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論習近平：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如何形塑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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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世界觀的變與常─歷史考察

本章目的在於簡要回顧，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盛行的思想或意識形態世界觀。習近平並非活在歷史或思想的真空之中，他對於國內外現實的看法，受到他承繼的思想世界所影響。因此，要解讀習時代的變與不變之處，就得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各種世界觀──無論是共產黨執政之前或執政期間，都至關重要。

事實上，習近平建構意識形態世界觀時，主要援引兩大源流：首先是千百年來，中國為了應對持續發生的國家治理挑戰，所發展出來的古典政治哲學與實用治國方略；其次則是僅在百年前才傳入中國，馬列主義的複雜思想體系，包括這套思想體系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實踐中的應用。

習近平的世界觀兼容並蓄地融合了這兩種傳統。從古典傳統裡，我們看見法家思想下中國古代「現實主義」的迴響共鳴，源自「天下」觀念、以中國為中心且漸趨民族主義的世界觀，以及新朝貢體系架構──這是歷史上中國與鄰國的經濟政治關係的再現。正如前一章開始探討的，從馬列主義中，我們看見黨扮演核心角色的意識形態印記：在中國國內政治、社會、經濟各領域推動革命，建立富強國家，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來說，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意識形態傳承，都影響著黨如何詮釋其國內外政策環境，以及黨的最佳應對策略。

古典傳統對當代中國世界觀的影響──「天下」觀念

中國戰略與軍事思想的各種古典傳統，對後代中國政治領袖的世界觀，影響深遠。中國最早的世界觀之一，體現在「天下」這個普世概念上，字面意義即為「普天之下」。此語源於中國最早幾個朝代，即夏代、商代與西周（約西元前二○七○至西元前七二二年）的神話、文學與哲學傳統。中國皇帝，即「天子」，統治著「普天之下」的一切，因為他獨具維繫天地間宇宙平衡的能力，從而確保人間政治與社會和諧。正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著作《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所述，天子「在理論上無所不能，集軍事領袖、行政官員、法官、大祭司、哲學聖人、品味仲裁者、藝文贊助者於一身」。天子也擁有「天命」以履行這些職責，然而若皇帝未能妥善履行其職責，天命可能會被收回（至少根據中國儒家的治理經典定義）。更甚者，若未能順應天意，將導致秩序崩潰，即出現「亂」象，帝王垮台，甚至王朝傾覆。數千年來，這些原則深植於中國政治精英心中，經常被表述為「內亂外患」──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命運。古典傳統認為，內部動盪會引來外部威脅，此為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強大組合，有時甚至導致漢族政權徹底滅亡，並暫時由蠻族王朝所取代。正如費正清精闢指出：「中國的外部秩序與其內部秩序息息相關，兩者皆無法長期獨立存在。」

因此我們就要探討一個關鍵問題：「普天之下」 的地理範圍， 以及其與所謂的「中國」之間的關係。「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於西周時期（約西元前一○四六至西元前七七一年），指的是出現在黃河流域的政治實體與族群，他們後來被歸類為「漢人」。因此，「中國」的範圍比本質上沒有邊界、包羅萬象的「天下」要來得狹窄。然而，這些中國以外的區域，便是「蠻夷」之地。中華古典文化的妙處之一，在於近乎分類所有事物的驚人能力，以及列舉各類別內種種排列組合的能力。這也用來對不同等級的「蠻」或「夷」進行概念化。早在西周時期，就有區分中國文明之地，與「四夷」之地的紀載──包含東、南、西、北方的蠻夷。到了漢代，區分擴大為「九夷」，個別部落各有名稱，超越了單純方位概念的群體。然而，在向來複雜的中國世界圖像中，有些蠻人被認定比其他人更野蠻。西元前一千年中，創造力豐富的中國官僚思維，開始將中央之國往外輻射的區域，劃分成幾個地帶。最初是五個，後來是九個，但大致可分為「內夷」及「外夷」區域。對此繁複的中國中心世界觀，費正清精要闡釋為，約為一系列同心圓：中心是漢文化核心；接著是後世的朝鮮、越南、琉球（偶爾包括日本）的「漢化」文化；接著是西方的藏族與北方的蒙族、滿族、維吾爾族組成的「內夷」；最後才是與中心接觸較少，來自海外的「外夷」。

