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中國製造的崛起：美中利益的交匯，如何重塑全球經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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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華民國經濟協會

儘管周恩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去世，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加上美國即將舉行大選，但美中貿易的許多根本關係仍然保持穩定。然而中國大陸的政治動盪也為臺灣及其美國的支持者創造了新機會。在美國，商界、共和黨和勞工運動中支持臺灣的人都在為另一個連續性努力：維護美國與臺灣的關係。

某些臺灣的支持者，例如明尼蘇達州國會議員、長期的反共鬥士周以德（Walter Judd） 希望美國完全拒絕在外交上承認中國。在他看來，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擁有未來統治全中國的絕對正當性。一九七六年五月，他的自由中國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在其刊物中主張，美國應該「堅定地支持自由中國」。多年來周以德的雙月刊新聞通訊經常刊登臺灣和中國的比較報導。隨著毛澤東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有一期通訊中刊登了兩個並列的標題，對比了「中華民國是一個自由社會」與「中國大陸動盪不安」的情況。

周以德在美國獨立戰爭兩百週年時宣稱：「今日的美國正處於十字路口，就像一七七六年一樣。」由於擔心新總統會承認中國，周以德寫道，在每個字都加底線以示強調：「美國在外交上全面承認北京的暴政從來就不是必然的，今日也不是必然的。」這位年邁的反共產主義者已不再擁有他曾擁有的政治影響力，但他確實得到了一些有力人士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州州長隆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

雷根和福特競逐總統候選人提名，他的政綱批評包括與中國改善關係的緩和政策。一九七六年六月，雷根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強調與臺灣保持關係的重要性，並暗示「兩個中國」解決方案可能行得通。他堅稱：「這不一定意味北京會預期我們以斷絕臺灣關係做為擴大與北京關係的代價。」雷根無視於北京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聲稱他的立場不會影響與中國的貿易關係。

雷根認為在與臺灣保持關係的同時，沒有理由不發展與中國的貿易。他指出，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雙邊貿易從一九七四年達到高點以來急劇下降，但他安撫讀者說「貿易機會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補充說：「我們有理由相信，不需要做出無謂的讓步就能實現這個目標。」儘管雷根希望維持與中國的貿易，但他堅稱：「我們絕不能危及安全……也不能斷絕與臺灣的關係。」他總結說：「去年我們與臺灣的貿易額為三十五億美元，是與北京貿易額的七倍之多。」美國與臺灣的貿易額遠大於與中國的貿易額，這個事實是支持臺灣的人士經常提到的重點。正如周以德也對他的支持者所說：「美國與赤色中國的貿易額是微不足道的四億美元……只有美國與中華民國貿易額的八分之一！」

在有關美國與臺灣和與中國關係的更大爭論中，貿易是一個有用的工具。臺灣領導人本身也大肆宣揚與美國的貿易關係，以彰顯雙方密切的程度。從一九七三年以來，臺灣甚至發起了一連串「購買美國產品」運動，嘗試藉由增加對美國產品的購買來降低對美國的貿易逆差。

一九七六年夏天，美國的臺灣支持者宣布進一步加強臺灣與美國貿易關係的倡議。在雷根於《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一個月後，前大陸銀行（Continental Bank）總裁，也是尼克森第一任期的經濟特使大衛．甘迺迪宣布成立一個新貿易組織：美中經濟協會（US-ROC Economic Council）。甘迺迪與臺灣經濟部長孫運璿和財政部長李國鼎密切合作，共同成立這個新組織。他對這件事非常投入，甚至親自資助該組織的創立費用。

聽到甘迺迪成立這個協會，周以德十分高興。身為長期的臺灣支持者，他在同年四月寫信給甘迺迪以祝賀新組織的成立。周以德解釋說：「剛好我們的自由中國委員會感到有必要採取類似的行動，因此去年決定成立一個商業顧問協會。」周以德的這個商業團體與十二家公司有關，包括勝家縫紉機（Singer）、《時代》雜誌和紐約銀行。他向甘迺迪解釋，四位前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都曾簽署過一封信，邀請美國公司加入周以德新成立的這個以臺灣為中心的協會。周以德提議協助甘迺迪的新組織，但根據雙方留存的歷史文件顯示，甘迺迪並未實際利用其協助。

與周以德不同，甘迺迪並未公開涉入美國是否應該繼續與臺灣維持政治關係的問題。但他對臺灣的忠誠顯而易見。名稱上使用「中華民國」，而非「臺灣」，所代表的正當性遭到共產黨領導人的拒斥。在中共因為周恩來去世和毛澤東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而動盪不安的政 治敏感時刻，中國外貿部對這個新組織做出回應，威脅要抵制所有加入該新組織的美國公 司。外貿部特別在意的是它的名稱。

