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荒原：政權失能、強國隕落、社群極端化，全球一命的新國際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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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威瑪全球化

在某些情況下，不祥的預兆反而格外珍貴。尤其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事，這樣的預感讓你能提前察覺某些難以言喻的不對勁。英美作家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與德國作家阿爾弗雷德．都柏林（Alfred Döblin），兩位小說家分別在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書寫柏林。藉由小說體裁，透過故事人物與虛構情節，作家更能輕易地說出事實。他們筆下的柏林，猶如一場荒誕不經又神經兮兮的噩夢。

伊薛伍德在《再見，柏林》（Goodbye to Berlin）裡描繪了一個煩躁不安、墮落又不入流的社會；充斥著道德敗壞與末日狂歡派對；瘋瘋癲癲的小說人物縱酒作樂，這些「破產的中產階級」住在老舊漏水的破公寓裡，家裡堆滿了二手家具，牆上高掛鐵錘、鐮刀與納粹萬字符。書裡細膩描寫一位飽受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通膨打擊、生活潦倒的旅館老闆，默默洗著便壺，那情景令人不勝唏噓。

銀行紛紛倒閉，陰鬱的人群與埋葬社會民主的詭異慶典裡，飄揚著極端主義團體的黑色旗幟。「柏林是一具在嚴寒中受痛的骷髏，」他寫道，「這座城市充斥著猶太人。隨便翻開一塊石頭，就會有幾個猶太人爬出來。他們污染了我們在喝的水！」小說裡其中一個角色如此吶喊著。

伊薛伍德在柏林的歲月始於一九二九年，終至一九三三年，那年阿道夫．希特勒剛當上德國總理，這也意味著《再見，柏林》雖展現了作家的先見之明，但這部作品有一定程度得益於事後的回顧與反思。都柏林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Berlin Alexanderplatz）於一九二九年秋天出版，當時人們尚未放棄威瑪憲政實驗，未來也仍有所望。但就在此書出版數週後，華爾街股市應聲崩塌，全歐震盪，德國尤其遭殃。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的預示精準地嚇人，不單是社會混亂，更預示了接踵而來更可怕、更致命的事物，以及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城市的普遍紛擾，當中也包含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柏林，在都柏林的筆下，是「毀滅前夕的索多瑪」。這本書不好咀嚼，幾乎沒有情節。小說敘事節奏凌亂，充斥著長篇離題段落，低賤的小人物深陷苦難泥淖。但書中也富含了深刻的生活洞察。像是這段：

亞歷山大廣場上，他們為了建地鐵，鑿開了馬路。人們被迫走在狹窄的木板道上。電車越過廣場，駛過亞歷山大街與穆恩茲街（Münzstrasse），最終駛向羅森塔勒門（Rosenthaler Tor）……街上的房子毗鄰相連。人滿為患，從地窖滿至閣樓……租賃保護法毫無作用。房租不停上漲。中產階級發現自己無家可歸，查封財產的執行官與追討債務的人趁火打劫。

小說主人翁法蘭茲．畢博克夫（Franz Biberkopf）是一名前科犯，他在街上販賣極右翼報紙。「倒不是他對猶太人有什麼敵意，而是他支持秩序。」書中的旁白如是說。這本小說的結尾描述了一幅人們並肩攜手「走向戰爭」的畫面，如今「舊世界注定毀滅」。

厄運是提到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第一個會聯想到的詞。威瑪是一則包裹著糖衣的恐怖故事：這座現代性的搖籃卻孕育了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威瑪時期是藝術領域與知識界的繁榮時期──包含托馬斯．曼（Thomas Mann）與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的小說、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表現主義詩歌、阿諾．荀貝格（Arnold Schönberg）所創作的無調性音樂，以及包浩斯學派的設計與建築實驗──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實驗蓬勃發展，但國內卻充斥著激烈的種族與宗教衝突，更甭提通貨膨脹與經濟蕭條了，這一連串的問題直接導致了……希特勒的崛起。是的，我們都明瞭最終的下場。但身處其中的當事人無法預見未來。

