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內閣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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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1日，日本選出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雖然就各國比較來說女性政治領袖並不稀奇，但就日本本身歷史發展來說仍是相當大的成就。BBC一張高市穿梭在滿是男性的一場的照片更是凸顯這個歷史意義。誠然很多海內外自由派質疑高市在家庭相關議題（一戶一姓）上的立場是否真能反映日本走向平權，特別是在日本這個由政治世家高度壟斷政治的國度，作為第一位女性首相的高市並非出身政治家族，同時具有非典型的出身經歷，對日本政治發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高市上台對日本性平仍是重要的一步

筆者認為對於日本性別平等發展來說仍是重要的一步。高市甫上任即獲得民意高度肯定，在外交上與美韓外交上展現相當靈活性，也明確展現出日本在東亞地緣政治上的角色。高市鮮明的友台以及抑制中國擴張立場，對台灣外交而言也是相當正面的發展。對於外交議題筆者在此不做贅述，從內政與經濟層面對高市內閣的展望與挑戰作一些討論。

首先，對任何一個日本首相而言，最大的挑戰是筆者曾經指出，「三振或是全壘打」的現象：簡單而言，日本雖然長期由自民黨一黨執政，近三十多年的首相，若非如安倍與小泉這般的超長任期，極高機率就是很短時間倉卒下台。能做多久始終是個懸在每一個日本首相頭上的緊箍咒。之所以造成如此的現象，在於日本首相同時必須面對兩個難以同時處理的因素，舊式盤根錯節的政治結構與變化快速的選民意向。在日本政壇中，首相固然常因民意支持度跌到政權無法營運而下台，但也屢因主要政治勢力間聯盟的破裂而下台。

以甫卸任的石破茂而言，在選舉連敗後以關稅談判為由抗拒下台，雖然到談判結束之際民意支持已明顯回升到足以續任的水準，但在黨內主要勢力逼退下仍然只能黯然下台。此次自民黨選出高市擔任黨魁之後，長年盟友公明黨隨即因對中等政策的差異宣告退出聯合內閣，高市最終雖然取得日本維新會的支持而順利組閣，但維新會是否能如以往的公明黨一樣形成穩固的同盟仍然有待觀察。

維新會的訴求可能會成不定時炸彈

特別是維新會支持高市內閣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削減日本眾議院議員數量，這個訴求可說是高市內閣的未爆彈，若要強勢執行勢必影響自民黨根本結構而招致反對，不執行又提供維新會隨時取消支持的口實，難度遠高於當年小泉的郵政民營化。因此除了高市內閣自身的支持度之外，以如何處理削減議員名額的課題，將是決定高市內閣命運的重要關鍵。

第二，高市上任後首要處理課題便是主導這屆參議院選舉的移民議題。特別是本次參議員選舉中自民黨所流失票源主要是不滿外國人政策的保守派選民，而這批選民目前是高市重要的支持基礎，而日本整體民意也對移民的湧入等課題抱持一定程度的不安。然而在民意之外，這個問題所碰觸到的是日本人口現實的根本矛盾。日本近十年相對寬鬆移民政策的出現，儘管也喊出了多元共生社會的口號，主要動力並非來自於對多元文化的擁抱，而是長年少子化下勞動力縮減下不得不然的人口現實。

移民問題滿布荊棘得小心處理

以今年剛公布的人口動態而言，日本本國人在2024年一年間減少近90萬人，外國人口則增加30多萬，一加一減共計減少50多萬人口，而外國人佔日本人口的比例持續快速攀升，這個令許多日本人不安的趨勢在可見的未來將持續擴大，諸多現在面臨的社會衝擊也可以預期將會持續。。在這議題上，但在此同時外國人在年齡上多半為日本目前極度需要的工作人口，如何在修正一些明顯遭到濫用的制度回應選民需求同時，避免落入排外的形象，將是高市內閣的重要挑戰。

而筆者認為高市內閣在經濟政策上需要觀察的重點，在於是否能重拾發展國家產業政策的傳統，回到以策略性產業為核心，特別在軍民兩用科技與產業的發展上。在上個世紀戰後到大約1990年代左右，日本產業政策與產業發展相當程度環繞在國家與私部門所形成的透過推動策略性工業帶動成長的目標。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的巨人，這個目標也就轉向朝向結構改革與治理等一般性的目標。

高市擬具的十七項策略性工業

安倍時代看到重新拾回傳統產業政策的起手式後，高市內閣更進一步強化這個傳統路線，包括成立結合產官學的「成長戰略會議」以及由首相擔任主席的「日本成長戰略本部」，挑選人工智慧與半導體、造船、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學、生物科技、航空與太空、數位與資安、內容產業、食品科技、資源與能源安全、綠色轉型、防災與國土強化、新藥與尖端醫療、聚變能源、材料科學、港口物流、國防產業、資訊通信及海洋等十七個方向做為策略性工業，提供稅賦優惠刺激相關投資。

高市大動作重回產業政策贏得金融市場相當好的回響，其作法有其環境上相對有利的因素。日本長期低匯率下確實造成人事以及諸多成本的下降，低利率所帶來的低資金成本，以及近年金融市場發展上就吸引投資而言是個相對有利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複製歷史上的產業政策也面臨根本的挑戰。

首先，日本過往產業政策之所以可以成功，通常是在產業正處在追趕的階段。一旦過了追趕階段，國家官僚並不容易掌握尖端發展方向，很難做出正確投資決策。過去三十年日本經濟政策的轉型，動力之一也來產業政策的這個困境。

第二，過往政策所扶植的產業常以國外特別是美國市場作為出口對象，國內需求未必可以支撐。然而在川普2.0的政策之下，對美出口很難再作為是發展的目標，必須以更廣泛的內需與包括CPTPP等國際貿易架構結合，在發展與協調上有更大的難度。加上日本政府長期處於高度負債狀況，高市強調透過租稅與補貼等手段刺激產業，手上仍有多少「子彈」也是必須檢視的課題。

軍民互通的科技與產業結構或有立即成效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產業政策中比較可能可以看到的產業政策成效的則是強化軍民互通的科技與產業結構。1990年代之後日本經濟結構以及產業政策有俗稱「重、大、厚、長」的重工業傾向，在全球化中國崛起下之下也日益受到擠壓。在地緣政治巨變的同時，包括日本奄奄一息的造船業，以及環繞在國防產業、飽受國內訂單不足所苦的的重工業，在新的國際政治局勢下產生了新的機會。

特別高市明確表態修正日本以往高度限縮軍工發展的「武器輸出三原則」下，將可化解目前缺少訂單產能閒置的窘境。另一方面，部門整合以及軍民互通產業架構的建立向來是日本產業歷史上的強項，也比較可以預期可已產生的具體成果。

整體而言，筆者一貫的看法是日本當代政治最核心的課題是安倍的基本格局能否持續。石破茂短暫的偏離後又等於重回了安倍時代的路線。然而高市面對的是比安倍更為嚴峻的政治情勢，後續的發展值得更仔細的關注。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