在芝加哥舉行的「美中經濟協會」成立大會上，甘迺迪提出名稱問題，並向與會的企業主管表示，有「兩、三家」美國公司已表達「強烈希望更改組織名稱，並且普遍認為應改稱 為臺灣的偏向」。但這還不足以動搖他。「大多數公司……反對更改名稱，」甘迺迪反駁說， 事實上，「有幾家公司已表示，如果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而改變名稱，它們將退出」。因此，這個新組織保留了原來的「美國－中華民國中經濟協會」名稱。

在芝加哥的成立儀式上，甘迺迪解釋說，創始董事會成員「幾乎全體一致認為我們應該避免涉入政治活動」。經濟協會應該「專注於經濟與民間企業領域」。但與臺灣領導層關係密切的經濟協會無法逃避政治問題，甚至連該組織的名稱本身也是一個政治性的選擇。

儘管甘迺迪希望不涉入政治，但臺灣領導層是創立該組織的關鍵。一九七六年三月到十二月，孫運璿發起招募美國公司加入美中經濟協會的活動。孫運璿從臺北的辦公室寫信給美國大公司，鼓勵它們參與。他寫給底特律能源公司（Detroit Energy Co.）董事長沃克．西斯勒（Walker Cisler），請他努力「動員底特律地區的工商界領袖」以協助經濟協會，並招募更多成員，「因為您是中華民國的老朋友，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孫運璿也寫類似的信給其他美國企業主管，邀請他們不只是加入美中經濟協會，也考慮招募他們行業中的其他主管。

《華爾街日報》報導，「一些商界主管」認為，臺灣正在採用「高壓手段」為新成立的協會爭取支持。在香港美國商會舉行的一場活動上，花旗銀行主管湯瑪斯．華克（Thomas Wacker）建議，在臺灣有大量投資的公司如果想繼續開展業務，應該考慮加入美中經濟協會。「這很微妙，」華克說：「如果你被認為與政府合作，你想要的一切都變得容易一些，如果你不合作，一切都變得困難一些。」一位曾受到臺灣政府壓力的美國銀行家形容說，那是「巨大而嚴厲的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領導人也採取了類似的施壓策略。他們爭取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支持，並警告美國商人不要加入那個新組織。中國貿促會派出中國駐菲律賓聯絡處代表張千華拜訪美中貿委會的菲利普斯以表達不滿。張千華堅稱，如果美中貿委會的會員也加入臺灣的協會，那麼與中國的關係「不可能」不受影響。菲利普斯向其成員公司解釋說：「如果同時加入這兩個組織，那些公司給人的印象是，它們希望從兩方都獲得特殊利益。」事實上，菲利普斯帶著警告意味指出：「對中國貿促會來說，那樣反而可能適得其反」。

菲利普斯也給一些成員企業分別寫信，警告他們加入這個新貿易組織極其不智，或稱讚與之保持距離的企業。菲利普斯對福特汽車公司執行董事韋恩．弗雷德里克斯（Wayne Fredericks）說：「我很高興得知，福特並不是擬議的董事會成員之一。」福特與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有經濟關係，幾年前就列出一份購物清單，開始從中國購買電子零件。菲利普斯指出，與兩個經濟體進行貿易是一回事，但加入臺灣的貿易協會董事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菲利普斯警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問題的立場很強硬，並已明確表示與成為該協會成員的公司未來的關係將受到不利影響。」「正如張千華先生上週告訴我的，『遺憾的是， 政治和貿易無法分割』。」

蘇聯領導人以看戲的心情在一旁觀看這場紛爭的開展。蘇聯外交官亞歷山大．梅德納尼克（Alexander Medynanik）開心地向一名美中貿委會的成員說：「我知道你們有競爭對手。」然而，受到牽連的卻是美國企業。洛克威爾國際（Rockwell International）就是這樣一家面臨海峽兩岸壓力的公司。該公司董事長小威拉德．洛克威爾（Willard F. Rockwell Jr.）已加入美國─中華民國經濟協會董事會，但該公司的總裁和副總裁一直與美中貿委會密切合作，努力想建立與中國的關係。洛克威爾是多家高科技公司的母公司，其中包括銷售微波和衛星通訊技術的柯林斯無線電集團（Collins Radio Group），而柯林斯一直試圖把這些技術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根據四三方案購買的許多產品中，都含有洛克威爾的零件。波音七○七飛機配備了柯林斯的航空電子設備。凱洛格公司向中國出售的氨工廠中包含由洛克威爾流體控制部門供應的旋塞閥。不久前購買的威伯科採礦卡車使用了洛克威爾的煞車。

菲利普斯意識到洛克威爾董事長加入美中經濟協會可能帶來的問題，於是直接聯繫了與美中貿委會關係密切的公司副總裁阿隆佐．凱特（Alonzo Kight）。菲利普斯在他電話手寫紀錄上，滿意地認為洛克威爾會「深刻檢討」該公司加入美中經濟協會的事。不久以後， 洛克威爾就退出了美中經濟協會。

