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經濟政策的挑戰與台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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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2月8日的日本眾議院大選，高市早苗所領導的自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自民黨自身取得破紀錄的316席，再加上盤據大阪的維新會的36席，自維聯盟共取得352席。這次選舉再次延伸了自民黨持續長期執政的展望，堪稱是民主國家中的異數。必須留意的是，儘管高市早苗所獲得的席次打破紀錄，但日本政局中類似幅度的勝利並不罕見，這次選舉對日本長期政局的關鍵在於反對黨再次徹底崩解。

在2005年小泉郵政解散下，自民黨獲得296席，自公聯盟327席，但在2006年小泉退任之後自民黨陷入首相走馬燈的困局，在2009年的眾議院大選中日本民主黨取得空前的308席而達成政黨輪替，但在執政失敗下，2012年安倍晉三則以294席的壓倒性勝利取回政權，從90年代以來歷經多次重組而形成的日本民主黨徹底崩潰瓦解。歷經長期重組成為立憲民主黨後，在2024年眾議院選舉中取得和自民黨相對均勢的結果，但在此次大選中倉促和長期對手公明黨合併成為中道改革黨，在此次選舉中再度陷入崩盤瓦解的狀態。

高市的大勝於台灣大有利

可以說高市取得了如同2012年安倍晉三的強勢地位。從台灣的安全角度而言，高市的狂勝是一個相當正面的發展。高市在台灣問題上的含蓄表態，打破了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與軍事的計算，而日本選民也等於背書了高市的立場。關於這個問題，已有許多專家討論，筆者在此不再贅述。筆者此文將進一步討論筆者之前所觸及在高市社會經濟政策的挑戰。隨著反對黨的崩潰，可說接下來日本政局的重心將是高市內閣的政策能否產生令國民滿意的成果。本文將特別就經濟政策的部分做討論。

就政策上來說，高市內閣經濟政策的重點在於重拾透過產業政策刺激成長的傳統，透過國家大規模整合以及積極性的政府投資、發展策略性工業。在這個大方向上高市內閣挑選人工智慧與半導體、造船、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學、生物科技、航空與太空、數位與資安、內容產業、食品科技、資源與能源安全、綠色轉型、防災與國土強化、新藥與尖端醫療、聚變能源、材料科學、港口物流、國防產業、資訊通信及海洋等十七個方向做為策略性工業。

高市重回策略性工業的路線

從長期軌跡而言，這個發展有幾個重要意義。首先，這個發展反轉了過去三十年經濟政策以結構改革為核心的路線，而重新回到了更早策略性工業的路線。大體而言，在1990年代前，日本的經濟政策是以支持帶動策略性工業為主，也締造了相當輝煌的成果。在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之後，日本經濟政策則轉變到強調制度轉型的市場改革，從小泉時代強調的結構改革，到安倍時代的經濟政策「三箭」中對結構改革的強調，都可以看出這個主軸，就是透過市場化的路徑帶動成長。在歷經漫長、緩慢的漸進過程下，日本企業從以往注重集團整體的模式逐步轉向更為彈性化的發展，在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公司治理等面向上有了長足的變化。傳統的企業慣行逐漸由更因應市場動態的模式所取代。為什麼在這樣的時刻會出現這個重回產業政策的走向？

高市重回傳統產業政策有幾個重要背景，首先，產業政策最具成效通常是在正處於追趕、目標相對清楚的階段，而現今日本在許多重要產業上也重新陷入需要追趕或扶助的階段。相較於1990年代在諸多產業部門上的全面領先，近年日本在原先具有優勢的許多重要工業上逐步敗退。半導體、面板與消費性電子產品從獨霸全球到近乎完全退出市場，造船、鋼鐵、化工等重工業固然根基仍在，也在長期萎縮停滯下面臨產業存續的巨大挑戰。

日本不僅面臨台、韓的強力競爭，近年在中國極攻擊性的產業政策下在軟實力的內容產業上，固然日本動畫產業獨樹一幟具有巨大全球影響力，但相對於韓流橫掃全球，日本其他領域的內容的流通大體上限縮在國內。而從1990年代發源於美國的網路革命以來，日本在相關領域的發展也顯得慢半拍。在產業優勢不如以往的情況下，提供了更積極產業政策的空間。