我們會比他們更有智慧嗎？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如今威瑪時代的陰影再度浮現。

只是形式與我們所預期的大相逕庭。

我們不應僅從美國民主衰退的角度來思考威瑪共和國，而應從全球的角度來反思這段時期。

此刻，我們正一頭栽進光鮮亮麗卻空洞的未來，日常生活在絕望中反覆上演，卻又充滿了無限可能，而這一切，全由我們無法擺脫的科技裝置所主宰。我們既是科技的操控者，也是它的俘虜，深陷泥淖的程度遠遠大過從前。人們自以為能違抗地心引力，但透過行動裝置不斷湧入的焦慮，卻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這個世界十分封閉、緊密，卻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能與住在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聯繫，與隔壁鄰居卻有如住在不同星球。這樣的疏離感從社區延伸到國家政治。現代政治的競爭局勢遠比過往激烈，影響更擴及全球，再加上電子通訊讓人際溝通變得愈加虛擬抽象，政治語言隨之變得更尖銳極端──這些因素導致我們即使比鄰而居，彼此間卻隔著巨大的政治鴻溝。

但科技也讓我們的世界變小了，壓縮了海洋與不同陸地間的距離。我們深刻感受到科技新興城市與光鮮亮麗的金融中心有如雨後春筍不斷增長，但這些建築不論經緯所在，外觀都極為相似。未來已經來臨，但看看我們腳下，我們仍堵在車陣中。

我們正著手打造一個串連全世界的文明，但這正是挑戰所在。確切來說，挑戰在於這個全球文明仍持續演變，卻尚未演化完成，仍得等上一段時間，世界各地皆存在著親密與疏離並存的現象。除非科技與全球治理出現顯著進步，否則真正的全球文明永遠只是個假象。我們對彼此影響甚鉅並相互依賴，才能共同生活在一個極不穩定的全球系統中。就像沙特（Sartre）的劇本《無路可出》（No Exit），劇中三個角色被鎖在一個小房間裡，彼此互相折磨。牆上沒有鏡子，他們唯有透過他人凝視才能看見自己。隨著媒體影響政府決策的力道愈強，我們的確因連結性（connectedness）而不受束縛，卻也因此受制。美俄、中美與中俄之間，更甭提中型與小型強國，彼此緊張對峙，加上科技不斷發展，使得世界愈趨緊密相連，當前政治局勢有如當年的威瑪共和國再現：德國曾在一戰後的戰火餘燼中，實行這個虛弱、搖搖欲墜的政治體制，苟延殘喘了十五年，直到最終希特勒掌權。現在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大型威瑪共和國，儘管各地緊密相連，某些地區只要發生動盪，就足以對他國產生致命的影響；但這般緊密程度，卻又不足以產生一個有共識的全球政治型態。如同威瑪共和國四分五裂的政治勢力，我們正處於一個極為脆弱的過渡轉型期，科技不斷演進，政治秩序卻未隨之趨於穩定。

在我們當中，我並沒有看見像希特勒的人物，或一個極權統治的世界政府。但別以為未來人類歷史的發展能對當前困境有任何的解方。這就是我以威瑪共和國為例，作為警示的意義。

類比（analogy）可能只是白費工夫，這點我明白，因為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種事物。類比也可能會帶我們走向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但往往唯有透過類比才能夠交流與解釋。一方面類比是一種不完整的失真，另一方面類比能幫助我們創造新的認識，以一種全新視角看待世界。唯有透過類比，我才得以開始討論全球危機的深刻性。我們得意識到未來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這就是威瑪共和國的價值。

