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教宗全史：從伯多祿到良十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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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錯誤性與囚禁於梵蒂岡：
碧岳九世，一八七○～一八七八年

〈誤謬清單〉的宣戰要求對方要為自己的立場道歉。在臚列誤謬後，隨之而來，該是全面性地宣揚真理。由於〈誤謬清單〉所做的根本性批評同樣也遭到了許多天主教徒的反對，因此是時候教條式地鞏固教宗永恆的教義權威。為此，需要一場大公會議。在思慮再三後，教宗碧岳九世於一八六八年六月正式宣布召集，會議則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在梵蒂岡開幕。這場梵諦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秉承了各種傳統。這是教宗的教義權威不斷增強的必然結果，伴隨著「聖母無玷始胎」的教條與〈誤謬清單〉，這樣的權威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今則應使其更為完滿，而這也是在教廷看來三百年前的特利騰大公會議未能充分實現的成就。教宗對於教會的統治權及教宗對於基督宗教世界的道德主權，應當立於一個極其牢固的基礎之上。在這方面，在教會的歷史上不乏可資證明與可供援引的論述。在《教宗訓令》裡，額我略七世再清楚不過地闡明了教宗的雙重至高無上特權地位的原則與範圍。此外，在一四三九年的佛羅倫斯大公會議上，在與希臘教會進行統一談判時，羅馬教宗的最高司法權也獲得了充分強調。在經過了一個世代後，路德的第一位神學對手普里利亞斯憑藉四個反對論點回應了他的《九十五條論綱》；這四個論點可用兩句話來概括：教宗即教會，他為教會做決定。然而，當邪惡勢力以前所未有的憤怒攻擊羅馬的真理堡壘時，這似乎還不夠。受到威脅的堡壘需要另一道堅不可摧的圍牆，天主教教義的宏偉建築需要使其圓滿完成的拱頂石，而那就是，一勞永逸地確立教宗的不可錯誤性為具有拘束力的教條。

新的梵蒂岡報紙《羅馬觀察報》與梵蒂岡所控制的媒體，此時則以這些鞏固教宗無誤論的論述來為大公會議預做準備。不過，無誤性教條的反對者卻也沒有閒著。扮演領頭羊的人物則是，慕尼黑大學的圖書館館長暨教會史史學家約翰．伊格納茲．馮．多林格。他主要是憑藉歷史的論據來進行這場論爭：如利貝里烏斯與霍諾利烏斯等教宗都曾在他們的教義決定上犯下錯誤，還因此遭到了後繼者或大公會議的明白譴責。此外，根據多林格的說法，教宗的至高無上特權地位是基於如〈偽伊西多爾法令〉和〈君士坦丁詔令〉等偽造的文件。然而，對於「教會不可錯誤性／教宗不可錯誤性」之「無誤性基本教義派」而言，它們都只是些可以輕易化解的詭辯、吹毛求疵和無謂的疑慮；舉例來說，人們可以辯稱，所謂的異教文本被錯誤解讀，遭事後竄改，這些都不是教宗本人親自執筆或授權，更未「權威性地」將它們宣告成具有拘束力的教義。也因此，早在七百名主教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進入聖伯多祿大殿開會之前，情勢便已是波濤洶湧。

如同教宗選舉祕密會議，大公會議也必須是自由的。聖神只會在真理能夠憑藉其固有的力量於不受阻礙的精神競爭中獲勝的地方吹拂。這點適用於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嗎？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早在一八七○年代就已存在著分歧。無疑地，在參與會議的主教中占了近四分之一的反對派確實擁有發言權。然而，人們倒也完全有理由去質疑，這種反對派的發言能否算是真正的「自由」，因為主要是由德國和法國的主教所組成的少數派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壓力。辯論持續的時間愈長，他們就愈遭到敵視，甚至還被懷疑，最終更是被紮紮實實地刁難。在這當中，教宗總愛彰顯關於他的個人和事情有多麼與眾不同。當論及「無誤性的教條與教會的傳統具有何種關係」這個問題時，他居然大膽地宣稱：我即傳統！在諸如此類的干預下，碧岳九世表明了，對他而言，他在教義上的無誤性是個攸關個人榮譽的問題。他的情緒性反應不禁令人懷疑，這位當時已經七十八歲的教宗，頭腦是否依然完全清醒？如格雷戈羅維烏斯等抱持批判態度的觀察家，都曾質疑過碧岳九世當時的心智狀態；這個問題迄今仍未被釐清。不過，這些討論對於解釋為何大公會議做出了那些決定其實無足輕重。事實上，那些決定是經過仔細權衡，並且遵循了一套合乎道理的策略。

