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科技共和國》

362

我們目前施加在領導人物身上的披露與審查制度並不僅限於大學校長或民選官員，也滲透到矽谷和企業界。過去幾十年，我們培養出來的高階主管和企業家基本上都被剝奪對世界形成觀點的機會，無論是闡述這個世界現狀的描述性觀點，還是認為這個世界應該是什麼模樣的規範性觀點。如此一來，管理階層只在意自己的生存和延續，不願意推動真正的變革或發展。

思想的萎縮，以及伴隨這種退化而來的自我審查，嚴重侵蝕了真正的思考。銷售消費性產品的公司自認有必要對影響我們道德觀或內心世界的議題發表並宣傳它們的看法；而那些擁有能力，甚至可能有責任影響地緣政治的軟體公司，卻顯得異常沉默。

帕蘭泰爾為美國及其在歐洲和世界各地盟友的國防和情報機構打造軟體和人工智慧。我們的工作一直備受爭議，並非所有人都認同我們開發支援攻擊性武器系統產品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有其代價和複雜性，我們還是選擇這條道路。

相形之下，那些大學校長在國會的證詞，揭露出當代菁英文化為了掌握權力而做了哪些妥協。他們認為，也許除了自己，一切信念都很危險，應當迴避。矽谷主流圈對某些類型的思想，包括對文化或國家認同的思想，已經變得極度警惕又恐懼，以至於他們把一切類似世界觀的東西，都視為負擔或風險。2004 年，Google 上市之際曾以「不作惡」（don’t be evil）作為企業口號，後來又把口號改成同樣平庸的句子：「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這些膚淺又幾乎毫無遮掩的虛無主義，體現出這一代傑出軟體工程師的價值觀。這一代人學到的是要辨認並對抗「惡」，而不是去面對更有挑戰性且十分混亂的現實世界，以及面對這個世界的不完美。法國作家巴思卡．卜律克內（Pascal Bruckner）曾寫道，一旦我們欠缺「做任何事的能力，敏感度就成了我們的主要目標」，因此「我們的目標不是做事，而是被人評論」。

問題是，不會說錯話的人，往往等於什麼都沒說。太過膽怯而不願參與我們這個時代的辯論，會讓人喪失推動世界所需的強烈情感。歌德在《浮士德》（Faust）提醒我們：「如果你感受不到它，你也無法靠追尋而找到它。若非發自內心，你永遠無法感動他人。」

帶領我們重要機構的人，他們身上任何熱忱的痕跡或激情的跡象，已經大幅被我們的文化成功壓抑了。他們光鮮亮麗的表象之下還剩下什麼，我們往往不清楚。我們後來才得知，美國最受敬重的律師事務所威爾默黑爾（WilmerHale）曾為哈佛大學的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和賓州大學的馬吉爾準備國會的證詞。這兩位校長都丟了工作。兩位校長冷峻的態度以及她們對法律專家的信任，讓民眾把她們的證詞當作檢驗其價值觀的公投。這件事再次提醒我們，把政治爭鬥交由不相干的法律專家處理，會有什麼危險。也有人認為，這樣質詢、對待大學校長並不公平。也許吧。但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曾正確地指出，即使我們承認國會質詢這些校長有某種「做秀成分」，但我們還是應該對這些在重要舞台上扮演領導者角色的人，有更高的期待。

人與人之間只要有真實的互動，並認真面對這個世界，必然會出現荊棘、刺激與缺陷。如果我們系統性地抹除這些不適，我們也會失去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對此，加拿大出生的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針對他所謂「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s）所做的研究，顯得相當有啟發。高夫曼在他 1961 年出版的論文集《精神病院》（Asylums）中，將監獄和精神病院等機構定義成「許多處境相似的人長期與社會隔絕，在封閉且由正式機構管理的環境裡一起生活」。美國一些最頂尖的大學也是如此，這些學校表面上逐漸對更多人敞開大門，內部文化卻仍然非常封閉，與世隔絕。

1960年代末，較早一代的大學主事者，像是耶魯大學的布魯斯特校長，就在面對既有權力和菁英特權的挑戰時，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他們不僅正面對決，甚至積極擁抱變革。1970年5月，黑豹黨（注：Black Panthers，主要由非裔美國人組成的黑人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等人參與的一連串民權示威活動席捲了耶魯大學校園，至少有兩枚炸彈在學校的冰上曲棍球場爆炸。然而，布魯斯特和其他人願意冒險深入當時的道德泥淖，這種做法在今天的美國，幾乎一定會迅速遭到「取消文化」打擊。1970年4月，布魯斯特在紐哈芬舉行教職員大會，與會人數達數百名。根據《紐約時報》次日的報導，他「對於黑人革命能否在全美任何一個地方得到公正的對待，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冒險衝進火海，而不是逃離火海。時任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馬上要求布魯斯特辭職，然而他沒有辭職。他不僅保住了工作，後來還變得更強大。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曾經說過：「一旦對國王下手，就得殺了他。」