威瑪共和國究竟是什麼？

偉大的歷史學家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兒子戈洛．曼（Golo Mann）曾稱威瑪共和國是一個「少了帝王的帝國」，毫無章法，且效率低落。歷時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人普遍認為會打勝仗，最後卻以戰敗收場，一百七十五萬名德國士兵戰死沙場，近五十萬名德國人民因一戰而喪命。國家支離破碎，君主國體瓦解，德國瀕臨社會混亂邊緣。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政治人物與法律菁英齊聚圖林根（Thüringen）小鎮威瑪，擬定一套旨在擺脫前皇帝威廉二世與俾斯麥（Bismarck）專制遺緒的新憲政體制。但這項制度終究過於薄弱，難以承受接踵而至的時代壓力。整個國家猶如缺乏守夜人般，無力維繫各邦（德文原文是Länder）間的和平。德國聯邦底下的各邦透過參議院（Reichsrat），也就是上議院立法，除了明確授權給中央政府的權利，其他權利仍握在各邦手中。國家領導人，即帝國總統（Reich President），由全體公民選舉產生。由總統任命總理（Chancellor），總理及其內閣依據由人民選舉產生的眾議院（Reichstag）之指示治理政府。三分之二的德國仍稱為普魯士，轄內統治規定與各邦迥異。至於巴伐利亞邦，如同普魯士，是個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內部經常出現獨立建國的聲音。這一切看來，的確像是美國憲法中權力分立的較複雜版本──且由於經濟與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政府的效率更加低落。威瑪共和國初期，曾經歷惡性通膨：德國在一戰後經濟不振，又因為《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需承擔鉅額戰爭賠款；接著全球經濟大蕭條爆發，國內遭受重擊。德國在威瑪共和國時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是一個龐大而分裂的世界，社會秩序紊亂分歧。由於境內區域差異，再加上以歷史角度來看，統一時間並不長久，與其說威瑪是一個政府，不如說是一個由彼此鬥爭對立、地理位置分散的不同區域所組成的體系。如同當今的世界，彼此具有巨大的文化、甚至文明差異，但某方面來說，這個世界也變得更加一致。已故的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家哥頓．克雷格（Gordon A. Craig）形容威瑪共和國的「正常狀態就是動盪不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威瑪如同我們的星球：彼此緊密相連，因而導致跨海危機，無論是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經濟衰退、大國間的衝突或是前所未見的氣候變遷，都是我們能在同一個對話裡爭論的議題。回顧威瑪時期的用意在於，強調並承認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日益加深，並接受我們對此須承擔的責任。因此，與其說像是彼此關聯的德國各邦那樣，一旦某個邦發生問題，便將演變成全國危機，如今世界各國則以某種方式相連，一國發生危機，可能會產生骨牌效應，燎原演變成全球性的問題。換言之，威瑪現象可能會再度重演，但影響範圍將擴大至全球規模。

威瑪初期，自由軍團（Freikorps）在德國城鎮裡成群遊蕩，這些粗暴且紀律散漫的年輕民兵在一戰結束後，因為害怕淪入平民的窮困生活之中，堅決不願解散，成為最初納粹衝鋒隊的組成分子。事實上，至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德國所有主要政黨──包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等──都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各邦政府不斷起起落落，垮台之後又以稍有不同的內閣再次重組。當初的威瑪陷入一場漫長的內閣危機，似乎一切都岌岌可危。中央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已經耗光心力，在威瑪時期的最後幾年，德國人談論的所有話題都圍繞著日常政治。那是貨真價實的永久性危機（permanent crisis），一樁又一樁令人應接不暇的頭條新聞接踵而來。公眾與政治人物皆受到當前局勢所困，無暇思考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因為光是眼前的事便已讓他們無法招架。每個人都盡了全力去拚搏，卻不知要衝向何方。

戈洛．曼這樣形容威瑪：「內部分裂與自我疏離，政治人物領導無方且不願承擔重任，這個國家面臨的問題病入膏肓，就連俾斯麥也會望而生畏。」再次重申，這是針對我們時代的粗略比喻，如今的世界危機重重，不只是西方，還得考慮歐亞大陸、非洲撒哈拉以南、拉丁美洲等所有政局動盪的地區。過去的第三世界如今可能局勢更穩定，許多地方更加發達，但因為全球化的緣故，這些國家與我們的命運更為緊密相連。

駭人聽聞的暴行在威瑪時期層出不窮，一九二二年「自由軍團」謀殺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事件最為著名，槍手朝著他投擲手榴彈，並近距離開火。拉特瑙是一位哲學家、知識分子與自由派的猶太政治人物，曾代表德國談判，最後簽訂《拉帕洛條約》（Treaty of Rapallo），讓德國得以在《凡爾賽條約》嚴加經濟限制的情況下，與蘇俄進行更多貿易往來。

