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在自由之地：24位台灣青年的美國現場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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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國會圖書館（LibraryofCongress）

國會圖書館成立於一八○○年，擁有驚人的館藏數量，是全球最大的圖書館之一，提供國會議員、學者或一般民眾研究資料，走入大樓內，首先來到的是兩層樓挑高的大廳，樓梯上精緻的雕刻和金碧輝煌的天花板讓人感覺好像進到了一間宮殿。走過一個階梯後，映入眼簾的便是壯麗的國會圖書館，圓頂建築構造具有古羅馬的風格，沿著圓頂可以看見多座雕像，整個空間瀰漫著知識的氣息，彷彿連空氣中都飽含著學問。

以紀念塑造宏偉——DC紀念建築群

丁芃語、林佾萱、蕭家浩

華盛頓紀念碑

華盛頓紀念碑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中心，是一座高約一六九‧三公尺的石造方尖碑，專門紀念美國開國元勳、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這座紀念碑以其簡潔且雄偉的造型成為美國最著名的地標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石造建築之一，象徵著美國人民對華盛頓將軍的崇敬以及對民主自由的珍視。

華盛頓紀念碑的建設歷經漫長的歷程。一八四八年，建築工程正式啟動，但由於資金短缺和美國內戰的爆發，工程曾一度中斷長達二十二年。一八七六年工程重新啟動，並於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完工，一八八八年正式對外開放。紀念碑的設計最初由建築師羅伯特．米爾斯負責，他採用古埃及方尖碑造型，並計畫在底部建造柱廊，但後來由美國陸軍工兵隊的亨利．凱西上校重新設計，放棄了柱廊，把重點放在方尖碑的比例與堅實地基，使整體造型更為簡潔莊重。建築材料主要來自馬里蘭州與維吉尼亞州，包括白色大理石、花崗岩與青石片麻岩（類似砂岩），這些堅硬純淨的石材象徵著華盛頓堅定不移的精神。

紀念碑頂端裝有一座九英寸厚的鋁製小金字塔，當時鋁屬珍貴且稀有金屬，象徵當時的技術創新和美國工藝精神。從不同角度欣賞這座宏偉的建築，仰望紀念碑，讓人們體會它如同城市守護者般的角色，無論何時何地，紀念碑都穩穩地矗立著，提醒人們不忘美國建國的歷史根基。

此外，華盛頓紀念碑在美國歷史和文化中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它不僅紀念了一位偉大的領袖，也象徵了美國獨立精神和民主理念的延續。紀念碑與林肯紀念堂、國會大廈等重要建築沿著一條中軸線排列，構築出美國政治與歷史的核心區域。這種設計不僅美觀，也讓遊客在參觀時能深刻感受到美國歷史脈絡的連貫與莊重。

華盛頓紀念碑不僅是一座建築，更是一種精神象徵。它的高聳尖頂提醒每一個來到此地的人，不忘歷史、不忘理想。即使我們沒有登上頂端，那份由內而外的震撼與敬意，仍深深烙印在我們心中。

林肯紀念堂與越戰紀念碑

在探討紀念碑的意義時會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爲各國往往都會有屬於當地歷史脈絡和價值觀選擇的落差，因此看紀念碑上紀念什麼？誰在紀念？什麼人事物被紀念？誰決定建造什麼？紀念的內容、時間、地點、原因或方式？這個紀念碑如何在特定的敘事中變成一種地景的象徵和標誌？反過來說，紀念碑形成的地景是有限制的，那就會有「部分」是被遺漏、排除的，是什麼被抹去了？什麼東西在這個主流的紀念之下被隱藏和剝奪被看見、被聆聽的權利了？有非常多的面向可以來思考、探討甚至質疑。

在華盛頓特區林肯紀念堂內，白色、宏偉、壯觀的林肯雕像端正的坐著，表情嚴肅，雙眼凝視前方，面對著大草皮、國會大廈，塑造出一位堅毅且道德高尚的領袖形象，整個空間給人一種莊嚴的永恆感，而兩旁的牆壁則刻上了他的演說，同時象徵著聯邦的勝利、奴隸制度的終結、延伸到美國對於民主自由理想的願景。這座雕像不僅僅代表個人崇拜，更是一種國家在歷史敘事上的視覺化，一種強調勝利、團結與正義的敘述，林肯的形象被定格在偉大與光榮的框架中，成為美國國家認同非常重要的符號。