總部位於芝加哥的貝克與麥堅時國際律師事務所（Baker and McKenzie）也參與甘迺迪創立美中經濟協會。但隨著中國愈發展現對新成立協會的不滿，貝克與麥堅時也退出該協會。中國當局繼續揚言要懲罰加入美中經濟協會的美中貿委會會員。在一九七六年底，當美國商人和來中國的遊客試圖使用美國運通旅行支票購物時，中國貿促會拒絕所有美國運通旅行支票的支付。美國運通董事長霍華德．克拉克（Howard Clark）是美中經濟協會董事會的初始董事。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董事長薩里尼爾斯（B. V. Salenius），和奇異公司副總裁傑克．派克（Jack Parker）也都加入美中經濟協會董事會。這兩家公司原本預期能獲得的簽證數量也遭到削減，影響其參與廣交會的行程。

旅行支票遭拒絕嚴重影響了那些與臺灣沒有關係、但一直依賴美國運通支票的美國企業。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美中貿委會與中國貿促會的人員舉行會議，並在討論中很快就談到新成立的美中經濟協會問題。中國貿促會副會長蕭方周（音譯）在北京的談判第一天就提出這個問題。他告訴美國人：「《上海公報》的原則很清楚。我們不反對他們與臺灣做生意。」而是中國貿促會認為，美國公司加入美中經濟協會的決定有問題。他指稱「美國─中華民國經濟協會」的名稱含有「兩個中國」的意思。

菲利普斯解釋了他為勸阻美國商人加入美中經濟協會所做的努力，但也強調他的影響力有限。他曾寫信給許多美國企業，解釋「他們決定加入這個特定組織可能帶來的後果」。然而，「根據我們的制度和法律」，美中貿委會「不能對這些公司採取任何行動」。菲利普斯急於保護美中貿委會，強調這是美國個別企業與中國貿促會之間的問題。他總結說：「美中貿委會不應因為一些我們無法控制的公司的行為，而被削弱或讓它的影響力受損。」

出席會議的還有化學公司孟山都的總裁約翰．漢利。漢利語氣更為堅決地插話說： 「我想確定你們了解，美中貿委會的會員公司完全有權在臺灣和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追求其商業利益。」美中貿委會「沒有否決這種可能性的立場，也不能把它們逐出協會」。蕭方周回應道，問題在於「對我們友善、同時也對臺灣友善的公司」。這是「從情感的角度來看事情……但是當它超過商業利益的範圍時，就是不可接受的」。對蕭方周來說，問題在於美中經濟協會存在的根本政治意涵。

一些美國企業在同時與臺灣和中國大陸貿易時遭遇的干擾來得快，去得也快。中國仍然拒絕與美中經濟協會的成員公司進行貿易，但與臺灣進行貿易的非成員公司仍可與中國做生意。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季廣交會上，美國運通的旅行支票重新獲准使用。當時毛澤東已經去世；華國鋒已在北京掌握領導權，並宣稱將重新透過購買技術來推動工業化進程； 而卡特已當選美國總統，並承諾最終將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美中經濟協會的成立正值盛夏，且正當美國與中國的政治都發生重大變化之際，這凸顯了外交正常化的敏感程度，以及臺灣和中國大陸都想利用貿易做為追求政治目標的工具。一如一九七○年代常見的情況，中國因為政治問題而以取消貿易做為懲罰。中國官員認為，貿易只有在地緣政治出現積極發展後才會實現。

甘迺迪後來擔任美中經濟協會主席十四年，直到一九九○年退休。一九八六年，臺灣授予甘迺迪景星勳章，這是最高榮譽之一，類似於英國的爵士頭銜。甘迺迪退休後， 這個組織改名為美中（臺）商務協會（US-ROC〔Taiwan〕Business Council，編按：一九九五年）。此時美國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多年，但臺灣的政治地位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季辛吉的「戰略模糊」政策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實行，至今仍是美國處理「一個中國」議題的核心方針。在一九七六年，面對新的組織改變導致這種緊張突然升高。

但在隨後的幾年裡，美國商人成功地調和了臺灣海峽兩岸政治實體間的分歧。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獲得了財富回報。

作者出生於澳洲雪梨，在雪梨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專門研究資本主義、中美關係和美國外交關係的歷史，曾在耶魯大學、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總統歷史研究中心和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擔任研究員。
目前是倫敦經濟學院國際歷史系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雜誌的編輯委員會和美國外交關係史學家協會（SHAFR）會議委員會的成員。
曾在美國各地以及中國和歐洲部分地區生活和工作，現在則定居倫敦，與她於德州救援收養的愛犬Ellie一起生活。
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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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製造的崛起：美中利益的交匯，如何重塑全球經貿格局》
作者：伊莉莎白．英格森（Elizabeth O’Brien Ingleson）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5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