隔年，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比爾格布勞啤酒館（Bürgerbräukeller），發動一場失敗的啤酒館政變（Beer Hall Putsch）。若非它如此醜陋不堪──凸顯當時政治的暴力、體制的混亂崩解、初步無政府狀態與整個政治階層的普遍無能，整件事其實像一場滑稽喜劇。啤酒館政變讓我們明白，即便是在先進國家，國內法律與秩序也可能逐漸崩壞。起初巴伐利亞的領袖們在比爾格布勞啤酒館謀畫，風風火火地想在柏林成立一個民族主義的右翼政權。正如伊薛伍德與都柏林所描繪的，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的右翼勢力長期對墮落且國際化的柏林憤懣不已，也不認同柏林軟弱、失敗主義的民主政府。當時希特勒跟納粹黨深受其他準軍事組織擁戴，他們害怕這些民族主義的巴伐利亞政治人物將成為潛在對手。事件當天，希特勒在數十名身穿制服、手持刀棍的街頭混混簇擁下走進啤酒館，向空中鳴槍，在保鏢們的包圍下向人群發表演說，揚聲恐嚇帶頭謀畫政變的人。然而這場後來改由希特勒主導的極右翼起義，卻因未能成功占領掌控這座城市的重要建築，政變迅速分崩離析，陷入混亂與失控狀態，例如當時慕尼黑趁亂爆發針對猶太人與猶太商店的暴力行動。而曾遭希特勒威嚇的這些巴伐利亞民族主義者，一旦脫離了希特勒的視線，便強烈譴責他所發起的政變。作為最後的一搏，希特勒率領兩千名納粹分子在雷鳴般的喧囂中，浩浩蕩蕩遊行到當地一座紀念碑，慕尼黑警察隨即展開血腥鎮壓，終止了這場起義。希特勒在這場混戰中負傷，還差點喪命──一顆子彈僅距他一英尺遠──最後他被判五年徒刑，不但被關在一座最低安全級別的監獄，僅八個月就獲釋，關押期間更獲准寫作《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

自此之後，希特勒誓言要在民主體制內奪權──表面上如此──十年後也的確應驗了。當民主體制脆弱不穩定，國家政體又搖搖欲墜，便無法保證能免於暴政崛起。這世界廣闊多元，各地的政治發展處於不同階段，啤酒館政變為我們當前的時代提供了寶貴教訓：這世上許多地區的政府當局如此不堪一擊，很可能會因此引發跨國的重大危機。

不過，並非一切都充滿了絕望與陰霾。一九二〇年代中後期，德國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任職德國總理兼外長，從各方面來看，施特雷澤曼都相當稱職。當時是一個經濟成長、文化繁榮、政治妥協與和解的時代，確實一度讓人覺得情況明顯好轉，德國終於走出了戰後的混亂。除了軍備問題無法解決外，施特雷澤曼靠著非凡的外交手腕，大幅減少了《凡爾賽條約》在戰後對德國主權施加的限制。

德國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還有過另一波短暫的樂觀行情。當時財政保守派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擔任德國總理，領導一個不分黨派的國家緊急內閣。但他雖然具備技術官僚的專業能力，卻缺乏相應的政治判斷力：當他試圖對民眾與政黨實施嚴苛的經濟選擇（economic choices）與緊縮措施，如削減工資與收緊信貸時，卻不懂得如何妥協與斡旋。歷史學家克雷格寫道：「如果布呂寧是俾斯麥，儘管面臨艱困的……情況，他仍舊可以搞定這一切。」他會將自己的政策要求視為原則，藉著個人聲望與權威讓各界埋單。布呂寧所領導的政府一路掙扎前行，直到一九三二年垮台。這個技術官僚政府已被街頭的極端勢力所侵蝕，包括納粹黨與共產黨。這也許真的是威瑪共和國最後一次能夠翻身的機會。歷史如同莎士比亞的戲劇般無法預料走向，同時也深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如果布呂寧沒有受限於個人限制，二十世紀的歷史也許會有截然不同的結局。

作者為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曾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票選全球百大思想家，曾擔任私人全球情報分析機構「策略預測公司」（Stratfor）首席分析師，以及全球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資深顧問。曾任教於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服務於美國國防部「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二○○八年起為華盛頓「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 過去三十年間擔任《大西洋》（The Atlantic）月刊記者，撰述可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重要報章雜誌。 其著作豐富並於多國翻譯出版，在台出版作品包括《地中海的冬天》（Mediterranean Winter）、《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西進的帝國》（Earning the Rockies）、《歐洲暗影》（In Europe’s Shadow）、《季風亞洲》（Monsoon）等。 麥田出版相關著作：《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南中國海：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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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荒原：政權失能、強國隕落、社群極端化，全球一命的新國際政治危機》
作者：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