而位於紀念堂左前方的則是越戰紀念碑，可以看到兩種風格非常不同的紀念方式、完全不同的紀念哲學。由黑色花崗岩打造的紀念碑，簡潔、低調，刻上非常多於越戰中喪生或失蹤的美國軍人的名字，紀念碑的設計刻意用「拋光、鏡面的方式讓觀看者在反射中看到自己，形成與逝者的「互視」「面對」和「對話」的效果，這種設計促使人們自我反省、沉默哀悼，強調了個體生命的消逝與戰爭的代價。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紀念方式，一個呈現出「頌揚」與「犧牲反思」的兩難。台灣在戰爭與軍事記憶的紀念中，同樣也有相似的方法，以金門的八二三砲戰紀念碑為例，氣勢宏偉，強調抗戰勝利與英勇奉獻，傳遞的是一種國家防衛與民族生存的正當性，但相較之下，台灣過去數十年的軍事紛爭、白色恐怖政治迫害，卻很少有像類似越戰紀念碑般的「反思」空間。這反映了紀念本身存在的根本問題，我們究竟在紀念什麼？是勝利的光輝，還是犧牲的傷痕？當紀念成為政治宣示與集體認同的工具時，是否會壓制多元的歷史聲音與經驗？而這種選擇又如何形塑未來世代對歷史的理解與情感連結？

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紀念不應該也不會只有國家或權威單方面建構的敘事場域。一九六三年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於此發表演說〈我有一個夢〉，讓林肯紀念堂從一座頌揚歷史偉人的國家紀念物，轉變為公民抗爭與平權理想的象徵。這種對紀念空間的「再詮釋」，也展現了公民如何主動介入歷史記憶的建構，挑戰既有的國家敘事，並將歷史轉化為推動當代社會變革的力量。

在台灣，例如鄭南榕紀念館或太陽花運動的臨時紀念裝置，則呈現了另一種「自下而上」的紀念形式。鄭南榕作為言論自由的先驅，其紀念館不只是靜態展示，更是倡議公民權利的象徵；太陽花學運的臨時裝置雖非官方設立，卻成為民眾表達民主參與和社會關懷的重要媒介。這類草根性的紀念強調參與感和開放性，讓紀念成為動態、持續發展的社會過程，而非一成不變的歷史封存或永遠都是國家主導的敘事方式。

然而，這種公民自發的紀念空間也面臨挑戰，如何避免被體制化？或者體制化也無所謂？如何變成純粹的文化表演或旅遊景點？如何保留原本的批判精神與活力？同時，越戰紀念碑的低調設計與留白策略，也提醒我們，有時候也能透過讓參與者成為記憶共同體的一部分，創造持續的互動與反思。

紀念不僅僅是對過去單純的回憶或簡單的哀悼，它是權力與歷史敘事的角力場。首先，紀念是記憶的選擇與呈現；歷史是浩瀚且多樣的，但被紀念的事件、人物與意義往往是經過篩選與塑造的結果。這種選擇反映了誰擁有敘事權，誰的故事被放大或被忽略，這些過程中，遺忘與記憶交織成一張複雜的網，塑造出集體的歷史意識。

其次，紀念也是身分認同的建構場域。透過紀念，人們不僅回憶共同的歷史，也在這些歷史裡找到歸屬感與意義感；無論是國家、族群還是社群，紀念儀式與物件都在鞏固集體的價值觀與信念，甚至塑造未來的行動方向。但這種認同並非靜態，而是隨著社會變遷而不斷被質疑、重構與再詮釋。

此外，紀念承載著倫理的責任。面對創傷與暴力，紀念是對受害者的尊重與承認，也是一種追求正義的呼聲。它提醒我們不忘過去的苦難，警惕重蹈覆轍。正因為紀念承載如此豐富且多層次的功能，它才成為一個持續對話、批判與生成的場域，不斷促使我們反思歷史、身分與未來的可能性。

兩座紀念堂

華盛頓這座城市的整齊、秩序與無處不在的仿古建築，總會讓我感覺到這座城市仿若是被規劃著，彷彿在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構思好接下來兩百年的發展一般。國家廣場中的三座主要建築（林肯紀念堂、獨立紀念碑、國會山莊）雖然都是在不同的年代落成（分別是一九二二、一八八四、一八○○年），但他們的選址確實互相影響著。獨立紀念碑坐落於白宮與國會山莊的交界點；而林肯紀念堂最終的選址也是考慮到三者可以互相串聯，形成價值與景觀的軸線。甚至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國家廣場中的三個主要建築，恰好體現了美國很重要的價值：民享（forthepeople）、民有（ofthepeople）、民治（bythepeople）。

來自台灣的我們，肯定對林肯紀念堂與中正紀念堂的相似性感到好奇。兩者似乎只有建築形式與裡面住的人有所不同，其餘的設計與空間安排似乎都遙相呼應。而這的確是事實，中正紀念堂的建築師楊卓成在設計伊始就有參考林肯紀念堂，目的當然是將蔣中正類比成林肯一般的偉大人物。除了形式與精神上的相似，更有趣的呼應是人們運用這些地方的手段。六十二年前金恩博士就是站在林肯面前的階梯上，向全美國以至全世界說出他最為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而台灣的許多民主化衝撞也同樣選在中正紀念堂，從兩岸對歌到野百合這裡始終是大家的聚集地。不僅因為廣場的功能，更因為它作為威權象徵很顯眼，只要挑戰這片場域的性質，事實上就是在挑戰威權本身。林肯紀念堂的每一處細節似乎都啟發了中正紀念堂，或者你可以說，楊卓成仔細地考究了林肯紀念堂的設計細節，然後再搭配中國文化與蔣介石的個人元素創造出了中正紀念堂。