這些或許聽起來有點深奧，但這些古典分類，持續對現代中國世界觀產生影響，特別是展現在中國對其近鄰的政治與文化期望上。在古典時代，這些期望及其依憑的假設是相對清晰的。首先，天子認為他的統治領域，就像池中石子所激起的無盡漣漪，不受任何類似現代國家的邊界所限制。其次，中國文化優於中央之外的漢化與蠻夷世界。第三，其他人可以透過「來華」過程（意即「來到中國」），經由接觸中國文化而得到提升，甚至轉化。第四，這些族群歡迎來向皇帝進貢，然後或許可以進行常規貿易，前提是他們先要行適當的臣禮（「朝貢體系」在帝國時期中後期的運作詳見下文）。任何違反與中心互動儀禮的行為，官方評論明確點出天子的處置方式：「凡是南、東、西、北的蠻夷部落，不服從國君命令，放蕩醉酒，違背一切社會義務，國君便會下令攻打他們。（原文：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最重要的是，中國皇帝將其與中國以外世界之間的外部政治關係，視為中國內部社會階級制度的邏輯延伸。因此，在中華帝國朝廷的完美世界觀中，倘若你是「天子」，你的領域就是「普天之下」，就定義來說，此皇權便位於國內外兩個世界的頂端。實際上，一種社會政治秩序幾乎以天衣無縫的方式融入另一種秩序。儘管現實世界裡可能有所不同，特別是王朝衰弱、失敗及崩潰之際。然而此世界觀中內建的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漣漪，將一路延伸到現代。

習近平對外人演講時，經常引述一句與「天下」觀念相呼應的古典格言，亦即：「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這句話出自晉代學者葛洪之筆，意在傳達：「天下」萬邦若與中國有共同的世界觀，中國則欣然與之合作。

當然，統治中國的天子始終居於「天下」體系的頂端。

古典中國世界觀中的戰略現實主義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朝統一中國之時，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中央集權一統國家帶來的問題，跟過去政治前人所面臨的問題截然不同。在統一之前，中國經歷了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期（西元前七二二至西元前二二一年），分裂成多個獨立王國，分布在今日華北的多數區域。這段時期，思想上百家爭鳴，中國三大本土思想流派崛起──儒家、道家及法家。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回應了各國治國理政的實際需求，以及個人在應對家庭、社群及國家關係時的複雜道德規範。同時間還出現大量戰術及戰略著作，以協助君主及官員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大業中勝出。這場偉大的文學與哲學思潮，發生在各國軍事衝突連綿不絕之際，最終演變成戰國七雄之間的全面戰爭，並以秦國勝利告終。

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汲取了七部經典兵書中所闡述的現實主義戰略思想；這些作品多數在秦國一統時便已問世。秦始皇統一全國的成就，成為兩千年官方歷史中的永恆敘事：凡是統一國家的皇帝，即為英明；導致國家分裂者，則受人鄙夷。重要的是，共產黨時期，毛澤東曾高度讚揚秦始皇成就，包含統一國家，以及對國內施政時的專制手腕。回顧秦始皇活埋數百名異議儒生的惡名昭彰之舉，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誇口：「我們勝他一百倍！」早在一九三○年代，毛澤東就坦承他打算以「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式統治中國。他甚至感嘆黨內出現分裂，一部分人推崇秦始皇統一並強大國家的專制成就，另一些怯懦者卻迴避他的遺產。

這些關於中國戰略及軍事現實主義的古典文獻， 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家思想， 對中國後代政治領袖的世界觀，產生深遠影響。論及國家權力、國家存續、戰爭預防及發起等核心議題時， 經常引用這些文獻。這些構成了江憶恩在其重要著作《文化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中妥適描述的「中國戰略文化」（China’s strategic culture）。儘管有些人可能質疑一國的「戰略文化」是否能嚴格等同於該國的「世界觀」，但正如馬若德（Rod MacFarquhar）精闢的觀察：「關於軍事力量的運用，中國人絕不亞於任何其他文明。這一點學者歷來爭論不休，因為他們誤讀了中國古典著作。」同理也適用於現代。事實上，早在延安時期（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七年），共產黨仍為長期生存而奮鬥時，毛澤東便指示副手研究，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應用到中國軍事經典和現代軍事科學領域。千百年來的中國領導人，都相信中國的古典世界觀與國家權力、國家存續的長治久安大業之間，具有不證自明的連結。此點不僅適用於帝國時代後期的朝貢體系，也適用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及此後的動盪政治局勢。

習近平在公開演說中反覆引用的相關格言之一是：「孤舉者難起，眾行者易趨。」這句話出自十九世紀清代學者魏源之筆，具有雙重意涵。首先，偉大的領導者應妥善履行職責，以引導世界各地的小國（包括「朝貢體系」中的「蠻夷」），與「天子」應承擔的責任「同行」。其次，這些國家同行時，應參與一種合作架構。唯有如此，國家才能擁有更美好的未來；若「孤身而立」，美好未來便難以實現。