經濟自主成為國家的新角色

第二個背景則是全球化的反挫所帶來國家在經濟角色的重新昂揚。產業政策最核心的目標並不只是GDP的成長，更包含了經濟與技術的自主。在全球化的邏輯下，廠商找尋最具生產成本優勢的地方生產，再透過全球貿易整合；過去三十年日本企業的發展也不例外。

隨著中國製造2025計畫下以國家力量帶動的產業強勢擴張以及軍事擴張，到美中貿易戰終結了全球化的貿易秩序，再到新冠疫情下全球貿易斷鏈的慘痛經驗，經濟自主這個課題的重要性重新浮現成為政策的首要目標。特別是對於具有軍民互通性質以及國家整體基礎設施的產業，更需要國家透過整體重新介入，促進發展。在新的地緣政治下，從國安出發建立軍民互通產業的需求，也是高市重回產業政策的重要背景。

這套產業政策的思維有其背景，但也面臨幾個重要挑戰。首先是日本目前的國家能力、企業運作以及社會能量能否支撐這麼龐大產業政策的運作，還有待更進一步檢證。日本的整體科技水準無庸置疑，但諸多曾稱霸全球而今陷入危機的產業中，核心問題並不在於技術本身的投入與水準，而在於相對僵硬的組織型態技術發展方向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動，無法形成正向循環。

日本半導體產業已陷瓶頸乃至落後

以半導體而言，日本半導體產業從全球霸主到近乎全滅，因素固然相當多，但關鍵之一在於以往附屬於家電與消費性電子集團的組織模式，無法跟上1990年代以降產品與運作模式的巨大變化，在諸多關鍵變革中落後。半導體只是冰山的一角，許多產業中日本廠商即使具有傲人技術，但組織慣習的做法無法因應國際市場。在智慧型手機出現前日本相關技術與應用執世界牛耳，但在iPhone誕生後在全球手機市場幾乎銷聲匿跡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高市內閣所選擇的策略性工業中不乏市場、技術規格仍處在高度變動階段的產業，政府的政策與投資能否克服日本過去組織長年的問題，是第一個重要的挑戰。

人口結構變化的大衝擊

第二個挑戰在於更根本的人口結構與財政問題。日本的財政問題近年雖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整體而言高市所強調積極型財政支出仍受到不小的限制。另一方面相對於1990年代之前的「人口紅利」階段，當代日本面臨的是高度衰老、萎縮的人口，龐大的醫療及社會福利支出極難削減，嚴重壓縮了政府投資的財政動能。

事實上日本過去二十年間政治的擺盪，包括消費稅增稅的課題，一定程度來自這個根本結構。而在高額債務下的弱勢日幣，固然對出口有利，但就發展策略性工業所需引入技術、設備的課題上，具有相當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如果要維繫生產規模並提升技術水準，勢必要仰賴更多的不同類型的移民。安倍時代在任內一定程度克服了日本民眾對移民的抗拒，在制度上引進更多類型的移民，而在日本移民政策遭受國民質疑的情況下，能否取得策略性工業足夠的人力與資源，構成高市經濟的重要挑戰。

整體而言，在日本政局重新走向穩定之際，高市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也可以看到一定的穩定性，筆者認為這對台灣提供一個重要機會。就台灣而言，近年在半導體快速發展下重新獲得成長的動能，但也浮現發展不均的隱憂。隨著台灣經濟的茁壯，台日的經濟關係也從早期的單純吸引日資投資演變成為更互補平等的互惠關係。而高市所選定的策略性工業具有相當多合作的空間，可以適當補足台灣產業結構中較為弱勢的區塊。

特別是在日中交惡背景下，以往忌憚中國反應而不太願意與台灣廠商合作的日本政府部門以及企業，也將與台灣廠商產生更大的合作空間。換言之，高市早苗的崛起不僅在安全議題上提供台灣助力，也是經濟更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如何善用日本的新局面，有賴於各界更進一步努力。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