例如紀念堂從倒映池（reflectingpool）到林肯面前是八十七階，恰巧等同於葛底斯堡演說中的開頭：「Fourscoreandsevenyearsago…」；而中正紀念堂中從民主大道（曾經的瞻仰大道）到主堂體內的蔣中正雕像共需八十九階，恰符合其過世時的年紀。

而林肯雕像背後所鐫刻之墓誌銘：「IN THIS TEMPLE 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 WHOM HE SAVED THE UNION THE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 IS ENSHRINED FOREVER.」在中正紀年念中則體現於刻在其坐像下方所謂之「總統遺囑」及背後三個標語「倫理、民主、科學」。兩面的《葛底斯堡演說》與就職宣言則由蔣中正的兩句話「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所取代。

除了蔣中正的個人形象，中正紀念也有許多融合中華傳統與黨國精神的設計，例如從前的御路上的龍成為黨徽，四角的建築與八面的屋簷則指代四維八德。兩座紀念堂的建築形式上雖然千差萬別，但核心精神並無二致，都是對當權者理想世界的重現。美國國父與眾多政治人物都憧憬於古希臘、羅馬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具體體現在美國體制、選舉制度、首都建設甚至是拉丁文的應用上。從建築形式上而言，林肯紀念堂一定會令人聯想到殘存的帕德嫩神廟；而號稱中華文化正統的國民黨政府，則是不斷運用傳統中國元素深化自己作為正統代言人的身分，而所有模仿中山陵與紫禁城的所有設計細節也正是在此一脈絡下出現的。

或許他們的建設者未曾想過，金恩博士會在林肯紀念堂前高聲疾呼自由的早日到來，期盼共敘兄弟情緣，期盼最偏執的州也能擁抱改變；而中正紀念堂會成為民主化浪潮中用以挑戰黨國威權的場所，從國會改選的路跑開始到八九年的兩岸對歌活動以及後來的野百合學運，每每先輩們想要挑戰不公不義，破除威權，這裡都成為他們的不二之選。於林肯紀念堂，金恩博士的演說告訴我們平權遠不是一次改革就能帶來得；於中正紀念堂，前輩們運用反威權去告訴執政當權者，這片土地是屬於人們的，是不由得黨國強加定義的。當我們仔細分析威權的形塑，便會巧妙地發現，為了達成威權或者紀念的目的，都可以被反過來使用成為反抗威權或紀念另一個人的絕妙設計。

以中正紀念堂而言：為了瞻仰而設的空間反倒成為對抗爭的集會場所，當威權的空間被主動或被動地「允許」存在對抗性的活動或者物件，曾經昂揚的威權就會蕩然無存。就像雕塑被推倒可以象徵革新，一片曾經威權的地方變成民主的中心，自然會代表著社會的改革。對我來說，中正紀念堂與林肯紀念堂在建築與形式上無異，都是一種個塑造崇拜與敬仰的場所。往大的說，華盛頓與歐洲許多君主制國家首都別無二致，但帶給人們的感受卻是不同的，差別在哪呢？

我的答案是：體現的精神、紀念的人、紀念的事蹟。

這也提點我們一件事情，同樣的工具，可以帶來徹底不同的效果。現今我們對中正紀念堂之所以可以大家批評正是因為台灣民主化了，可如果今天仍然生活在威權之中，所有在美國用以形塑正面典範的作用，都可能會被用來形塑蔣氏王朝的合法性。

同理，華盛頓每一處的建設都可能用來形塑權威，但就是在細節處的觀點不同（如開放或封閉），崇拜的價值不同（君權或自由）而產生最終感知上的差異。或許事情真的就只在一念之差，好的念頭與壞的念頭都可以用一樣的東西實現，這無疑是值得我們警醒的。

朱安如，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戲劇博士候選人，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2025 年會 Co-Program Director。《雷曼三部曲》譯者，書寫見於「博物之島」及 Taiwan Insight。近期編導演作為 Assembly as a Canvas: Youth, Performance Art, and Societal Commentary in Post-Pandemic Shanghai’s Halloween（與 Tianding He 共同構作、導演、演出，2024 年於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展演階段性成果）。

涂豐恩，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曾任職於台大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哈佛燕京圖書館，著有《大人的日本史》、《救命：明清中國的醫生與病人》等書，曾獲得第57屆廣播金鐘獎企劃編撰獎。現任故事 StoryStudio 創辦人暨主編、有理文化社長暨總編輯，做編輯與策展。

張竹芩，CET遊學台灣中心主任、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理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義工、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講師，曾任台灣綠黨秘書長，也是綠黨立委落選人（2次）。在學校教政策倡議與溝通，長期耕耘台灣的女性及同志運動、喜歡帶台灣學生出國、以及帶外國學生來台灣彼此學習。經營 Podcast 節目《Z色派對》，以性別的角度討論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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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在自由之地：24位台灣青年的美國現場觀察》
作者：朱安如，涂豐恩，張竹芩
出版社：有理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