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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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習一代 二○二一年春夏

艾蜜莉十幾二十歲時，常常夢到跟弟弟有關的惡夢。夢裡，弟弟的年紀比她小很多，兩人會在一處很高的陽台玩耍。艾蜜莉的弟弟面朝著她，抓著她的兩隻手。他會緊緊抓著，然後踩上她的腿，再往後翻，就是小小孩有時候跟大人玩耍的方式。一次後翻時，艾蜜莉沒抓緊，她弟弟就摔出了陽台。

弟弟自殺之前的好幾年，她就做過這個惡夢。隨著年紀漸長，她相信這個夢一定是反映自己試圖接住弟弟時的無助感。她沒有跟爸媽聊過這個感受，長久以來她也避免跟兒子陶陶談到他舅舅的死。

艾蜜莉也很少告訴陶陶自己師專年代和後來在深圳打工的故事。那些回憶也不苦，只是她自己覺得沒什麼價值。「我那時很被動，」她有一次告訴我，「我都不是自己做決定—我只是做出反應。就連去深圳工作其實也不是主動做的決定。只是我不想待在涪陵。」她繼續說：「我覺得自己一直被動到陶陶出生。此後我開始讀關於育兒的書，也有了自己關於對錯的看法。我自己做決定。這時候我才真正開始閱讀。以前我都是隨便翻過去。」

艾蜜莉那一代的移工往往提到一開始會缺乏方向感。她的前男友安立也覺得被推著走，對於城市生活沒有準備，而且他是因為自己無法掌控的情況而被迫離鄉背井。日子久了，這些人有許多人熬過了競爭的嚴峻考驗。他們學到要勤奮，也琢磨出怎麼樣提升自己的工夫與知識。但艾蜜莉不太重視地位與物質成長。即便在自己家人之間，她也看出這些東西不必然帶來成就感。她父親雖然成為德高望重的教授，但他感覺並不滿足。還有劉表哥，儘管非常有錢，卻還是對財富抱持矛盾的心態。

劉表哥有錢以後，每年春節都會在自己老家村裡蓋的別墅設宴。參加的人除了這一帶的親戚，還有生意夥伴與政府幹部。劉表哥和其他有錢人會打麻將打通霄。

二○一○年代，劉表哥在華北做的房產投資打了水漂，淨資產因此銳減。他還是很有錢，但此後一年一度的宴會就沒那麼大手筆，出現的生意人和幹部也少了。艾蜜莉注意到表哥感覺有點憂愁，有時候還會談到道德與宗教。經歷這一切，劉表哥的母親基本上沒什麼變。她依舊耕作別墅外的田，好像她還是農民。

二○二一年初，劉表哥在春節期間多擺了一場慶祝自己五十歲生日。吃完飯，艾蜜莉寫了一段很長的訊息給我：

嗨，春節快樂！我從拜登先生贏得總統大位之後，就一直想要寫信給你。我喜歡這位總統的女兒，感覺她人很好，這樣爸爸應該也是個好人吧。希望他可以讓情況步上正軌。

這次放假我們都待在重慶。我們到鄉下拜訪親戚，慶祝我有錢表哥的五十大壽，還開車去大足看石刻，陶陶一邊看一邊問起跟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事情。我跟他說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認為所有宗教的核心是一樣的，像是愛、友善、慷慨……他很認真在聽。我想，跟兒子出遊真是愈來愈有趣。

我兒子喜歡泰戈爾和紀伯倫寫的詩，我猜他會想讀多點詩或哲學書。兩種我都買了，他對後者更有興趣。現在他在讀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C. Solomon）的《大問題》（The Big Questions），非常入迷。他邊讀邊想。我也跟著讀了，只是不太好懂。我努力對不同思想抱持開放態度，但過去知識與經驗有時候會擋住我。能夠在接收太多來自別人的觀點之前先讀這本書，培養自己看事情的方式，我想對兒子來說是好事吧。

