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天候戰略夥伴」蒙塵記：當獨裁者聯盟進入高摩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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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戰略夥伴」蒙塵記

一月初，一張看起來並不特別戲劇化、卻極具象徵性的照片，在全球新聞版面上流傳開來。

照片中，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神情狼狽，戴著手銬、蒙上眼罩，身處美國海軍在加勒比海的船艦上。他與妻子佛羅雷斯被押送往紐約，面對毒品與武器相關指控。這位曾被視為「永不可能下台」的強人，在一夜之間，被帶離了他苦心經營多年的權力堡壘。

這個堡壘並非空殼。長年以來，馬杜洛的安全由古巴精銳部隊守衛，政權背後則有中國提供的軍備、監控技術與金融支撐。自上世紀 1990 年代起，委內瑞拉便與中國建立起緊密的軍事與經濟關係，2023 年起，更被北京正式列為「全天候戰略夥伴」。

然而，這套被反覆強調的「全天候」保證，在現實中顯得異常脆弱。美軍的行動速度之快，幾乎讓所有關於軍事威懾與安全神話的敘事，在一夜之間失效。那些來自中國的防空系統、監控設備與安全合作，沒有一樣能阻止馬杜洛在半夜被直接帶走。

粗暴嗎？有一點。

活該嗎？非常。

25年流亡潮，790萬人逃離委內瑞拉

國際社會乃至美國自己內部，對於馬杜洛的遭遇，反應十分兩極。不少歐美人士擔心這是一個國際法惡例，但毫不意外的，多數委內瑞拉人不這麼想。

世界各地的新聞影片都能看到，流亡在外的委內瑞拉人，男女老幼披著國旗在大馬路上唱歌跳舞，慶祝馬杜洛被捕。一位年輕委內瑞拉移民女孩自拍的影片瘋傳，她毫不留情地指出，自查維茲政權以來，委內瑞拉人承受了多少：

「我了解我的美國朋友們現在會說，『Oh my god！我們做了好壞的事情～』，但這個極權政府已經統治我們 25 年了，我們靠自己除不掉他，現在他被除掉了，這是好事。不要在那裡說什麼『委內瑞拉人好可憐』，我們才不可憐。你討厭川普，我也討厭川普，但是，如果你要除掉一個惡魔，經常需要另外一個惡魔，今天他做了這件事情，我給他高度肯定，我明天開始再繼續罵他就好了。不需要把兩碼子事情混在一起，懂？」

根據聯合國和國際移民組織的最新數據，這 25 年來流亡國外的委內瑞拉人已經超過 790 萬人。這個數字代表了「委內瑞拉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也是現代史上「非戰爭地區」最大的人口遷徙危機，規模甚至一度超越敘利亞戰爭引發的難民潮。

委內瑞拉從南美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變成了如今數百萬人爭相逃離的家園。要從一度被浪漫化的「查維茲主義」說起。

1999年，前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帶著人民的期許上台，卻逐漸走向暴政，由查維茲欽定接班的馬杜洛，不過是同一個暴政的第二篇章。這 25 年對於委內瑞拉人來說，是一部從「充滿希望的革命」演變成「生存噩夢」的長篇小說。

2000 年代初期，很多歐美的左翼知識分子崇拜查維茲，覺得他在「對抗美國霸權」，是一個左翼英雄，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讀，歷史也證明了一切。比較令人意外的是，明明目前的委內瑞拉政府根本就是暴政，部分歐美左翼人士不知道為什麼好像還在用撥接上網，沒有更新到本世紀實際發生的狀況。

伊朗女人點燃的不只是菸草

在馬杜洛被捕後，身為中國「全面戰略夥伴」的伊朗政府，也遇到了問題。多座城市爆發嚴重抗議。政府迅速切斷全國網路，卻未能阻止人們以藍牙與近距離通訊重新集結。在公共廣場上，有女性脫下面紗，用最高領袖哈米尼的照片點燃香菸。這些畫面並不需要解釋，它們的語言過於直接──恐懼正被重新計價。

去年，伊朗「非常可疑的濃縮鈾設施」被美國和以色列聯手炸平的時候，在當地政府一時措手不及的混亂中 ，許多年輕女孩把面罩脫了下來，跑去該國民族英雄、強人的雕像旁邊拍一些調侃的照片，完全露出她們的頭髮跟臉龐，並把「成果」上傳到網路。

