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台日友好」異論：該如何克服互相理解的認知齟齬和立場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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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戰爭下，在台灣重新思考日本國憲法

二〇二二年二月俄國入侵烏克蘭後，日本媒體連日報導相關新聞，政界、經濟界、言論界都受到不小影響。

從前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時，為交涉「北方四島」（南千島群島）爭議，與普丁會談二十七次，不僅特地強調日俄友好，也提供巨額經濟援助，甚至於二〇一四年克里米亞危機時還默默承認俄國併吞克里米亞的行為。然而當這次動亂爆發，日本政府卻搖身一變，岸田文雄內閣表明支持從前幾乎完全被忽略的烏克蘭政府，且接受總統澤倫斯基在日本國會進行視訊演講。

近來日本媒體中不但敵視俄國的言論氾濫，右派政客也以此為契機呼籲「中國威脅論」、「擴充軍備論」、「核武裝論」、「修憲論」，其代表是前首相安倍晉三。去年他早已公開表示「台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引起了不小風波。烏克蘭戰爭爆發後，他的發言變得更加激烈，還公然說出：「日本應該討論與美國的『核共享』政策」、「借鏡烏克蘭，美國應表明防衛台灣決心」、「攻擊對象不必限定為基地，應該也包括對方的中樞」。

令我困惑的是，不少台灣民眾似乎歡迎這些挑釁中國的發言，且期待中共發動武統時日本派兵援台。

向「台日友好」靠攏前，先搞清楚日本政界的意識形態

近來台日媒體報導，台灣的政、商、學界人士正在籌備「安倍晉三之友會」，希望透過安倍加強台日交流。而民進黨政權似乎也擁有類似的想法，二〇二二年三月總統蔡英文曾以視訊方式與安倍進行對談；二〇二一年九月日本自民黨舉辦總裁選舉時，蔡英文也與總裁候選人之一高市早苗會談。高市並不屬於任何派閥，且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的右翼分子，因此當時預測她將當選的人並不多，但似乎由於安倍公開表明支持她，於是蔡英文特地找她會談。

然而我們必須記得，現在日本政界中呼籲「親台」的鷹派政客們，擁有的價值觀不一定與台灣民眾相同，對於少數民族、女性主義、性少數、核能等許多政策的看法正好是相反的，甚至還常有露骨否定民主的發言：「憲法約束國家這種想法是絕對王政時代的，不適合現代政治」（安倍）；「德國威瑪憲法不知不覺變成納粹憲法。在誰都沒有注意的時候發生了變化。我們要不要學習這種方式？」（前副總裁麻生太郎）；「說到底，主權在於國民是不對的」（前副幹事長西田昌司）；「為人類靈魂的進化，戰爭是最好的宗教行事」（前防衛大臣稲田朋美）等等。此外，蔡英文特地邀請會談的高市早苗，其實與新納粹團體有關係，從前曾與團體代表合照，甚至為相關書籍撰寫推薦文。

我當然了解，現今在國際社會中台灣處於極為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即使關於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不同，台灣政府也只能重視和他們的關係。不過，二次大戰後以來，掌握國際政治主導權的一直是戰勝國，現在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還是將日本定義為「敵國」。由於如此，日本政界中台灣政府所重視的「台日友好」對象偏向於那些鷹派，甚至包括與新納粹團體有關係的人士，這樣的狀態對於台灣也許相當危險。

既然近來日本政界中占有主流勢力的是鷹派，台灣還須注重與他們的關係，這樣的邏輯確實算是有道理的。但若要降低風險，台灣應當採取更加多元的對日政策，加強與自民黨非主流勢力、在野黨、各種民間團體等等的關係。

日本「反中親台」，就會派兵保衛台灣嗎？

另一方面，若要重視與自民黨鷹派的關係，台灣民眾應當好好理解他們的「反中親台」論述之背景。

先談安倍晉三呼籲「中國威脅論」的理由，並非因為他關心台灣。雖然安倍的派閥算是主流派，但下台後，黨內發言力隨之降低，並且擔任首相時引起過許多疑案，為牽制檢察廳的究責，他需要誇示自己的存在感。為將眾人的視線從自己身上的問題移轉到國外，煽動對鄰國的敵意和危機感，這是陷入困境的政客普遍使用的方法，而安倍的「反中親台」言論正是轉移焦點的手段，在此中，台灣只不過是他利用的對象而已。