第一次會期的主題及其通過的關於知識與信仰之間的關係的法令，基本上沒有什麼爭議。上帝可被理智所認識，然而，唯有透過《聖經》的啟示才能被完全理解；因此，知識和信仰並不相互矛盾，只不過信仰具有更高的認識能力。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新穎，但在一八七○年卻是反制科學所主張的「能比神學家更妥善地解釋世界」的一套論述。在之後所討論的「教宗的司法管轄優先權」問題上，也未引發什麼爭議。接著，當進入到大公會議的重頭戲，也就是教宗無誤性的問題，火藥味就變得愈來愈濃。除了「異端教宗」以外，反對派還提出了其他重要的論點：教宗不是教會，而是教會最重要的僕人；教宗宣稱為教條的內容係由教會整體透過信仰予以認可。在無誤論者的耳裡，這些論調聽起來就像異端。將教宗貶低為基督宗教世界的發言人或執行機關，這種類似的論點，路德早在與教廷交手的第一階段裡便曾提過。

在關於不可錯誤性教條的表決被排入議程後，近六百位與會者中有五十五位離開了大公會議，藉此來表達他們的異議。他們錯過了一場值得記錄的異象。當教義憲章《永恆的牧人》被宣布並移交給其委託人（教宗）時，一場巨大的雷暴突如其來地席捲了永恆之城。一時間，天色變得極其昏暗，以致教宗碧岳九世必須借助匆忙取來燭台的人工照明才能宣讀他的批准。最終，碧岳九世藉由獲得批准的憲令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由於基督曾應許過伯多祿將會扶持他的教會，因此，當教宗「權威性地」（亦即憑藉完整的宗徒權威）宣告他的教義，教宗的教義在所有關於信仰和道德的問題上都是絕對正確無誤且不容撤回更改，而且這是憑藉教宗自己的力量，不是憑藉教會的共識。這個從此時起對於所有天主教徒都有拘束力的信條，如同教宗的至高無上特權地位，都被視為教會最古老的，從一開始便根深柢固的傳統。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如洛倫佐．瓦拉和法蘭西斯科．圭恰迪尼等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就已知道，從歷史上看，前述的兩項原則其實都是錯的，它們的反面才是對的。教宗的不可錯誤論的教條造成了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老派天主教會」（在瑞士稱為基督天主教教會）與羅馬教廷分道揚鑣。教義憲章《永恆的牧人》將自己定位成，針對帶有批判色彩的科學及其具有競爭態勢的首要地位主張發出的戰爭宣言。不過，教宗的最高決斷權威，誠如它此時已獲確定的那樣，卻也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爆炸性。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如何在道德問題上具體詮釋無誤性的公式；究竟是擴張它？抑或是限縮它？無論教宗採取何種方式，他都以某種絕對性強調了自己的地位遠高於俗世的統治勢力；這樣的絕對性肯定會令人聯想起額我略七世與博尼法奇烏斯八世的風格。羅馬教廷用《永恆的牧人》對革命時代做出了終極回應，後果難以逆料。舉例來說，如果教宗譴責國家干預婚姻立法，甚或譴責種種政策的發展，認為它們違反了他所確立的道德法則，那麼虔誠的天主教徒將會陷入一個兩難困境：他們要麼選擇違反自己國家的法律，不然就得冒著失去救恩的風險。

在聖伯多祿大殿的雷擊場面發生後的次日，法國向普魯士宣戰。義大利王國和殘存的教宗國都沒有直接捲入這場衝突。儘管如此，它們還是受到了影響。教宗這邊是因為，法國的軍隊此前一直保護著他的國家免受義大利王國征服；義大利國王這邊則是因為，衝突的結果必然會對他的地位造成重大的影響。如果法國戰敗，拿破崙三世恐怕也會跟著倒台，這勢必會危及整個君主制的地位，尤其是危及他在羅馬的小跟班維托里奧．伊曼紐二世的地位。另一方面，隨著「小」拿破崙的失勢，他對教宗所做的保護承諾也將失效。在這樣的情況下，義大利的政治輿論遂發生了意見分歧：究竟是該向法國提供所請求的軍事支援，藉以報答它在索爾費里諾戰役中協助對抗奧地利？抑或是該希望羅馬能夠成為得以順利達成統一的義大利的首都？又或者，是否兩者可以得兼？也就是說，作為提供法國軍事支援的獎勵，法國可能會准許義大利王國併吞羅馬？在幾經議會及媒體的激烈辯論後，支持中立的聲音占了上風。拿破崙三世所提供的誘因太少了。儘管他已從羅馬撤軍，但他卻命令義大利別對教宗採取暴力的行動。事實上，義大利軍隊的狀態也是不得不自我克制的原因；義大利的軍隊還是過於落後，貿然介入任何重大的衝突必然都會釀成一場災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輿論迅速轉為反法國，挺普魯士；畢竟，四年前，義大利也曾與普魯士共同對抗過奧地利，那回還成了勝利的一方。因此，人們就在佛羅倫斯（國王維托里奧．伊曼紐二世自一八六五年起將宮廷設於該城）等待並緊盯著戰局的發展。