我弟弟在陶陶年紀時也喜歡哲學，但他以前讀不到這些書，我也不懂他想表達的事。

大部分中國人很重視教育，艾蜜莉也是，但她的信念跟別人不太一樣。如今的教育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競爭，孩子在這條路上為了班級排名與高考成績而鬥爭。艾蜜莉的教育觀更廣：她相信理想的學校也要教導價值觀、同理心與自覺。她對於教育的尊敬，多少是因為體認到上學也有可能傷害孩子。艾蜜莉覺得，這就是她弟弟身上發生的事情。當地的教育體系對一個有天分但不符傳統的心靈來說太僵化、太殘酷了。

她在陶陶身上看到弟弟的一些影子。陶陶不像他舅舅，他在班上很受同學歡迎，成績也很好。但他也有類似的反骨性格，會問關於社會與政治的難題。這年春天我有一次去涪陵，跟艾蜜莉吃飯，她說有時候自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兒子。

「他問我問題，但我不知道怎麼說好。」她說，「我不希望他跟香港那些學生一個下場。」

那時，英國前殖民地的示威活動遭到鎮壓已經很久了，一些學生領袖遭到逮捕。「是因為你覺得他們錯了？」我問，「還是因為他們受罰？」

「因為他們受罰。」艾蜜莉說。

最近陶陶犯了一些無足輕重的校規，被老師訓了一頓。陶陶回嘴：「我會遵守合理的校規，不合理的我不管。」

一番不愉快過後，老師打電話給艾蜜莉。「我從他寫的東西看出他跟其他孩子想得不一樣。」老師說，「跟他說他可以想這些東西，甚至也可以寫進我課上的作文。但真的做是另一回事。」

老師的口氣沒有生氣，也沒有咄咄逼人。其實，她是盡力用溫和的方式說。顯然她是替陶陶擔心，而不是為了維護校規。就涉及政治的事情上，這種保護態度在中國算很常見。即便是位高權重的人，也常常會做點小事，替人家指點體制內的道路，甚至出奇地正派。有時候，大家會忘記這其實是維繫體制的一種方法。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信念問題—大局無法改變，目標只能是在個人層面上避免問題。

我問艾蜜莉，老師打來之後，她是怎麼跟陶陶說的。「我告訴他，這個國家並不完美，」她說，「也許以後你可以讓國家變得更好。但現在你得跟體制共處。」

再過一年多，小男孩就要進高中了，要跟他隱瞞事情也愈來愈難。我到訪前不久，有個年紀比較大的同輩親戚，把舅舅發生的事情告訴他。陶陶沒有聽過就算了，反而是直接去找艾蜜莉。

「他問我：『為什麼舅舅要自殺？』」艾蜜莉說，「我不知道怎麼講。」但她發現一旦這件事情攤在陽光下，反而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難說。「我說，我弟弟有些事情不說。」艾蜜莉解釋，「他需要講出口，而我們本該幫他一把。但當時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我告訴陶陶，如果心裡有事，應該告訴我們。」

這番話感覺讓陶陶鬆了口氣。他很感謝媽媽對自己誠實，而他也喜歡聽她講舅舅的個性與興趣。後來，艾蜜莉體悟到，這還是她第一次講到她弟弟，感覺還比較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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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春天，我盡可能多跑涪陵。現在有C O V I D車就方便了，我會開長途穿過長江與烏江河谷。一九九○年代，我是用雙腳探索這個地方，有時候還會揹背包跟帳篷。我最喜歡的徒步路線，是從師專後門出發，烏江東岸的陡坡上滿是開出來的水稻梯田。它們好像鏡子樓梯，每一階都是放滿水的稻田，倒映天光。到了下午，農民會在田裡忙除草或補苗。小朋友坐在家門口水泥鋪的打穀場，寫功課。我在《江城》寫著：

下午太陽大的時候，幾乎每一家的打穀場都有個孩子—涪陵的學校會出一大堆回家功課，學生寫得特別認真，就算是沒受過教育的農民家裡的小孩也一樣。我漸漸覺得，這或許是當地人最令我欽佩的特質了：他們很看重教育，在這樣的地方教書不難感到愉快。

如今，鏡子階梯已經沒了，我也完全看不到有誰在種稻。農民告訴我，說種稻太費力了。維護梯田跟插秧這種吃重活最好要有年輕人手，但年輕人一個個老早就去了城市。打穀場上那些孩子學得很透澈。

