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背景裡的死亡：《世紀血案》的終點本來就不在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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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真的很奇怪，
一下說虐童唯一死刑，
一下又覺得兩個小女孩被殺害沒那麼嚴重。」

──threads網友發言

一塊最小的道德高地：我們的表面共識

韓國啦啦隊員李雅英捐款給兒福聯盟，藝人郁方公開抨擊「氣死了」、「不要亂捐」。李雅英經紀公司後來道歉，表示遺憾未能及時察覺「剴剴案」的相關爭議。兒福聯盟提出證明，表示財務收支已進行改革，但郁方仍叫他們「滾出臉書」。

剴剴案涉及保母虐待一名男童致死，兒福聯盟社工未能發現與阻止。兩名涉案保母已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與18年有期徒刑，未直接涉案的社工被以過失致死與偽造文書起訴，仍在司法程序中。

我想，台灣社會最不需要思考就能站道德高地的事情，大概就是殺害兒童了。儘管，弱勢家庭兒童的經濟補助、教育補助，大家不見得有共識，導致預算可以在立法院一直卡關，但對於要讓兒童活下去，確實是有共識的──不管你有沒有辦法公平競爭、有沒有社會住宅可以住、有沒有教育資源，但反正兒童死了一定要有人負責。

有些孩子的死亡永遠是現在，有些卻被迫成為歷史

那麼，讓我們回到 1980 年 2 月 28 日，發生在林義雄家中的那起案件。

兩個七歲的雙胞胎女孩，在自家地下室被從背部活活刺死。她們六十歲的祖母，手部、胸口、背部都有刀傷，一起在地下室身亡。

若我們想像一下當天的畫面，能夠瞬間闖入民宅，控制一名成人、兩名兒童，並且俐落的執行格殺任務，兇手可能不只一人。讓我們假設是兩個成年男性持刀闖入，一名男性在外把風好了，那天發生了什麼事呢？

兇手闖進林家，讓祖母與兩個小孩十分害怕，有人堵住了一樓的門，她們無法往外逃生，慌張中三人都躲到地下室，祖母試圖抵擋歹徒，因此她的手部有防禦傷，但終究被刺中胸口，受傷面朝下倒地之後，兇手繼續從她背部補刀，確保她沒有活下來指認的機會。

兩個七歲小孩，不知道是否目睹了祖母的慘狀，她們做出了當時身為孩子唯一能做的自保舉動──逃進角落，把自己的身體蜷縮拱起來，縮得很小很小，彷彿根本不存在，再向上天乞求這是一場惡劣的躲貓貓，不要被「鬼」發現。但她們依然被一一找出來，背部被刀貫穿身亡。

兇手格殺一家三口，只花了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這時出現了一個變數，家裡的大女兒臨時從學校回來，她在客廳遇見兇嫌，兇嫌一時慌了手腳，決定滅口，但因為時間緊迫無法等第四個受害者斷氣才離開，且大女兒揹著書包，因此她雖身受重傷，但勉強活下來，只是她無法辨識究竟是誰闖入了家裡。

如果剴剴案讓你感到憤怒，我無法理解，為何至今兇手仍然逍遙法外的林家血案，卻很少引發同等程度的情緒反應。是因為這對某些人來說「只是歷史」嗎？但剴剴案至今也已超過兩年，難道不也是歷史？

究竟一件不對的事情，要發生多久，才會變成遠去如背景的「歷史」？又或者，什麼在前景，什麼在背景，本來就是「被操縱」的？

當真相不安全，義憤也會選擇性失明

值得思考的是，是否是因為剴剴案的犯案者「真的有被抓到」，因此大家才覺得，這是一個「安全可以發揮義憤」的主題呢？

剴剴案的加害者已被逮捕、起訴、判刑，責任被清楚切割為個人行為；但林家血案涉及的，卻是國家威權時期的政治暴力，證據被銷毀，真相被封存，責任無法指認。

關鍵並不在於時間，而在於「安全」。對於林家血案的憤怒是不安全的，因為這股憤怒可能指向制度、指向國家、指向至今仍未被清算的權力結構。因此，社會過去通常選擇不去討論，轉而把事件放進「歷史」。

有另一個更恐怖但同樣無法完全排除的解釋，我們之中有些人確實相信，秩序優於正義，「戒嚴時期大家其實被政府照顧得很好」，這種說法至今仍未絕跡，同樣一套道理：如果家裡有人試圖挑戰威權政府，那麼家人發生意外也是「自找的」，怨不得人。

若你認為「自找說」根本泯滅人性，電影《世紀血案》事實上就是支持「自找說」。

電影、資本與演算法，如何改寫暴力敘事

《世紀血案》以林家血案為主題，但從未徵詢過血案倖存者與家屬的意見，這是一個重大倫理瑕疵。但更嚴重的可能還是，在流出的劇本中，《世紀血案》暗示台灣獨立運動者史明是背後操縱者──這說法聽起來很熟悉，不就是國民政府最常用的說法：「政府都是為你好，二二八或者白色恐怖這種事情，是台灣人自己在亂」？

雖然稍微用點大腦就會知道，當年林義雄為政治犯身分，全家都被國安局、警總、調查局高規格監聽跟監控，怎麼兇嫌「這麼剛好就可以避開情治單位」？有這種超能力不去漫威宇宙蹲在台灣做什麼？此外，先不提史明當時根本人就不在台灣，且毫無犯案動機，如果他有辦法「隔空支開情治單位」，再如同劇本暗示的那樣「洗腦一個青年去殺根本立場沒有不同的林義雄家人」，我是覺得，史明若有這種驚人的策劃能力，早就暗殺蔣介石成功了，也不用在日本一直賣水餃。