戰局的發展出人意料。普魯士－德國的軍隊居然節節勝利，以致拿破崙三世旋即陷入困境，甚至在一八七○年九月二日的色當會戰（Battle of Sedan）後遭到俘擄。在拿破崙三世首度打了敗仗後，義大利政府就開始向羅馬步步進逼，到了色當會戰結束過了兩天法蘭西共和國宣布成立之後，進逼的壓力已經強到難以抵擋。九月七日，義大利王國正式宣布將對教宗的首都採取武裝行動，但同時卻也承諾將會全面維護教宗的安全。教宗碧岳九世無法指望這時能夠獲得信奉天主教的列強支持，畢竟，數十年以來，教宗國早已聲名狼藉。〈誤謬清單〉和教義憲章《永恆的牧人》則摧毀了人們的最後一絲同情。

如同七十二年前的教宗碧岳六世，碧岳九世也相信上天的庇護。如同「羅馬之劫」前夕的教宗克雷孟七世，碧岳九世也不相信敵人真會如揚言的那樣以武力攻占永恆之城。他的這項評估並非完全錯誤。國王維托里奧．伊曼紐二世，在嚴重的良心不安下，到了最後一刻還是踩了煞車。為了安撫自己飽受折磨的君主良心，他派了一位使者送了一封親筆信給教宗；此舉令他的大臣們感到十分訝異。在信中，對於羅馬的軍事占領被說成是維持義大利──特別是羅馬──的安定與秩序不可或缺的措施；換言之，這是一種給予教宗的政治服務，最重要的是，教宗應該支持這項無私的服務！無怪乎，碧岳九世對於這種偽善的行為大發雷霆，接著冷回了一封信：願上帝賜予這位身為教堂劫匪的國王迫切需要的憐憫！

這時的問題就只是，羅馬應該如何等待入侵者：既已決定盡力抵抗，究竟是要單純象徵性地表示抗議？抑或是要在可控範圍內流血犧牲？還有，究竟要不要教宗參與其中？一位流亡的教宗或許會讓義大利政府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但碧岳九世顯然不想臨陣脫逃。他在一八七○年九月十日宣布戒嚴，接著又在戰略要地設置大砲，並且加固城門，因為教宗國的最後行動不該是坐以待斃。羅馬的軍隊有一萬三千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國人；義大利王國則出動了四倍的兵力。這支軍隊此時由北向南朝羅馬挺進。教宗國北部的一些城市在未經開火下就直接投降，所以這支軍隊在九月十八日便已到達了羅馬的市郊。由於教宗仍不相信真的會發生武裝攻擊這種嚴重的情況，因此他遲遲沒有明確指示，城牆內的九千名士兵在遭受攻擊時應該如何行動。部隊的指揮官巴登的伯爵赫曼．坎茨勒主張戰鬥；樞機安東內里則主張關閉城門，然後默默地抵抗。碧岳九世最初本想做點大聲的抗議也就算了；也就是說，隨便開個火，然後就舉白旗投降。然而，到了九月十八日，他卻下了不同的命令：他所屬的部隊必須戰到敵人攻破城牆才能投降。此前不久，碧岳九世曾寫過一首關於「tremare」（義大利文「發抖」或「戰慄」之意）的猜字詩；這時梵蒂岡流傳著一種與此有關的「黑色幽默」，而它還滿符合第二天所發生的事情。「tremare」可以拆解成「tre」（意即「三」）和「mare」（意即「海」）；儘管此時瀰漫著恐慌的氣氛，不過教宗倒是沒有在三天後從海上逃離羅馬。

一八七○年九月二十日那天發生的事情，如同加里波底「征服」西西里島那樣，也是媒體關注的頭等大事。這場英勇的鬧劇始於義大利的軍隊在破曉時分展開的砲擊，此舉吸引了許多周邊地區的遊客與農民好奇地前來圍觀；沒人想要錯過見證教宗國最終時刻的機會。在庇亞門的圍牆被摧毀後，戰事原本還持續著。直到接近早上十點的時候，在教宗碧岳九世終於宣布投降下，戰鬥才畫下了句點。在此之前，已有六十八位將士戰死，其中十九人是守方，四十九人是攻方。對於一場最終的象徵性抗議而言，這是相當高昂的流血犧牲。關於永恆之城的移交談判，人們別具歷史意義地選擇在阿爾巴尼別墅進行；這座位於市郊的豪華宅邸屬於教宗克雷孟十一世的家族晚輩，而克雷孟十一世則是最早意識到「自己身為俗世的統治者不能指望列強關照」的教宗之一。

