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別把「台北因素」過度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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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北政經中心地位以及媒體群聚的關係，在許多課題的報導上很容易出現從台北看天下的現象，而台北的問題也常被直接擴大為全台共同面對的問題，而要求中央政府以全國性制度來解決。然而許多課題如果忽視了台北的特殊性，甚至輕忽了地方政府在這些問題中所應負的責任，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甚至可逢造成更進一步的資源分配的不公與扭曲。

居住正義是全台課題，但以大台北最特殊

居住正義問題是最明顯的例證。上個月英國《經濟學人》發表了以「台灣病」為題的專題，批評台灣長期壓低利率與匯率的貨幣政策的不當，導致高房價與低薪。對於《經濟學人》這個報導的洞見與問題，各方已有許多討論，在此不多做贅述。而央行政策是否促成了房價的失控，國內經濟學者也已有很多討論。

無論如何，「青年面對高房價、高租金」的論述，似乎已經成為各方默認的共識。近幾年居住正義的呼聲以及從社宅到租金補貼的各種相關政策，也是在回應這個問題。然而有趣的是，在大眾論述中鮮少細問高房價高房租是否真的是全台灣均面臨的問題，或是說全台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均一致。一旦細究，可以發現固然全台或多或少都面臨這個課題，但在大台北都會區特別是台北市尤其嚴重，其他縣市與台北的嚴重性有一定差距。

首先從房價來看。由於各縣市所得高低不同，最好的指標是內政部的不動產資訊平台所固定統計房貸負擔率與房價所得比。房貸負擔率指的是在以二十年期本利均等攤還方式，貸款成數為七成的假設下，以該縣市中位數房價計算每月應償還本利。再以應繳本利除以中位數月家戶可支配所得求算，代表一般家戶可支配所得與房屋負擔的比例狀況，比例越大則房價負擔能力越低。

台北市的房貸負擔率全台最高

以2025年第二季的最新數據而言，台北市的房貸負擔率全台最高，高達67.23%，也就是中位數家庭需用三分之二的所得繳房貸。第二高的則是新北市，56.85%，也等於需要用半數以上所得都需用來繳房貸，也就是青年在大台北若要購屋的確面臨極高的房貸負擔。第三高的則是台中市，達51.9%。相對的，台南市與高雄市這個比例均約四成左右（40.9%、41.93%），而桃園市與新竹市甚至在四成以下（37.73%，37.62%）。房價所得比也呈現類似的結構。價負擔比則是中位數住宅價格除以中位數家戶可支配所得。台北市最高達15.41倍。次高則是新北市的13.03倍，在下來則是台中市的11.9倍。其他包括台南、高雄以及桃園和新竹都在10以下，分別是9.38、9.61、8.65以及8.62倍。

如果以較長時間軸來看，全國房價負擔能力從2020年後都呈現惡化的趨勢，這也與全球趨勢相符。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台北特別是台北市在房價負擔能力上始終獨樹一幟，即便其他都會局呈現房價負擔比惡化的格局，與大台北地區的狀況仍然差距甚遠。

租屋問題也是大台北地區最嚴重

類似的差距也出現在租屋市場上。根據2022年內政部依據租金補貼資料的計算，台北市套房租金所得比高達35%，新北市也高達29.5%，也就是媒體所呈現「三分之一所得用在租屋」，的確構成嚴重。相形之下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僅約兩成左右，分別是20.6%、20.5%、18.2%以及17.9%。換言之，儘管台灣其他都會區也面臨一定程度居住正義課題，近年也出現持續上漲的趨勢，但很顯然地，無論就購屋還是租屋，大台北「住不起」的問題遠比其他都會區嚴重。所謂台灣青年居住正義問題，其他縣市當然也有一定角色，但很大比例其實是屬於大台北地區的地區性課題。

為什麼台北的居住正義問題特別嚴重？由於前面所討論的指標已經將所得水準考量進去，顯然有其他因素。包括台灣大公司總部以及外商均群聚台北，台灣戶籍與房地產所有權高度連動的現象，導致地方政治基本上不會照顧租戶權益，以及大台北地區房屋供給增加緩慢等結構性因素。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大台北的地方政府本身也是高房價的直接受益者，高房價直接帶來地方相關稅收以及土地收益的增加，而影響房價關鍵的土地租稅政策與都市計畫，也有很高比例是地方政府的職權。

若將台北的居住正義問題等同於台灣，將會造成資源分配的扭曲

換言之地方政府有一定的政策工具來抑制房價。筆者要強調的是，中央政府對於居住正義的課題固然責無旁貸，但目前在居住正義問題上直接將台北等同於台灣的論述模式，等於輕忽了台北在房價課題上的在地動態、政府的政策對應與政治責任。而僅討論全國層次的結果，不僅政策容易事倍功半，甚至形成進一步的資源扭曲。

舉例而言，台北已經因為資源集中造成高房價，然而全國又要投入更多資源來解決台北的居住正義問題，演變成資源更集中台北的惡性循環，對於其他地區是否公平，是否排擠掉重要資源，需要更進一步討論。

另一個類似的問題則是教育現場的過度申訴問題。今年以來學生以及家長申訴的氾濫導致許多老師倦勤的現象成為報導焦點，目前的申訴體制以及校事會議的制度安排是否造成教學現場的問題浮出檯面。特別是申訴的氾濫導致許多教師不僅在教學現場動輒得咎，也要付出許多額外時間處理相關程序，也產生廢止相關流程的呼聲。

教育申訴也是台北市最熱門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這個現象也有非常強的「台北特色」︰教師申訴的數量呈現縣市間極大落差。筆者以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三個人口約在250萬上下的都市進行比較，由於沒有直接數據，筆者根據各縣市所公布申訴案件數量中針對教育局的申訴數字來間接估計，發現台中與高雄數據相仿，一年均約1000件上下，但台北市則高達近9000件（陳琬蓉，2024，〈義利之辯？多重價值下台灣中學教師的關係工作〉，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儘管這些案件數量無法直接等同為針對教師的申訴，但懸殊的懸殊數字仍然可以顯示地域的差異。

可以說教師申訴增加的確是全台共同趨勢，過度申訴的問題各地均有，但台北市特別明顯。這意味著要討論這個問題除了直接就全國性整體申訴程序進行討論外，台北市政府對於申訴的處理方式包括申訴處理流程，教育行政機構的處理程序等，也需要一併納入討論。

地方選舉不能忽視政策

這兩個例子只是冰山的一角；台北市一向資源雄厚遠大於其他縣市，這兩年在國民黨主導的《財劃法》修法下臺北市政府所獲得資源更是大增，對於所應該負擔的政治責任仍然缺少足夠關注。撇開政黨間政治的攻防，許多以台北為核心的政策問題，必須透過地方政府的政策，才達成一定的效果。對於即將到來的地方選舉，除了政治版圖以及政治人物進路的討論外，對於這些課題的政策對應也應該有更進一步討論。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