我遇到的農民很少，而且難免都是老人家。他們的心氣已經不比當年，人數也是。他們多半只照顧小菜園，也不再維護我記憶中當年錯綜交織的步道。烏江河畔高處，也就是以前水稻梯田最壯觀的位置，一階一階的田如今早已塌落成一片長滿雜草的長斜坡。

我還有以前年輕時健行照的照片。有幾次回涪陵，我會往山上爬，試著在同一個位置，重現以前照的照片。但幾乎不可能，因為周圍已經改變太多了。一九九○年代，人力形塑農村的各種方式讓我印象深刻—此情此景久有人居，鄉下的田和小徑感覺就像老房子裡的家具一樣親切。但如今我了解到疏於照顧就跟勤於維護是一樣強大的力量。有幾處山坡的形狀已經大幅改變，樹木到處都是。以前，農民鮮少放著讓任何東西長到超過幾尺高，畢竟作物禁不起缺乏日照，每一塊沃土都要發揮最大效益。可現在山坡上有些地方已經變成小森林。我試圖重現老照片，卻往往發現風景已經被樹擋住。類似的改變發生在中國各地，在二○○四年，中國已經成為農產淨進口國。此後，遷往城市的年輕人甚至比之前更多，休耕的土地也更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農業國家，如今卻是全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從北山坪頂照的照片運氣比較好。山頂上的景還是很開闊，我可以重現幾張往下看長江，乃至於涪陵市中心的照片。把新舊照片並陳—左邊是一九九六年，右邊是二○二一年，差異從照片頂部的天空開始，一路到底部的河面。老照片上面的天空是灰的，有紋理的，就像一塊髒布懸掛在地平線的上方。當年空汙嚴重，畢竟城中區的工業管理並不嚴謹。擔任和平隊志工期間，我得了慢性鼻竇炎，還染上當時好發於河谷地的肺結核。二○○○年代，政府關閉或遷移了鬧區的重工業廠房。朋友告訴我，他們注意到呼吸道健康馬上改善了。

新照片裡空氣清朗、天色湛藍，甚至有機會看到一九九○年代看不到的遠方山脈。天空底下，是市區沿著長江南岸綿延的山麓鋪展開來。只要把照片擺在一起看，新版的涪陵似乎跟舊版一點關係都沒有，畢竟現在許多建物都是閃亮亮的高樓。但仔細一看，原本的肌理就透出來了：在新開發地盤之下，舊有街道巷弄的布局卻是絲毫未變。涪陵從來就不是全面拆遷，不是政府指導下的拆除與重建。改變反而是從最基層開始，街道接著街道，建築挨著建築，個人輪著個人。有人賺了錢，蓋了新的房子或一排新店面，不久後隔壁鄰居就依樣畫葫蘆。道路沒有變，甚至連路名都沒有變，還是人民路、建設路、興華路。有些路名中提到的產業早就沒了，像是洗墨路。中國的許多矛盾就是這樣，一切都變了，卻也都沒變。

新照片的底部，也就是市區的輪廓與長江交界的地方，河邊已經蓋起了五十公尺高的河堤。河堤在高樓的下方化為一條長長的白帶子，彷彿城市在河邊提起了裙襬。新照片裡的長江比老照片來得寬，河面平穩如鏡，映照著拔地而起的建築。老照片裡的河水沒有反射任何東西，因為大壩建成以前的河水流速太快了。以前，從捕魚的舢舨到矮墩墩的渡船，有形形色色的船隻掠過水面。隔著一段距離看，碼頭就像浮葉，四散在兩江交匯處。

新照片裡面，幾乎所有的碼頭都不見了，船也是。多年來，長江上的商業捕魚持續受到限制，最後在二○二一年初完全禁止。早在這個時間點之前，渡輪幾乎就已經停止營運了。這兩條江水，就跟河岸高處的水稻梯田一樣，已經徹底為人所棄。

有些舊時北山坪的照片是在冬天拍的。大壩建成之前，長江水位會在冬季下降，河中的小島與砂岩梁隨之出水。其中最著名的石梁叫作白鶴梁。老照片裡的白鶴梁是河中一條灰白色的細線，跟南岸平行。一九九○年代，主管這個古蹟的是涪陵文物管理所。每到冬天，白鶴梁出水後，所裡就會派一位叫黃德建的職員駐守古蹟。黃德建穿著人民解放軍綠色大衣的軍餘品，坐在一張小小的木桌後。這裡就是他的單位，四面圍繞著湍急的長江水。

