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白蒙兀兒人：愛情、背叛、戰爭與十八世紀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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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總是用一種奇特的方式對待她的征服者。戰敗後，她會召喚勝者進入，接著慢慢引誘、同化、改造他們。

數百年來，許多勢力曾擊敗印度軍隊；但他們無一能倖免於這片次大陸的能耐，她總是能夠翻轉殖民的趨勢，反過來影響那些試圖征服她的人。印度的土地如此廣袤，盤根錯節的社會宗教制度如此獨特強韌且根深柢固，所有外來入侵者遲早都會被擺脫或吸收。有名歷史學者曾令人難忘地評論，蒙兀兒人在十六世紀從中亞來到印度時，是一群「腳穿靴子、氣色紅潤之人」，但四百年後離開時，卻是「身著襯裙、面容蒼白之人」。直到一八三○年代，所有跡象顯示，印度將同樣深深影響在蒙兀兒人之後來到的歐洲人，讓他們改頭換面。就像此前所有的外來者，歐洲人似乎也會輕鬆被吸納同化。

這個「跨越文化」的過程可以追溯到歐洲人最初出現在印度的時期。最早開始轉變的是葡萄牙人。一五一○年——大約是蒙兀兒抵達北印度的十六年前——葡萄牙人征服果亞（Goa）後，留下許多在攻城時遭屠殺的穆斯林抵抗軍之寡婦，指揮官阿方索．德．阿布奎基（Afonso de Albuquerque）特意下令他的屬下娶她們為妻。阿布奎基親自主持這些「貌美如花的摩爾女人（Mooress）」的婚禮，並贈與新娘嫁妝。當時那些貌美的摩爾女子被強制改信基督宗教，受洗後，許多人也被迫學習天主教信仰的基礎知識。不過，如此將純粹的葡萄牙文化強行移植印度的粗暴嘗試，後來證實既失敗又無法持久，就像過去數百年來，土耳其人、薩珊帝國波斯人或希臘人都曾試圖強加他們純正文化的下場。

接下來的五十年間，那些女子、當地環境、果亞和歐洲間的遙遠距離，全都影響了這群初來乍到者，一代又一代的征服者逐漸揚棄葡萄牙的生活方式，改而遵從印度的習俗。到了一五六○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Portuguese Inquisition）在印度成立時，果亞變得更像蒙兀兒首都德里和阿格拉，而不是里斯本或任何葡萄牙城市。有位震驚的耶穌會教士回報羅馬，「這些地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需要宗教裁判所，因為這裡的基督教徒都與穆斯林、猶太教徒和印度教徒一起生活，導致當地居民是非不分。唯有仰賴宗教裁判所的約束，他們才能過上美好生活。」

到了一五六○年，果亞的葡萄牙大公全都穿著招搖的絲質華衣，以傘屏蔽自己，除非有大批奴僕隨行，否則絕不外出。旅人轉述果亞貴族如何妻妾成群，就連基督教女性在屋裡也穿著印度服飾，如同在深閨那般生活，「這情形在國外十分罕見」。如果她們必須出門，也會戴上面紗，或搭乘遮蓋得密不透風的轎子。

他們的男人會嚼食檳榔、吃米飯（但只用右手進食），並喝亞力酒（arrack）；他們用「甜味的磨砂膏」摩擦自己的肌膚，醫院的醫師會開立傳統印度教萬能藥的處方箋，要求病人一天飲用牛尿三次，「以利恢復氣色，早晨一杯、中午一杯、晚上一杯」。他們用印度式的鍋盆喝水，「且不以口就盆，而是讓水從出水口流入他們的嘴裡，一滴都不會灑出來……任何剛從葡萄牙來到當地的男子開始用這種方式飲水時，會因為不習慣，而噴濺到胸口上，於是眾人就會樂不可支地嘲笑他，叫他『雷諾』（Reynol），這個綽號是用來戲稱剛從葡國來印的菜鳥。」