不僅如此，從前安倍晉三揚名天下的契機，就是「北韓綁架日人事件」。這是二〇〇二年小泉純一郎前首相訪問北韓時，發現了北韓政府曾劫持過日本民眾，使得日本輿論沸騰的事件。當時安倍採取強硬態度，強調必須奪回所有的受害者，呼籲與北韓敵對。不過，他雖然藉由利用受害者和其家人提高自己的存在感而成為首相，就任後卻完全放棄與北韓進行交涉。還有，對日本國內政治有興趣的人都知道，「賞櫻會醜聞」暴露後，安倍在國會答詢一共說謊一百一十八次。也就是說，安倍確實有這些「前科」，誰會認真相信有這種傾向的人物必定會遵守約定而保衛台灣？

坦白說，萬一中共發動武統，美、日或許會派兵，但也可能會坐視不管，沒有人能預測那時日本政府採取何種態度。若美、日直接派遣軍隊的話，恐怕會發展成世界大戰。現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各國政府不敢直接派兵的理由，正在於此。既然如此，除了期待美、日軍事力外，台灣應該同時加強與各國和平主義勢力的關係，在國際社會中呼籲「和平」理念，用以牽制大國的霸權主義。這種理念就像中藥一樣不一定有立竿見影的速效性，因此我並非主張台灣須全面依賴此方法，但若要從根本上治療，以緩慢療法改善全身體質是不可欠缺的。

在日本可能還是「主流」的和平主義

眾所周知，二戰後日本的《日本國憲法》以和平主義為基本理念之一。日本國內一直以來有不少右派人士呼籲「憲法的和平主義根本保護不了日本，日本必須修改憲法」，而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支持這種論述的民眾似乎愈來愈多。乍看之下，「改憲派」猛攻、「護憲派」始終被動防守，政界中，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令和新選組、社會民主黨等勢力，處於風中之燭的狀態。

但我們還是無法忽略，即使護憲派政黨萎靡不振，日本民眾的心中，《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理念仍然牢牢扎根，最深刻理解此事的，說不定是「改憲派」本人。國際知名哲學家柄谷行人在《憲法的潛意識》一書中表示，日本戰後憲法的和平理念就是日本民眾的一種潛意識，即使「改憲派」的聲量增大，也無法以理性除去它。自民黨鷹派政權呼籲修憲，卻始終都不敢舉辦公投，理由就是他們察覺到「改憲派」不一定能獲勝，萬一失敗的話，必定會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因此憑著議席數的優勢強行通過《安保關連法》等違憲疑慮極高的個別法案，以企圖令《日本國憲法》變得形同虛設。

如在〈日本防疫政策的失敗與大日本帝國的亡靈〉一文中探討，現在日本的社會結構、思維方式中還留下大日本帝國時代的作風，深刻影響核能、防疫政策，但這並非意味著二戰後日本民眾完全沒變。日本社會雖然近年來右傾現象顯著，但戰後憲法第九條所代表的和平主義，還是可以說是「主流思想」。因此我個人認為，若台灣真的希望加強對日關係，應當意識到日本社會中的這種「主流」，並探討他們的集體潛意識有著何種歷史脈絡。

《日本國憲法》是什麼，讓天皇喪失什麼權力？

那麼，《日本國憲法》到底是何種東西呢？

現行《日本國憲法》的前身是明治時期一八九〇年施行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其中明示「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天皇，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天皇為神聖不可侵犯」，亦即理念上此憲法就是天皇賜下人民的，因此統治國家的權力在於天皇手上。他擁有海陸軍的統率權，帝國議會的任務則是「協贊」他的統治行為。人民被定義為「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擁有一定程度上的權利，但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行政、司法權力，不須受到此憲法的限制，在當地施行「外地法令法」，民眾始終無法擁有投票權等與「內地」一樣的權利。

