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喚憤怒：情感資本的數據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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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垃圾叫作垃圾，永遠是重要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是在認同它的存在。」

——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Outside The Whale〉，1984。

「在政治裡，當理性與情緒相撞，情緒總是勝出。」

——德魯・魏斯登（Drew Westen），《The Political Brain》，2007。

憤怒農場的豐收季節

2025年10月31日，媒體揭露國民黨主席當選人鄭麗文對德國之聲說：「普丁不是獨裁者。」這句話在台灣輿論場引爆的，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一種精密計算過的情動強度（affective intensity）。

讓我們暫停道德判斷，來解剖這個時刻：在她說出這句話之前，某個政治顧問團隊可能已經預測了關鍵詞的傳播路徑、情緒峰值的時間曲線、以及不同平台的擴散係數。他們知道「普丁」加「不是獨裁者」的組合，會在演算法中產生什麼化學反應。

這就是我所謂的「憤怒農場」（outrage farming）——一種系統性地播種、培育、收割憤怒的政治技術。農夫知道什麼季節種什麼作物，政客知道什麼時機種什麼憤怒。差別是，農作物餵養身體，憤怒餵養演算法。

而當演算法吃飽了，誰獲得了養分？

情動公眾：在理性之前被捕獲

政治理論家布萊恩・馬蘇米（Brian Massumi）區分了「情緒」與「情動」：情緒是可被命名的感受（如「我很憤怒」），情動是前語言的身體強度——那種讓你在讀到「普丁不是獨裁者」時瞬間緊繃的生理反應。

這個區分至關重要。因為當代政治操作的，不是你的情緒，而是你的情動。在你的大腦來得及處理「這句話是否合理」之前，你的身體已經做出反應：心跳加速、肌肉緊張、腎上腺素分泌。這些生理反應會被轉化為數位痕跡：滑動的速度、停留的時間、點擊的力道。

齊茲・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稱之為「情動公眾」——不是透過理性論述聚集的公民，而是透過情動共振聚集的身體。當鄭麗文發言時，她真正創造的不是論述空間，而是情動場域。支持者與反對者都被捲入同一個情動漩渦，而這正是她要的。

敵意的基礎設施

但這不只是個人策略，而是整個數位基礎設施的設計邏輯。我稱之為「敵意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of enmity）——從程式碼層級就內建了製造對立的機制。

臉書的演算法不是中立的。如《社群帝國那些人》（Careless People，我四月介紹本書英文版時曾暫譯為《無心為善的人》，台灣繁體中文版今已上市）所揭露，它被設計來最大化「參與度」，而研究顯示，憤怒產生的參與度是其他情緒的五倍。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在演算法的世界觀裡，一個憤怒的用戶比五個快樂的用戶更有價值。

這種基礎設施創造了政治理論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所說的「敵我區分」，但更精密、更隱蔽。它不需要意識形態，不需要領袖魅力，只需要一個觸發憤怒的按鈕。每次點擊都在強化這個系統，每次分享都在餵養這頭巨獸。

更恐怖的是，這個基礎設施具有自我強化的特性。越多人憤怒，演算法越會推送引發憤怒的內容；越多憤怒內容被推送，政治人物越會學習如何製造憤怒。這是一個完美的回饋迴路，而我們都困在其中。

即時性暴政：24分鐘的憤怒循環

速度理論家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警告過「速度即是環境」。在社群媒體時代，這個環境的特徵是「即時性暴政」——一切都必須立即反應、立即表態、立即選邊站。

傳統的「24小時新聞循環」已經被壓縮成「24分鐘憤怒循環」。鄭麗文的發言在中午見報，下午就已經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發言→憤怒→反駁→反反駁→疲乏→等待下一個刺激。

這種時間壓縮產生了弔詭的效果：我們看似在激烈辯論，實際上根本沒有時間思考。政治哲學家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es）稱之為「神經政治」（nervous politics）——政治不再訴諸理性思辨，而是直接攻擊神經系統。

情緒化的超理性

這裡有個悖論：表面上看是「情緒壓倒理性」，實際上卻是一種「超理性」的操作。

想想看：製造這些憤怒的政客們，自己憤怒嗎？恐怕不是。他們極度冷靜地計算著如何讓你失去冷靜。他們用A/B測試優化措辭，用數據分析預測反應，用量化模型評估效益。這是情緒的工業化生產——看似瘋狂的表演，背後是精密的理性計算。