就連教會機構也出現受印度環境風俗影響的跡象；一五八五年起，教會發布了一則古怪法令，規定只有具備婆羅門（即印度教祭司）血統的印度葡萄牙人（Indo-Portuguese），才能進入殖民地的神學院就讀，並受訓成為羅馬天主教會的神父。「這一切都是他們從印度異教徒那裡學習汲取而來的，」荷蘭旅行家揚．范．林斯霍登（Jan van Linschoten）驚訝地寫道，「那些異教徒已經長久遵循這些習俗。」

到了一六四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安東尼．范．迪門（Anthony van Diemen）如此描述，「在印度的葡萄牙人大多視當地為他們的祖國，也不再思念葡萄牙。他們幾乎不再推動與葡國的商貿往來，反而安於港口至港口的貿易，彷彿他們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從未有過其他母國。」他的同胞范．林斯霍登也提出相同的結論，「葡萄牙人的後代不分男女，無論是膚色或衣著，似乎都宛如天生的印度人。」這些印度葡萄牙文化的早期敘述，為接下來的三百年訂下基調，在此期間，不同的印度民族廣泛遭遇來自世界各地的殖民入侵者。從一開始，這波發展顯然就不是一個文化完全取代另一個文化，而是複雜的融合過程。印度葡萄牙社會既非全然屬於葡萄牙，亦非全屬印度，是兩者的混融——歐洲的樣板調整適應印度的氣候和社會習俗，或從相反的角度觀之，是印度的環境沾染了歐洲制度、印葡建築和日益印度化的歐洲文化輸入綜合體。定居印度的葡萄牙人和他們的印葡後代，並沒有讓一個文化占據另一個文化，而是同時生活在兩個文化之中，並在原有的觀點和生活風格中，融入對立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

想當然耳，果亞宗教裁判所的道明會（Dominican）神父，始終無法接受這種文化涵化的過程。在信仰基督宗教的住家內，若出現任何遵循印度教習俗的跡象，都足以讓全家人和他們的侍僕慘遭逮捕刑求。宗教裁判所列出了一份禁止採行的印度習俗清單，如今社會歷史學家可以把它當作實用的索引，檢視當時的葡萄牙人染上了哪些印度鄰居的習俗、品味和迷信。

這份列表包含了一些極端異教的習俗，諸如「按印度教徒的慣例煮飯不加鹽」、穿著纏腰布（dhoti）或秋麗上衣（choli，一種印度女性的短袖緊身上衣，經常以可透光的布料製成）、拒絕食用豬肉等。就連某些樹木、植物和蔬菜也遭到禁止。舉例來說，清單上明令禁止種植聖羅勒（Tulsi），因為許多印度教徒認為這種植物是可以對抗邪眼（Evil Eye）的趨邪物。

或許部分要歸功於宗教裁判所，出奇多的葡萄牙人決定從葡萄牙移民，到各個印度宮廷尋找致富的機會，通常是擔任砲兵或騎兵。這樣的發展同樣始於葡萄牙人最早現身於印度時期；一四九八年，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他首次著名的印度行便發現，馬拉巴爾（Malabar）沿岸有幾位王公（rajah）已經聘用了一些義大利傭兵；而在他調頭返鄉前，他的兩名船員已脫隊加入義大利人，服務一位馬拉巴爾王公，以獲取更高的薪資。六十年後，到了一五六五年，根據葡萄牙編年史家巴羅斯（Barros）所述，至少有兩千名葡萄牙人在各個印度親王的軍隊中戰鬥。來到十七世紀早期，另一位葡萄牙作家認為人數已超過五千人。