但是，天皇並非平常親自執政，而稱為「元老」（明治維新的元勳）、「重臣」（首相經驗者等）的人們才擁有政治權力。並且，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官方一貫採用「天皇機關說」，這是將國家視為一個法人的學說，在此中天皇被視為一個「機關」，受到內閣等的「輔弼」。這個概念沒有普及到一般民眾，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由於受到右翼勢力的攻擊，政府不得已公開表明放棄此概念。不過在立憲君主制的原理下，有一段時期，帝國議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兩大政黨政治，天皇將在帝國議會中占有多數派的政黨領袖任命為首相，這樣的情形被稱為「憲政常道」。

昭和天皇基本上尊重立憲君主制的理念，但有時直接介入重大國政場面，例如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陸軍青年軍校們發動的叛亂事件）時命令鎮壓叛軍；決定向美英宣布開戰；決定向同盟國投降。

相對於此，《日本國憲法》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占領時期，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起施行，因此有時被稱為「戰後憲法」。此現行憲法具有三大原則：主權在民、尊重基本人權、和平主義。也就是說，此憲法規定，國家的主權在於「國民」手上；基本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權利」；「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並且在「主權在民」原則下，天皇被定義為「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失去了一切政治權力。

「象徵天皇制」是美日雙方妥協下的產物

由於此憲法是在美軍所領導的駐日盟軍總司令占領體制下發布，一直以來有許多人表示「這是戰勝國逼日本的」，但從歷史角度而言，此看法太過單純。事實上，即使「無條件投降」，但美方無法忽略日方的意志和脈絡，並且雖然無法完全實現，二戰前日本確實擁有過民主、反戰的政治經驗和思想傳統，這也深刻影響戰後憲法。於是此憲法有時被形容為「美日雙方合作而成的」。

例如，二戰時期美國民眾和盟軍各國首腦大多希望日本投降後處死天皇，但麥克阿瑟等人擔憂日本民心激盪而引起革命運動，因而以「象徵」形式留下天皇制，且用「廢棄戰爭」做為交換，說服美國輿論和盟軍各國。也就是說，「象徵天皇制」其實是美日雙方妥協而成的產物。

此外，二戰前日本國內，以「大正民主」為背景，歷史學者津田左右吉、教育家新渡戶稻造等名人早已表示，從日本歷史來看，天皇一直以來都是「國家象徵」、「國民精神象徵」，沒有直接參與政治。除了這種論述的存在，二戰前立憲君主制和政黨政治的歷史經驗，也可說是讓戰後日本民眾能順利地接受象徵天皇制的前提條件。

此外，於明治時代初日本各地盛行稱為「自由民權運動」的民主化運動時，許多民間民權家獨自撰寫憲法草案（「私擬憲法」），其中《五日市憲法》等不少草案提及思想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權。若忽略這些日本民間社會中潛在的思想潮流，我們無法理解二戰後日本民眾為何如此歡迎新的民主憲法。

江戶時代二百多年的和平

事實上，「和平主義」因素，也必須參照日本國內的歷史脈絡。

江戶時代，由於德川幕府本來就是軍事政權，反戰思想表面上不可能成為主流，但幕府統治全國的方式中，確實有著類似於《日本國憲法》的想法。德川家康建立武家政權時，形式上擁戴天皇的權威，但將其納入自己的統治系統中，不讓天皇行使政治影響力，此手法確實與二戰後日本的象徵天皇制相似。

並且，德川政權雖然是武家政權，但幕府嚴格限制製造大砲等武器，以免發生國內戰爭，同時也改善與明朝、朝鮮的關係，進行從前豐臣秀吉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之善後工作。事實上，江戶時代日本兩百多年的和平，就是消滅從前長達幾世紀的戰亂之成果，這種情形也與以二次大戰悲慘經驗為背景的戰後憲法和其和平主義相似。