不戴頭巾，不尊重男性政治人物的伊朗女人，用畫面說出的憤怒，遠比文字更多。如果只有在暴動、核設施被炸飛的時候，女人頭髮才能自由，那這個國家本身就有問題。

委內瑞拉與伊朗近期的事件，並不存在書面上的因果關係。沒有文件將它們連結在一起，也沒有誰膽敢宣告新的時代已然到來。然而，在心理層面，卻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共振──彷彿某些長期被視為不可動搖的事物，突然顯露出裂縫。

國際法保護了誰？

戰後的國際秩序，建立在一個近乎信仰的前提之上：即使世界並不公平，但至少有一套可被反覆引用的語言，能夠暫時壓制最壞的衝突。當這套語言顯得有些「失效」，人們擔心的，往往不是某一個國家或事件，而是整個結構是否仍然穩固。但，「對誰來說穩固」？

對於國際法的信仰，雖然並不能說是天真，但其實有著說高不高，說矮不矮的門檻：受到國際法保護，必須建立在「你是國家」的前提之上。但你是不是國家，不由國際法定義，而由政治選擇形塑。

前彭博駐台記者 Chris Horton 在英國《觀察家報》（The Observer）上發表了文章，標題是：「國際法從不在乎台灣，現在台灣也回敬了」。

他寫道：

「1月5日，馬杜洛被捕後的第一個交易日，台灣股市持續上漲，創下歷史新高。同時，台灣媒體的報導興高采烈地聚焦在委內瑞拉所使用的中國製造防空系統的明顯失效。……在台灣，幾乎沒人關心1月3日的行動是否真的對國際法造成了任何損害。他們又何必在意呢？畢竟，國際秩序向來對台灣不聞不問。看看今天的台灣：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卻只得到世界上12個國家的承認。」

說到底，究竟台灣跟國際法的關係是什麼？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國際法就其本質，不是設計來「保護台灣」的，國際法是台灣不得不投入爭戰的「戰場之一」。

中國反覆陳述「台灣僅僅是中國內政問題」，這句話從來不是一個國際法的自然結果，而是一個政治敘事，被反覆說到「像法律一樣」。但問題卻是，與我們期待的相反，國際法本身不提供讓台灣走出困境的解答，反而會讓台灣人在真的放棄敘事時，被「更有條理地吃乾抹淨」。

「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之所以看起來像「法律定性」，原因只有一個：中國持續重複一直這麼說，過去很多國家選擇不反駁，聯合國體系在技術文件中配合模糊，久而久之，沉默被誤認為承認。但更可怕的恐怕還是，我們自己有人反過來以為國際法的表象就是「終局判斷」，竟承認了這個敘事，決定我們不應該存在，「除非先受到批准」。

近幾年美國與歐洲紛紛推動「聯合國2758號決議不涉台」法案，但這反而應該更加促使我們思考──聯合國文件本身是空洞的，等待被填入意義，而這些意義是靠力量決定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讓自己變強，強到不能被犧牲。

人權法仍在運作，奢侈但值得

國際法本身的侷限與空洞性，早在上世紀就已經十分明顯。因此，我們會轉頭去乞求人權法的保護。但人權法也被極權國家玩得很徹底，譬如，把「人權」偷換成「文化相對性」。你說言論自由，我說社會穩定，你說個人權利，我說集體福祉，最後討論失效，都變成一句話：「你的人權，不適用於我們的文化。」表面上看起來，極權國家一直贏，民主國家一直輸。

某種程度上，當前的諷刺正在於此：一位被廣泛指控為獨裁者的前總統，如今在美國，正由一支極為昂貴、也極為專業的律師團隊為其辯護。無論人們如何評價他的統治紀錄，至少在程序層面，他並未被非人化。他有律師、有法庭、有公開文件，也有被質疑與被反駁的空間。這本身，便意味著人權並未缺席。

從人權法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場景並不構成道德勝利，卻是一種制度仍在運作的證明。人權並不因為一個人是否值得同情而啟動，它只在乎一件事：這個人是否仍被視為一個可以理解、辯護與審理的主體。正是在這種冷靜而不帶情緒的意義上，人權法顯露出它最令人不安、也最誠實的一面——它保護的不是好人，而是「人」。

於是，一個令人不太愉快、卻難以否認的現實浮現了：在某些時刻，一名被押送到自由民主司法體系中的獨裁者，反而比他曾統治下的無數平民，更完整地享有那套被稱為人權的程序。這並非對制度的諷刺，而是制度本身的邏輯。