那些「到國外去」的男子，通常都身處葡萄牙社會的邊緣。印度高度的宗教自由吸引著他們，更好的前景、更穩定的高薪也讓他們趨之若鶩。至於其他人會決定不再為葡萄牙效勞，無疑是受到印度社會的歡愉誘引，那裡蓄奴、納妾、多妻的情形十分普遍，大眾也完全接受這些行為。他們想像在當地可以模仿數名英國水手在十七世紀初遇見的一名新奇人物，於摩鹿加群島（Moluccas）享樂無度，「女人要多少有多少……他會成天唱歌跳舞，近乎赤身裸體……每次喝酒都會醉個兩天兩夜。」然而現實卻完全相反，在果亞軍隊服役十分艱辛，尤其是在季風雨季，休戰的士兵無家可歸，也往往沒有薪俸可領，便會在果亞的紅土道路上晃蕩「尋求救濟」。

無論原因為何，數千名歐洲人受僱於次大陸各地的印度宮廷。不只葡萄牙人如此。蒙兀兒帝國的鼎盛時期，在蒙兀兒軍隊服役的歐洲人人數之多，朝廷為他們於德里城外建設了一處專屬郊區，稱之為「洋人鎮」（Firingi Pura）。洋人鎮的居民有變節的葡萄牙人、英國人和法國人，許多人都選擇改信伊斯蘭教，並組成一個特殊的洋人兵團，由一位頭銜為「法拉西什．汗」（Farrashish Khan）的法國人領軍。

蒙兀兒人並沒有獨占這些變節者，與他們敵對的四大德干尼穆斯林蘇丹政權，掌控了印度多數的中南部地區，同樣渴望利用他們的兵力。舉例來說，貢薩羅．瓦茲．科蒂尼奧（Gonҫalo Vaz Coutinho）附庸於畢查浦（Bijapur）的亞迪勒．沙希（Adil Shahi）宮廷，他原先是果亞一名強勢地主，因遭控謀殺而入獄，隨後逃亡至畢查浦，並在那裡改信伊斯蘭教。他在當地受贈「許多歲入豐厚的土地，成為一名完美的摩爾人，與妻小一起生活」。

一世紀後，大量英國人開始抵達印度，英國的變節者經常傾向投靠這些德干的蘇丹政權。早期的英國商人尼可拉斯．維新頓（Nicholas Withington），曾親眼見證並記錄初期的變節事蹟。他的敘述清楚指出，十七世紀初在印度逍遙法外的無黨派歐洲人人數，他們的目的都是要賺錢致富，也已做好充分準備，若有必要，他們的衣著、政治忠誠和宗教信仰都能一換再換。其中也提到，執行男性割禮固有的風險——這是許多考慮改信伊斯蘭教的歐洲人唯一的最大障礙。「我們同樣遇到一名船員曾逃離我們的船隊，投靠葡萄牙人，後來又回歸我們的隊伍。」維新頓寫道。

途經德干鄉村時，另一名英國人（他已經變成摩爾人並住在那裡）說服他成為摩爾人；他照做，並接受割禮，君王每天付給他七先令六便士，且允許他與其同桌用餐；但割禮後的八天內，他便不幸身亡。

還有我們的另一位同伴（一名號手）名叫羅伯特．杜魯力（Robert Trullye）……去會見德干的君王，並帶了一名懂當地語言的德國人與他同行，充當通譯；抵達時，他提議兩人都皈依成為摩爾人，君王欣然接受。於是杜魯力接受割禮，也得到一個新的名字，君王發給他優渥的零用金，他便繼續留在君王身邊。可是他們準備要為德國人執行割禮時，發現他早已割去包皮（因為他曾去過波斯），認為他欺騙了德干人，又在發現他早已是摩爾人後，便拒絕接待他；於是他回到阿格拉，服務一名法國人，並重新恢復信仰基督宗教，經常和他的雇主去望彌撒……因此德干君王身邊有些變成摩爾人的英國人，也有好幾個葡萄牙人。

　