在羅馬被攻陷十二天後，男性的居民被通知要針對他們的城市是否加入義大利王國進行公民投票。投票的結果被大張旗鼓地在卡比托利歐山上宣布：近四萬一千票贊成，只有四十六票反對。羅馬在一八七○年時有大約二十萬的居民，其中超過半數是沒有投票權的婦女。反對的票數之所以很少，其中的一大原因是神職人員及其家屬都不許投票。此外，大多數普通百姓的缺席也引人側目。一八七一年六月，忠於教宗的追隨者也舉行了一場非正式的對立公投，要求重新建立教宗國，主辦單位最終則收集到了兩萬一千多位支持者的連署。如同在義大利南部，由於兵役、稅賦和沒收教會財產的緣故，這個民族國家在台伯河畔也十分不受歡迎。

教宗碧岳九世從那時起便將自己視為被監禁於梵蒂岡的囚徒，他孜孜不倦地命自己的外交官在歐洲各地控訴自己的苦難；他表示，他的信件會被搜查，訪客則會被攔下。事實上，情況根本不可能是這樣。義大利王國的政府非常害怕教宗會出逃，因此不敢用這樣的方式去刁難他。未來羅馬應該如何容納國王與教宗的共存，於九月二十日後成了在議會兩院裡激烈辯論的議題。辯論的結果就是一八七一年五月的所謂《教宗保障法》。該法不僅保障了教宗的神聖不可侵犯，從而也讓教宗享有與義大利國王同等的地位。除此以外，教宗還可以在國內外自由通信，可以派遣大使，也可以在甘多爾福堡、梵蒂岡與拉特朗設置宮殿。不過，教宗卻不能再使用座落於奎里納萊山上的市區夏宮，那裡將改由國王維托里奧．伊曼紐入駐。《保障法》刻意遺漏了主權與領土歸屬。教宗被定位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政治人物，他獨立於周圍的國家，卻不再是自己領土的主人。可想而知，教宗對此感到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強盜根本就沒有任何權利；教宗是由上帝親自任命為教宗國的君主，俗世的勢力無法廢除此一更高的權利。因此，教宗也邏輯一貫地拒絕了由「教堂劫匪」為他的預算提供資金。於是，「羅馬問題」就這麼持續了數十年之久。

自一八七○年後，羅馬的上層階級分裂成新政權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忠於教宗的神職人員希望奇蹟出現，能夠恢復教宗的俗世統治權。教廷則劃出了一條嚴格的界線：一八七四年，教廷禁止所有天主教徒參加國家的議會選舉；在最高的政治層級上組建一個忠於教宗的政黨也因此遭到阻止。不過，這項禁令倒是不適用於地方議會與地區性的選舉；在這方面，天主教的黨派和社團很快就贏得了十分可觀的影響力。在羅馬，教宗與君王之間的共存，一如預期，充滿了敵意。雙方互不留情。新的統治者沒收了許多教堂和修道院，教宗碧岳九世則在他的許多談話中嚴厲批評了當前統治羅馬的闇黑勢力。當國王維托里奧．伊曼紐二世於一八七八年一月九日死於肺炎時，教宗直到最後一刻才同意給予他最後的儀式。然而，受命於教宗為國王施行臨終傅油聖禮的神職人員卻無法去到國王的床前。國王之死是最高層級的政治事件，唯有宮廷才能對於相關問題做出決定。所以官方的說法也是，維托里奧．伊曼紐二世對於造成教宗個人的困擾感到抱歉，他是在作為一位良好的天主教徒的身分下去世；儘管如此，他還是明白重申了，他必須藉占領羅馬來統一義大利的使命。事實上，這位國王在臨終時恐怕已經感到恐懼和懊悔。

過了四個禮拜以後，時年八十六歲的碧岳九世，於一八七八年二月七日與世長辭。他擔任了三十一年七個月又二十二天的教宗，算是迄今為止在位期間最長的一任。在他去世之際，一切都還風平浪靜；然而，當他的棺木於一八八一年七月移靈至城外聖老楞佐聖殿時，挺教會與反教會的圈子卻都發起了激烈的示威活動。碧岳九世希望自己被葬在城外的舊主教座堂，而非聖伯多祿大殿。這可以被解讀為一種謙遜的姿態，卻也可以做完全相反的解釋：沒了其他已故教宗的競爭，這位馬斯塔伊．費雷提教宗的最後安息之處更有望成為朝聖的勝地。

作者為瑞士佛立堡大學近代史退休教授，全球數一數二的教宗史專家。

曾榮獲《馬基維利：權力藝術》（Machiavelli oder Die Kunst der Macht）於2013年榮獲 Golo- Mann 歷史寫作獎，2020年獲授 Kythera 文化基金會終身成就獎，2012年入選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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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教宗全史：從伯多祿到良十四的故事》
作者：佛克・萊恩哈特（Volker Reinhardt）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