理解：我們最終的「通訊協定」

或許，用電腦語言來理解國際法與人權法的差異，反而比任何法學比喻都更貼近現實。傳統的國際法，運作方式更接近作業系統的核心權限：它管理的是已被承認的節點之間，誰能呼叫誰、誰有權中斷誰的程序、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動用強制手段。只有少數具備足夠權限的行為者，能真正修改或執行這套規則。

人權法不同。它更像是一組跨系統的通訊協定──一套用來確保不同政治實體之間，仍然能彼此理解、互相驗證的共同語言。它不會因為你違規就立刻懲罰你，但當你拒絕使用這套語言時，你會發現自己逐漸無法連線：你的敘事無法被解析，你的主張無法被轉譯，你的痛苦只能被視為雜訊而非訊號。

人權法的力量，並不在於它能否強制執行，而在於它決定了誰仍然是這個系統裡「可被理解的存在」。如果連理解都不存在，那麼「人」就真的消失了。

獨裁者聯盟正在進入高摩擦期

在委內瑞拉總統被綁到美國的頭一兩天，西方自由世界第一時間出現的憂慮，其實看在台灣人眼裡，是有點不切實際而且搞不清楚狀況的。當時他們不少人擔心：「北京會有樣學樣的綁架賴清德。」

而中國對台灣的資訊戰，也馬上跟上了這波西方自由世界的誤判 ，開始跟著洗風向。但很快他們就發現這個敘事失效而收手了。因為，事實上，現在賴清德沒有被綁去北京的唯一的理由，並不是因為北京願意遵守國際法，而是因為「代價太大了」。而美國的行動反而「明顯升高了代價」。

「北京會不會有樣學樣，綁架賴清德」的恐慌，其實暴露了一個老問題：西方世界部分人士仍然在用「規則模仿」的方式理解威權國家，而不是用「成本計算」的方式。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自由派錯覺，以為世界是在「先例 → 合法性 → 擴散」（美國綁架馬杜洛→建立先例→北京學習→綁架賴清德）的軸線上運作。但事實上，對北京來說，運作邏輯從來都是：「成本 → 可行性 → 生存風險」（美國綁架馬杜洛→證明有能力且願意付出代價→北京重新評估「綁架賴清德的成本」→發現代價太高→不做）。

接著，中國發現投資委內瑞拉的錢不僅可能收不回來，更糟糕的是它費心打造的「獨裁者聯盟」，敘事邊緣有點崩解。

安愛波邦在《獨裁者聯盟》（Autocracy, Inc.）裡反覆提醒的是，被中國稱為「無限戰略夥伴」的國家，不論是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還是某些非洲與中亞政權，它們真正共享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三個非常實務的特色：資源型經濟，包含石油、天然氣、礦產，這使得政權收入不依賴人民稅收；高度鎮壓型治理，不斷提高監控技術，法律成為鎮壓工具；最後是跨國互保網絡，在金融洗錢與外交上互相護航。

因此，安愛波邦說這是「跨國企業」的經營模式，而跨國企業最討厭「成本上升」。這些政權彼此在經濟與治理上高度連動，所以一個出事，其他都可能會「一起不穩」。當中國「保護能力」開始出現上限，而鎮壓的成本卻因為人民被國際事件鼓舞上街頭而大幅上升時，獨裁者聯盟就十分危急──「短期內大概不會倒，但沒法繼續展店」。

民主國家若要圍堵獨裁者聯盟，靠的從來都不是正義感或哪部神奇法典。有時候不過只是運氣、時勢跟一點自知之明。

Chris Horton 的文章中，寫道：「把台灣從國際社會中抹去的，從來都不是中國，而是我們這些台灣所謂的『朋友』，在北京的授意下這麼做的。」Horton 繼續寫道，台灣也知道自己不是因為國際社會大家很好，才不至於被犧牲，而是因為台灣從未放棄活下去：「台灣人民明白這一點。他們看清了我們的真面目。」

若每個台灣人都有 Horton 程度的自省能力，那麼我們應該不會有立委反對國防預算才對。真正有辦法把台灣的防衛能力抹去的，從來也都不是中國，而是所謂「代表六成民意」的人們，在北京的授意下這麼做的。

而我們何時能看清他們的真面目？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