這些初期的歐洲變節者，從他們祖國的社會邊緣來到這裡，成為歐洲和印度兩個世界間的重要中介。他們也展現出分隔兩個世界的邊界存在許多孔洞，可以來去自如，流動性極高。自十六世紀中葉起，葡萄牙掌控的果亞出現大批的變節者，接續的一百年內，又有新一波變節者脫離位於古吉拉特邦（Gujerat）蘇拉特（Surat）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橋頭堡。由此可知，殖民時期的印度邊境已開始扮演新的角色，而且會持續三百年之久——在這些地區，身分認同的分類、國族忠誠的觀念和權力關係往往充滿彈性，可以任意自我改造，或至少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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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和維多利亞時代廣傳的帝國神話不同，自一開始，就沒有比其他民族更能抵禦改造印度葡萄牙人的社會力量。十七世紀期間，最早冒險進入蒙兀兒帝國的底層英國人，很快就適應了在他們眼裡極度陌生的異國社會，這確實是他們獨樹一幟的特點。

葡萄人來到果亞時，通常打算永遠定居印度，但英國人並非如此，他們一般預想會在工作任期結束後返鄉，這點深深影響了他們如何看待所居住的這個國家。[5]儘管如此，東印度公司甫成立的數年間之所以能夠成功，仰賴的是許多精明的商業竅門，其中之一是與各式各樣的種族和信徒來往，而前往東方闖蕩的商人、士兵、外交官、甚至教士，或多或少都別無選擇，必須接納蒙兀兒印度。我們也無須對這樣傾向感到驚訝；從較大尺度的世界歷史角度觀之，更古怪費解的是十九世紀末，英國人雖然旅行且統治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地區，卻傾向堅決不受任何接觸到的文化所影響。

然而，這類的文化混融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中東做生意的英國商人，早已與穆斯林往來、皈依伊斯蘭教長達數百年之久。許多英國和更廣大的伊斯蘭世界初期互動的背景，都是諸多十七世紀的小規模海戰，穆斯林的航海技術更為優越，導致大量英國船隻遭到俘虜或擊沉。一六○九至一六一六年間，據傳奧斯曼帝國（Ottoman）或柏柏里海岸（Barbary）軍艦，攻擊了四百六十六艘英國船隻，並將船員上銬帶走。到了一六二六年五月，在阿爾及爾城（Algiers）共有超過五千名英國俘虜、沙利鎮（Sali）還有一千五百人，英國當局在倫敦瘋狂用盡一切手段，要贖回這些俘虜，「惟恐他們依照前例皈依成為突厥人（Turk）」。

到了一六二○年代，突厥海軍的勢力範圍不再局限於地中海，將觸角延伸至英國群島（British Isles）水域；一六二五年八月，「突厥人從芒特灣（Mounts’ Bay，位於康瓦耳〔Cornwall〕）的『慕尼傑斯卡』（Munnigesca）教會，帶走了約六十名男女孩童，俘虜了他們。」更令人擔憂的是，傳聞有些劫掠是由改信伊斯蘭教、「成為突厥人」的英國人帶頭的；比方說，一六四五年九月有七艘「來自柏柏里海岸」的船隻登陸康瓦耳，並「由本國的某位變節者」率領船員進入內陸。

真正令斯圖亞特王朝（Stuart）驚慌失措的是，傳言有大量英國俘虜改信伊斯蘭教。更糟糕的是，儘管有些人是被迫改信，但許多人顯然並非如此，這個時期的英國旅人回國時，經常會提起他們的同胞「纏上頭巾」、在伊斯蘭世界事業有成的故事：十六世紀末，有權有勢的奧斯曼宦官哈桑．亞加（Hasan Aga），原名山姆森．羅利（Samson Rowlie），出身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而在阿爾及利亞，「摩爾諸王的劊子手」證實是一名來自艾克希特（Exeter）屠夫，名叫「阿布薩蘭」（Absalom，或拼作Abd-es-Salaam）。此外，有些英國旅人還先後在君士坦丁堡和亞丁（Aden）遇見一名通譯嚮導（dragoman）[7]，他們說他是「突厥人，但在康瓦耳出生」。還有位外號「英人穆斯塔法」（Ingliz Mustapha）的奧斯曼將軍，事實上出身蘇格蘭的坎貝爾氏族（Campbell），後來擁抱伊斯蘭，並加入土耳其禁衛軍（Janissaries）。