魯姆發表了論文〈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闡述我們目前面臨的挑戰。他寫道：「我們承諾要保持『開放』的態度，這是一種非常重要且毫無爭議的美德」，但這種美德「已經驅逐了我們自己的神祇，徒留一個令人咋舌、沒有意義的國度」。布魯姆接著寫道：「民眾無法直接、真切感受到國家的意義及使命，那本來是人成年之後，思考政體和治國之道的基礎。如今的大學生對我們的政治傳統不僅無知又憤世嫉俗，既無法從傳統裡得到啟發， 也無法對這些傳統做出嚴肅的批判。」1980年代末期，布魯姆關注的是大學生的內在世界與智識生活。如今，當年的學生成了管理我們的人。這些管理者在極其嚴厲的文化裡成長，文化有系統地懲罰一切擁有道德勇氣的行為，並獎勵違背道德勇氣的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大學校長也是受害者。他們被自己以及整個社會對監控言語的痴迷所害，進而延伸到對思想的審查。他們還受制於一套複雜但從未正式示人的言論與行為準則，這些準則一同削弱了個人培養出真正信念的習慣與直覺，同時也剝奪了他們表達這些信念的勇氣。

普林斯頓大學前東亞研究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1990年代的研究，對於揭露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十分重要。他指出，蘇聯領導階層連篇累牘記錄並詳細規範當時的禁忌言論，甚至定期出版「手冊」，具體列出禁用哪些詞語。然而，林培瑞認為，中國政府監控言論的方式雖比較隱晦，破壞力卻更強，並在許多層面上更接近當代美國限制言論的模式。林培瑞寫道，中國政府「摒棄了蘇聯那種比較機械化的審查方式」，轉而採用本質上屬於心理控制的系統。在這種系統下，每個人都必須審查自身言論可能帶來的風險，因為國家可能表現出他所謂的「黑暗且根深柢固的猜疑」和反對。

2024年，以色列入侵並轟炸加薩，全美各地的校園抗議活動有愈來愈多示威的學生開始用圍巾和面具遮住自己的臉。他們的理由是身分曝光會對自己的未來不利，包括工作機會遭到剝奪，以及在社群媒體被人批評。2024年5月，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一名示威學生告訴記者，被認出來的潛在代價實在太大了。他說：「如果我說出我的名字，我以後就完蛋了。」但是，不用付出代價的信念還算真的信念嗎？匿名帶來的保護，可能反過來剝奪這代人發展出捍衛自身觀點的本能、在公共領域獲勝時可以得到的回報，以及失敗時因承受代價而得到的成長。

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預見了西方社會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極端堅持所招致的矛盾。這種堅持高舉、甚至偏好個人權利的代價，往往犧牲了集體目標或身分認同。與此同時，西方文化對於介入當代最重要、最有意義的道德辯論，普遍抱持著猶豫和抗拒的態度。正因人人徹底放棄責任，不願闡述邏輯連貫且內涵豐富的世界觀和共同目標，等於在有系統地解構西方社會；面對問題，我們也因此無法展現出明確的道德態度或真正的信念。誠如桑德爾的名言，那是「自由主義者不敢涉足的地方」，而人出於無能或不願意參與辯論所造成的後果，如今一望可知。桑德爾在《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一書寫道：「當政治論述缺乏道德共鳴，人對更深意義的公共生活之渴望便會以負面的方式表現出來。」於是，我們更廣大的文化論述逐漸縮小範圍，變得狹隘而瑣碎，並且「愈來愈關注醜聞、聳動事件和自我揭露的內容」。他更廣泛的批評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某種狹隘性「太過貧乏，無法承載充滿活力的民主生活所需的道德能量」，因而「製造出道德上的空白，為不寬容的人和瑣碎的事物敞開大門」。那片無法擺脫、令人畏懼的空白，如今就擺在眼前。

亞歷山大・卡普是帕蘭泰爾科技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2003年，帕蘭泰爾於加州帕羅奧圖成立，專門開發軟體給美國及盟國的國防和情報機構使用，也銷售給商業部門的企業。卡普自哈弗福德學院與史丹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於法蘭克福大學取得社會理論博士學位。卡普熱衷中國傳統武術，長年研習陳氏太極拳，傳承自宗師馮志強。

尼可拉斯・詹米斯卡是帕蘭泰爾科技公司的企業事務主管與法律顧問，同時也是帕蘭泰爾基金會國防政策與國際事務董事會成員。耶魯大學與耶魯法學院畢業。

---

書名：《科技共和國》
作者：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C．Karp）、尼可拉斯・詹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
出版社：感電出版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