斯洛維尼亞哲學家芮娜塔・薩萊可（Renata Salecl）在《選擇的暴政》中指出：當代人看似在做情緒化的選擇，實際上這些選擇早已被設計好。你以為你在自由地憤怒，其實你的憤怒路徑早就被演算法規劃好了。

後真相的情感向度

在後真相時代，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情感共振的強度。鄭麗文當然知道普丁是獨裁者——這副姿態背後的支撐點不是無知，而是策略。她要的不是事實層面的認同，而是情感層面的動員。

這揭示了後真相的深層邏輯：真相沒有消失，只是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產生足夠強烈的情動反應，能否在注意力經濟中占據一席之地，能否在演算法的權重中獲得優勢。

這種「情感真實」（emotional truth）取代「事實真實」（factual truth），創造了一個詭異的政治空間：在這裡，說謊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技術問題——你的謊言能產生多大的情感效應？

「有選舉的國家就是民主的，因此普丁不可能是獨裁者」。如果鄭麗文此言邏輯為真，那麼為何國民黨要跟民眾黨一起不停的宣揚賴清德政府是獨裁，甚至連中國國台辦都在七月發新聞稿唱和，指台灣是「綠色恐怖」、「獨裁」呢？台灣不是「有選舉」嗎？

這兩個論證中一定有一個是假的。但問題卻是，支持者在乎邏輯嗎？如果不在乎，又是因為什麼？鄭麗文的發言是一種「民粹風味」表演，把事情劃分得好像很單純，說「有選舉的國家就不是獨裁」，然而我們都知道事實不是這樣。但如果要反駁她，卻要花很多的力氣。

民粹式的話語與其接收者感覺自己在勇敢「表達意見」，但不需要面對意見的後果。這種心理上被赦免的輕盈感，正是它的成癮性所在。鄭麗文的發言收割的是這種情緒，「我不要被西方媒體洗腦」、「我比主流更真實」，她不是真的要說明任何政治現實，而僅僅是在爭奪那些自認「被壓抑者」的位置。

這類「語言對稱的假象」其實是一種資訊戰技巧——讓真實與謊言聽起來一樣平衡。但之所以人們跟這種話術起舞，是因為現實的複雜與嚴峻程度讓人疲倦，擁抱情感永遠比進入思考更輕鬆。從這個觀點來看，當代的民粹並不見得是反理性，而是反疲倦。

診斷：人類政治的當代變異

讓我們面對一個不舒服的事實：也許政治從來都是情感的。差別只是，現在情感可以被量化、被交易、被武器化。

古希臘的煽動家知道如何操控群眾情緒，但他們無法測量每個人的憤怒指數。羅馬的政客知道麵包和競技可以安撫民心，但他們無法即時追蹤滿意度曲線。今天的政客不只知道你在憤怒，還知道你憤怒的強度、持續時間、傳播路徑。

這是人類政治的當代變異：從情感動員到情感工程，從群眾心理到個體數據，從模糊的感受到精確的指標。我們正在見證政治的工業革命——情感成為原料，演算法是生產線，注意力是產品。

抵抗的可能

在被演算法殖民的時代，最激進的抵抗也許是最簡單的：拒絕被激怒。

意思不是要我們變得冷漠，而是有意識地奪回情感的自主權。當鄭麗文們播種憤怒時，我們可以選擇不參與收割。當媒體急著報導最新爭議時，我們可以要求脈絡而非刺激。當演算法推送憤怒時，我們可以選擇關掉螢幕。

真正的問題不是「誰說了什麼」，而是「誰在設計我們的憤怒」。真正的批判不是參與謾罵，而是揭露機制。真正的抵抗不是更嘹亮的怒吼，而是拒絕成為憤怒農場的作物。

薩爾曼・魯西迪說要把垃圾叫作垃圾。但在這個時代，更重要的是認清：我們的憤怒正在被當作肥料，滋養著一個以敵意為食的系統。

當憤怒成為商品，清醒就是我們最後的武器。當所有人都在情動的漩渦中掙扎，能夠停下來問「為什麼我要憤怒」的人，才是真正的反抗者。

這不是一篇關於鄭麗文的文章，這是一份關於我們所有人的診斷書。病名是：自願的情感奴役。而解藥，也許就是這麼簡單——在下一次憤怒之前，深呼吸，然後問：誰會從我的憤怒中獲利？

如果答案不是你自己，那就是時候重新思考這場遊戲的規則了。

附錄

《德國之聲》採訪影片於10月30日在Youtube釋出，隔天（31日）進行社群宣傳，即刻引爆話題。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