當年，河邊還有漁民。入冬後，幾家蜑家會把舢舨停在白鶴梁附近，以一趟三塊人民幣，相當於三十五美分的費用，載遊客往返於白鶴梁與長江南岸。以前當和平隊志工，我每年冬天都會去幾次白鶴梁，聽黃德建講解歷史。一千二百多年前，有人在石頭上刻了一對游鯉，後來變成水文高度的指標。順流而下的船夫可以在白鶴梁邊暫停，比較水位跟雙鯉構成的固定高度，藉此預測三峽激流的情況。

後來大家開始記錄水位高度，刻在這塊石梁上。最早的石刻題記來自西元七六三年，當時是唐代。時光荏苒，用題記標示石鯉每年出水的時間點逐漸變成傳統。許多詩人墨客在涪陵任官，有時候是在政治上犯錯而遭貶，而這些作家都在石頭上留下自己的印記。據說石梁上有三十多萬個石刻字。

黃德建幾乎是把這些文字統統背下來了，就像學童背李白的詩那樣。我在和平隊的時候，曾經買過一本講白鶴梁的書，去看的時候都會帶著。只要我問起特定的石刻，或是哪個知名書法家寫的詩，黃德建都能立刻指出來。他人很親切，三十多歲，頭髮理得很短，耳廓看起來仙風道骨。他常常看起來很累，眼袋很重，我推想這是長時間在冰冷的岩石上度過冬日的結果。但黃德建的熱情沒有盡頭。他最喜歡的石刻之一，位在這塊砂岩的西緣，有四個字，「惟汶永年」。題字的舒長松不是特別有名，但字寫得很美，有著行草優雅的曲線。

住在涪陵的時候，大家都曉得這個古蹟注定要消失。三峽大壩的第一階段預計二○○三年完工，涪陵段的水面將上升約五十公尺。此後白鶴梁將永不見天日。但對於迫在眉睫的消失，感覺大家並不著急。當地人很少去看白鶴梁；我去看古蹟的時候，石梁上通常就只有我跟黃德建。上中文家教時，我把能找到的關於白鶴梁的每一份地方報導都細讀過了。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重慶晚報》報導中有一份提案，是用某種水下博物館把白鶴梁罩住。

涪陵師專友人對這個點子嗤之以鼻—他們說政府老是承諾辦不到的事情。涪陵畢竟是連個紅綠燈都沒有的小城。我認識的人當中只有少數對水下博物館懷抱希望，黃德建是其中之一，但就連他也只知道《重慶晚報》報導的內容。每次我們談起這個議題，黃德建都在木桌後瑟瑟發抖，好像學校小朋友在長江谷地的寬闊穿堂受罰。我琢磨著，身處黃德建這種處境，任何一種室內博物館都能激起某些奇妙的想法。

報導上還提到另一份沒那麼大膽的提案。官員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委人將石刻拓印下來，這樣在白鶴梁隱沒之後就能拿拓本展示。在《江城》裡，我預料這是比較可能的結果：

這對他們來說無疑是比較實際的解決方法─當地畢竟沒有那種蓋水下展覽廳所必需的資源，而且白鶴梁對涪陵一般居民的意義也不大……專家預估，大壩完工後十年之內，新水庫的淤沙淤泥就會抹去這一千二百多年的石刻。

作者原名彼得．海斯勒，「何偉」為他的漢名。1969年生，在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長大，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並在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何偉自2000至2007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2019年舉家搬到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

何偉最膾炙人口的作品為「中國三部曲」：《江城》曾獲桐山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入選200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尋路中國》獲選《紐約時報書評》百大書籍；此系列與專欄合集《奇石》成為中國觀察與非虛構寫作的必讀書單。另著有《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為他派駐開羅時的政治與社會觀察。《別江》則為他2019年重回中國後寫下的最新著作。

2008年，何偉因卓越的報導而獲得美國國家雜誌獎；2011年，何偉以其筆下「敏銳觀察中國平凡百姓如何應對改革時代社會快速變遷的複雜生活」之紀錄，再獲麥克阿瑟基金會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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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別江》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