駐奧斯曼朝廷的英國大使湯瑪斯．雪利爵士（Sir Thomas Shirley）聲稱，他沒時間搭理這些變節之徒，形容他們是「惡棍人渣，一群為私利和脫罪逃到土耳其的無神論壞蛋」。可是他的反應無疑反映出英國這個時期的焦慮不安，就和任何帝國初期的傲慢如出一轍。那些「變成突厥人」的變節者，似乎確實來自英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武器商和假幣製造者、船長和傭兵，還有一名「號手」、在北非柏柏里海岸當海盜的「數名英國紳士」，以及一名獨身的英國女子，後來成為阿爾及爾統治者（Dey）的妻子。

雪利在他的一封公文急件中指出，英國人愈常待在東方，就會愈來愈傾向順應穆斯林的習俗。「和異教徒對話會讓人極度墮落。」他寫道，「許多來自各國的狂野青年，出身英國和其他國家皆然……每多待在土耳其三年，就會失去他們的某條信念。」伊斯蘭之所以能征服英國人，靠的是其精密成熟的文化和吸引力，而非刀劍——一六○六年，就連英國駐埃及領事班傑明主教（Benjamin Bishop）也改信入教，立即從公開紀錄中消失。

然而，最主要是因為英國已經厭倦預期，大量英國商人將會受誘而改變信仰和文化，拋棄東印度公司，並投身效勞蒙兀兒人，才會在一六一六年和蒙兀兒帝國草擬第一份英國和約。和約的起草人是詹姆斯一世時期的大使湯馬斯．羅爵士（Sir Thomas Roe），他非常清楚變節者背叛會對東印度公司造成的潛在危險，因而堅持保留和約第八條——所有的「英國逃亡者都必須被送到工廠」。蒙兀兒親王胡拉姆（Khurram）——也就是後來的沙賈汗（Shah Jehan）——對這條條款提出異議——「表明立場反對交出任何可能變成摩爾人的英國人」——但羅堅定不移，他曾造訪奧斯曼帝國統治的中東，所以深知此條款的重要性。最後，根據送回英格蘭的報告記載，「由於大使堅持，對方同意了這至關重要的一點。」

作者為蘇格蘭人，在福斯灣（Firth of Forth）邊長大。二十二歲出版廣受好評的暢銷書《世外桃源》（In Xanadu）。《精靈之城》（City of Djinns: A Year in Delhi，中文版由馬可孛羅出版）榮獲庫克旅行文學獎（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及《週日泰唔士報》年度英國青年作家獎。《末法時代》（The Age of Kali）贏得法國星盤獎（Prix d’Astrolabe），《白蒙兀兒人》（White Mughals）則獲2003年沃夫森史學獎（Wolfson Prize）和蘇格蘭年度圖書獎。《印度末代帝國》（The Last Mughal）入選山繆強森書獎（Samuel Johnson Prize），並榮獲庫伯紀念獎（Duff Cooper Memorial Prize）。最新出版的《大亂局》一書，獲美國前總統歐巴馬選為2019年十本最喜歡的書。

2018年獲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British Academy）頒贈院長獎章。他目前同妻子和三個孩子住在德里市郊的農莊，為印度年度文學盛會齋普爾文學祭（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創辦人與共同總監。

相關著作：《印度末代帝國：1857年德里戰役揭開蒙兀兒王朝的覆滅》《大亂局：東印度公司、企業暴力與帝國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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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白蒙兀兒人：愛情、背叛、戰爭與十八世紀的印度》
作者：威廉．達爾林普（William Dalrymple）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時間：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