《世紀血案》由「費思兔文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製作，監製為郭木盛，導演為徐琨華。徐琨華的祖父徐梅鄰，在 1980 年案發當時正是警備總司令部的發言人。雖說情報單位官員的後代未必不能拍威權時期歷史的政治電影，徐琨華在議題炎上數日之後，才喊冤說：「劇本不是他寫的」、「當初沒想到自己的家庭經歷。」

徐琨華指稱，劇本是費思兔文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蘇敬軾給他的。倒也不意外，畢竟蘇敬軾也掛名費思兔另一部政治驚悚電影《幻術》的編劇。不過，身為一個導演，什麼都沒想，就拿了別人給的劇本拍戲，稱得上是合理的解釋嗎？我不這麼認為。

費思兔這間公司也啟人疑竇，因為「你看不出它們如何賺錢」。登記資本「只有三萬」，公司負責人蘇敬軾，則被媒體揭露曾是中國肯德基（百勝中國）的 CEO，被譽為中國「快餐教父」。如果一家公司拍電影「市場上不賺錢」，那麼你一定要懷疑，它從其他管道得到了「對價」。

威權暴行的「黃道十二宮殺手化」

以費思兔 2019 年的電影《幻術》為例，這部以「319槍擊案」為主題的電影，直接指稱是李登輝授意對正在競選第二任台灣正副總統的陳水扁與呂秀蓮開槍。由於劇情真的爛到爆炸，這部電影幾乎沒有人記得它上映過，但它真正發揮影響力的地方，是YouTube，有非常多解說這部電影的中文影片存在，成功的建立了一個「原本正常台灣人不會這樣想」，但「有人這樣拍電影」的敘事，夾雜演算法，在歷史真相與捏造之間混入了毒素。

《世紀血案》應該原本也要造成同樣的效果：實際上沒有人進電影院去看，但YouTube上出現大量的解說影片。

把林家血案，從國家威權的實際暴行，轉成《黃道十二宮殺手》紀錄片，這種沒人真的在乎真相、也沒人期待真相，只是享受「謎團」的獵奇作品──有任何觀眾敢說你在乎黃道十二宮殺手的受害者嗎？你當然不在乎，因為他們就跟開膛手傑克的受害者一樣，是不需要有名字的損失，只是一行數字。

《幻術》拿台灣兩任總統開玩笑，或許還可以說「我們是言論自由國家」就拋諸腦後，但把46年前至今未破的殘酷兇殺案，相關證據甚至被當時的政府銷燬，拿來拍成「驚悚懸疑電影」，並且讓演員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公開嘻嘻哈哈的，說：「這片沒有意識形態」、「仔細看也沒那麼可怕」、「有福爾摩斯跟華生辦案的感覺」。

才46年而已，實際執行任務的兇手說不定還活著，說不定就在你的街區，跟你一起倒垃圾，說不定是軍公教勞退改革撤銷的受益者──這是「歷史」嗎？不，這是「現在」。

《幻術》與《世紀血案》，其實都有同一個意識形態脈絡：「台灣人如果主張台灣主權，那麼必定是暴力的、恐怖的，會彼此傾軋，因此台灣的民主化本身就是個笑話」。因為「台獨等於暴力」，所以編劇甚至懶得思考，為什麼1980年根本就還無法離境日本的史明，不殺蔣介石之後要改殺台灣人？反正台灣人想爭主權就是邪惡的。

這套說法其實我們在1980年代以來聽的太熟了，所以在《世紀血案》中飾演情報頭子汪敬煦的演員寇世勳，才會說「覺得本片沒有意識形態」。對，如果意識形態跟你信仰的那種一樣，你自然不會覺得喘不過氣，就像魚不會覺得水讓牠窒息一樣。很多人都只有意識形態被衝擊的時候，才會注意到意識形態真的存在，不然，他們通常都自稱「不帶意識形態」。

「不帶意識形態」的演員演了這部電影、「不帶意識形態」的導演不小心導了這部電影，很明顯的，台灣的破口就是「不帶意識形態」。

從來不是過去，是我們拒絕面對的現在

「費思兔」，顧名思義就是「階段二」（phase two）。階段一，是威權政府殺人，階段二，是有人不惜耗費成本，把殺戮的事實變成笑話。無論這個「進展鴻圖」是誰的，階段二得以推動的原因，正是因為大家對階段一毫不在乎。

如果階段二現在沒有得到反抗，階段三會是什麼？

其實，《世紀血案》此番爭議最讓我意外的，並不是有人用這種觀點拍了這種片，而且高調宣傳。而是原來我們要透過這種代價沈重的方式，才能讓一般人知道而且在乎「林家血案是怎麼一回事」。

許多劇中演員，並不是真的內心邪惡才參與演出，但他們似乎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也沒有意識到，這個案子不是什麼有趣的都市傳說，而是真的有人受害，有人還在悲痛之中，國家從未給出答案的持續性傷口。

因為沒有人真的治療過，所以不會好。

因為沒有好，因此在今日迸發出膿血與疼痛，這是我們集體的傷口，儘管我們之中，很多人從來不知道這傷口真的存在。

從不真的面對階段一，因此也不會知道，階段二在做什麼，也必然的，這樣的社會將迎來比階段一更可怖的階段三，會像大雨一樣，公平的落在每個人身上。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