如歷史學者山室信一在《憲法九條的思想脈絡》一書中所詳細探討，近代以後，日本的反戰和平思想連綿不絕，例如江戶時代末期，日本面臨歐美列強的威脅時，不少知識分子提出稱為「攘夷」的排外思想，但儒家思想家橫井小楠根據非戰論和四海同胞主義提出獨特的外交政策論。而明治維新後，小野梓、中村政直等學者提出世界政府、世界聯邦論，呼籲憑此拯救被歐美列強壓迫的民眾；一八七〇年代盛行自由民權運動時，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民權理論家也提出放棄戰爭、軍備的論述。二戰後制定《日本國憲法》的過程中，相關人士研究明治時期民權運動家的論述，將其因素採納到新憲法中。

台灣真的願意日本放棄和平主義嗎？

不僅如此，《日本國憲法》的和平主義，其實是繼承近代世界史上的和平思想傳統的。近代歐洲的共和主義思想本來就含有反戰思想，例如盧梭、康德等思想家表示，不論內戰或對外戰爭，國家發動戰爭時受到最大損害的就是人民，為保護做為主權者的人民，需廢棄戰爭。在此認識下，法國革命後的一七九一年，法國國民議會制定的新憲法禁止發動征服戰爭、向人民發動武力，一八九一年巴西憲法也含有同樣的條文。

其實，二戰後日本政府為制定新憲法時，內閣法制局所彙整的相關資料中就有這些憲法的資訊，由此可見，現在《日本國憲法》中「主權在民」和「和平主義」的原理，就是與這種近代共和主義和立憲主義本來擁有的思想有關係。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維護國際和平世界，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為參考，各國組成國際聯盟。當時，世界各國盛行和平主義氣氛，自一九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歐美列強屢次舉辦裁軍會議，甚至一九二八年簽訂《巴黎非戰公約》，禁止將戰爭做為國家政策的手段。最初簽署這個非戰公約的是美、英、德、義、日等十五個國家，但後來共達六十四個國家。該注意的是，二戰後《日本國憲法》的放棄戰爭項目，就是以《巴黎非戰公約》的條文為範本。也就是說，《日本國憲法》藉由《巴黎非戰公約》，繼承了聖皮埃爾、盧梭、康德等近代歐美反戰思想的理念。

一九二〇年代世界各國盛行的和平主義氣氛中，日本的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進行「協調外交」，以與美英協調、不干涉中國內政等為原則。最後幣原無法制止陸海軍急進派，但日本戰敗後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他擔任首相，參與制定新憲法的過程。根據麥克阿瑟回憶錄和相關人士的證言，當時第一次提出放棄戰爭的就是幣原本人。也就是說，戰後憲法雖然是在占領之下被制訂的，但幣原喜重郎等日方政治家、官僚也參加制訂過程。而且《日本國憲法》公布後受到大部分民眾的歡迎，長達七十多年，日本國民一直以來不承認修憲，就是因為背後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經驗。

不用說，《日本國憲法》並非絕對完善的「聖經」，它確實含有嚴重問題，但台灣民眾真的願意日本放棄和平主義理念嗎？如上所述，日本的修憲也許會成功，但失敗的可能性也不低。雖然目前在國會中「改憲派」占有多數，但舉辦公投的話，民眾不一定願意放棄第九條。不僅如此，若日本真的修憲，必定會讓世界各國緊張起來，也改變國際社會的力學平衡，台灣必然會受到其影響，沒人能預測這對台灣「好」還是「不好」。

由於國際環境的穩定性不佳，現在台灣無法廢棄軍隊，也不須放棄和日本右派勢力的關係，但我還是希望台日雙方一同向著國際社會呼籲和平主義的普世價值，以獲得世界各國的支持。在國際社會的力學角力當中，「理念」是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尤其對小國而言，它算是個無法欠缺的「國防手段」。

作者為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教授。197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現居台中。著有《「国文学」の思想：その繁栄と終焉》、《リービ英雄：「鄙」の言葉としての日本語》、《「国文学」の戦後空間：大東亜共栄圏から冷戦へ》、《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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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台日友好」異論：該如何克服互相理解的認知齟齬和立場矛盾？》
作者：笹沼俊暁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