朝貢國家體系

朝貢體系正是「天下」古典概念核心中，以中國為中心、階級分明世界觀的具體呈現之一。費正清關於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朝貢體系及其作為中國「世界秩序」典範之意義的研究，雖然不乏爭議，卻也成就斐然。在費正清的論述中，非中國政權透過帝國宮廷規定的禮儀，與中國的世界進行互動。這包括：將外國君主冊封為清朝貴族成員的繁複程序；提供對首都通信時使用之皇家印璽；嚴格規範的正式訪問中，呈獻貢品與頌揚奏章；在皇帝及朝臣面前行叩拜禮；獲得帝國賞賜，作為朝貢回報；獲得對中國（京城及邊境）的特定貿易特權。到了清朝中期，官方紀錄列出來自朝鮮、琉球、安南、寮國、暹羅、蘇祿、緬甸、荷蘭及「西洋」（指英國、葡萄牙與教廷）的定期朝貢使團。費正清的研究雖然幾乎專注在清朝，但文獻證據顯示，清代之前的明朝朝貢體系，範圍甚至更廣。包含明代中期曾有長達一百二十五年的時間（一四二五至一五五○年），帝國朝廷堅持所有對外接觸，都必須透過這套複雜機制。對中國明清兩代來說，朝貢體系毫不掩飾地展現出文化優越感，不斷重申漢族在帝國境內的政治合法性，同時也是規範控制中國與各色「蠻夷」整體接觸的實際機制。

費正清對朝貢體系作為理解帝制中國外交關係模型的分析研究， 由康燦雄（David Kang）進一步延伸闡述。康燦雄認為，鴉片戰爭前的五百年裡，朝貢體系代表著東亞地區階級分明的普遍單極體系，其基礎是政治參與者之間公認的不平等關係。康燦雄的論點反映江憶恩早期部分研究，即在朝貢體系的總體架構之下，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的生態系：一種是朝鮮、越南、日本及琉球的「漢文化」世界，他們都擁有康燦雄所說的，中國的「儒家世界觀」；另一種則適用於蒙、滿、維吾爾及藏族等蠻族部落，江憶恩描述後者持續與天朝處於持續「準戰爭」（para bellum）狀態。就康燦雄來看，這些國家共有的世界觀，大致解釋了這五百年間，漢文化世界主要大國為何幾乎能夠和平共處（儘管他也承認日本是歷史上兩個主要例外）。而對北方與西方的蠻族，暴力、入侵與反入侵，幾乎是持續性常態。

康燦雄的假設兼具描述性與規範性。他頗具爭議地指出，在這種階級森嚴的中國中心世界觀之下所達成的「數百年穩定」，比一六四八年後成為西方國際關係組織原則之西伐利亞秩序更加優秀。西伐利亞秩序是由政治上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在西方，國家間戰爭「頻繁不斷」。為了將戰爭風險降到最低，或在戰爭來臨時讓國家戰勝的前景最大化，追求權力平衡，包含「制衡霸權」，幾乎成了西方普遍的戰略邏輯。然而，康燦雄認為，在亞洲卻非如此。事實上，在東亞海洋地區，幾乎普遍認可由中國作為中心主導力量，促成了中心與邊陲之間的一系列朝貢安排。這些安排對參與者來說，是互惠互利，同時也給了邊陲政權「實際行為上相當大的自由」。

康燦雄的邏輯結論，挑戰了中國中心世界必然不如西方西伐利亞現實主義殘酷選項的假設。此說還挑戰了沃爾茲（Waltz）的假設，亦即跨越所有地理區與文化，在「我們所能考量到的所有時間中」，無論多令人遺憾，這就是「真實世界」的模樣。因此，康燦雄對其定義下的朝貢體系好處進行歷史考察，讓他明確挑戰了范亞倫（Aaron Friedberg）的結論，即「無論好壞，歐洲的過去可能是亞洲的未來」。

到了晚清，當現代改革者開始面對中國的生存挑戰時，王朝歷史已經給政治繼承者留下如何看待世界的悠久深長思想傳統。然而，這些世界觀及其產生的政策，都未能有效應對抵達中國海岸的強大新敵，這些人來自海外的「外夷」之地。歐洲殖民列強為北京帶來古老恐慌的致命新變種：內亂與外患。這次威脅的規模之大，遠超越中國古典傳統曾經歷過的一切。「天下」實際上已經崩潰；「天子」也不復存在。朝貢體系早已名存實亡數十載。文化優越感遭到揭穿，不過是個迷思；以中國為中心自然形成的國家階級體系，以及伴隨而生的中央控制貿易，也不復存。

剩下來的，是古代「戰略現實主義」的持續脈絡，好幾代的改革者與革命者以此為基礎，試圖「救國」。無論千百年來自我肯定的中國中心主義留下何種餘暉，隨著帝國消逝，外夷登門踏戶，真正重要的，是在中國此刻面臨的系統性崩潰與國家分割的生存危機中，持續保持現實主義態度及務實應對。這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數十年間，主導中國政治的這一代國民黨人、共產黨人及其他愛國改革者所關注的知識與政治焦點。

作者為澳洲第26任總理。曾任澳洲外交部長、亞洲協會全球會長兼CEO、國際和平機構董事局主席。目前擔任澳洲駐美國大使。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著有《不畏：陸克文自傳》（2021）、《可避免的戰爭：美國與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2022）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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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論習近平：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如何形塑中國與世界？》
作者：陸克文（Kevin Rudd）
出版社：明白
出版時間：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