該推動創立聯合國的新職位以致力於保護LGBT人士。可是在石牆酒吧，我們全都許諾要勇往直前。

剛好兩週後，同一批曾反對賦予聯合國LGBT職員福利的國家，又聯合起來猛烈抵抗，但我們成功創立聯合國第一個負責監督和公開報告世界各地LGBT權利情況的職位。人權觀察會對此表示：「對任何因為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面臨歧視和暴力風險的人來說，這是他們的人權深具歷史意義的勝利。」

我視之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有賴於在此之前所有小小的改變。

作者為美國知名政治作家、學者、外交官和人權工作者，長期關注國際人權議題。鮑爾從2013年到2017年間，擔任歐巴馬政府人權顧問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投入提倡難民保護、女性與LGBTQ群體權利、宗教弱勢群體權利等人權改革，2011年推動國際軍事干預利比亞戰爭。
鮑爾在2002年出版《地獄的難題：世界警察為何無法阻止種族滅絕？》，該書榮獲2003年普立茲非虛構類獎、甘迺迪圖書獎、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以及美國非虛構寫作獎盧卡斯獎等大獎。鮑爾本身亦曾獲選為《時代》雜誌與《富比世》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並在2015、2016年獲頒巴納德傑出獎章與亨利‧季辛吉獎。
鮑爾目前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教授，在國際開發總署被川普裁撤前，擔任最後一任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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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理想主義者的養成：如何在衝突世界下，推動人道干預的精神》
作者：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