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寫哈伯瑪斯——記一代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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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2026年3月14日去世，享年96歲，他是我在1980年代留學德國期間最常聽到的學者姓名，因為他不僅僅在學術界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出名，即在時事議題上，他也從不缺席。

哈伯瑪斯是當世「予豈好辯哉」的代表人物

就舉幾樁較為知名的論戰為例：首先是1964年在海德堡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上，他代表法蘭克福學派，挺身為阿多諾辯護，為社會科學是否應採取「價值中立」的方法邏輯，迎戰以波普為主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這場年會的主題是《馬克斯．韋伯與當代社會學》，為了紀念他誕生一百週年，而韋伯提倡的Wertfreiheit（德文直譯是「價值自由」，但中文通常譯成「價值中立」）意外成為焦點，事後被命名為「實證主義論戰」（Der Positivismusstreit），經此一役，哈伯瑪斯奠定了自己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接班人的地位。

他另一場重要的、且持續長達數十年的論戰，則是他與德國「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掌門人盧曼的辯論，這場「社會理論論戰」涉及的面向很廣，由兩人對於社會「本質／本體為何？」的觀點、社會學基本概念（溝通／意義／行動）的定義、研究方法的典範（功能分析／價值批判／規範重建）、到社會演化的解釋（變異與選擇／溝通共識），幾乎完全南轅北轍，但兩人都努力建構出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堪稱是二戰後的重要知識貢獻，影響相當深遠。

溝通行動理論是針對資本主義的「病態發展」所提的藥方

在我看來，哈伯瑪斯因為投入了有關社會科學邏輯的論戰，同時也開始和盧曼進行理論辯論，這使得他逐漸修正原先帶有較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方法論立場，不斷納入如「普遍語用學」的觀點，並將其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相結合，最終成就了他在1981年出版兩大冊《溝通行動理論》，重新樹立了帶有規範性意涵的「程序正義」論述。這一套強調在「理想言說情境」下，所有「公共領域」參與者都應該遵循「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等「有效性宣稱」，從而經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便是他為了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的「病態發展」所提出的藥方。

這裡不妨對於「公共領域」的概念史作一些說明，哈伯瑪斯是在1961年以《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為題完成大學任教資格論文（Habilitation），並於 1962年出版，成為他的第一本重要的學術著作。德文Öffentlichkeit若直譯成英文，即是public opinion（輿論），並未帶有「領域」或「空間」的含意。但在英譯者的創意之下，書名譯作《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這本譯著於1989年出版，晚了原著將近30年，卻趕上了蘇聯東歐的劇變，在新的時代氛圍下，「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核心概念，更與北歐國家發展出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結合起來，形成他在1992年出版《Faktizität und Geltung》（事實與效力）提出「雙軌民主」的基礎。

哈伯瑪斯精心建構的「雙軌民主」

他主張民主的第一軌是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Informal Public Sphere）構成，在開放的溝通空間，包括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共同發現問題、議題聚焦，並在自由論辯中形成「公共輿論」；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Institutionalized Deliberative Politics），亦即在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的政治系統中，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經由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他認為，健康的民主需確保第一軌的公民意見能真正傳導並影響第二軌的決策，這同時意味著一種「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周明泉，華文哲學百科 ）

我不禁想起，當哈伯瑪斯發現自己的舊作竟然觸發了全新的風潮，他因此回頭檢視原本「低估」現代「公民社會」的論點，於1990年再版該書的序言中，正式修正了關鍵的用語，將黑格爾到馬克思慣用的「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全面改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等於重新翻譯了蘇格蘭啟蒙運動使用的Civil Society概念。此一轉向，多少說明了哈伯瑪斯對於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感覺十分敏銳，有時不惜改變原來的立場。

「歷史學家論戰」使哈伯瑪斯的「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益形穩固

不過，這或許也是他在批評時政時，不免常會陷入爭議的理由。他在1986年主動發起「歷史學家論戰」，大力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認為這些史學論述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道德負擔，朝向「歷史正常化」（Normalisierung）。哈伯瑪斯認為這是危險的，會削弱民主的道德基礎。

他的觀點被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代表了社會良心，也使得他的「公共知識分子」地位愈益穩固，這反映在他的逝世，包括政治人物和媒體界都推崇他是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而法國《世界報》則將他放在歐洲思想史的脈絡中，認為他的思想象徵了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至於有爭議的部份，哈伯瑪斯近年來針對俄烏戰爭和以色列發動的加薩地區戰爭皆有發表評論，只是對比他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態度，似乎他在評論時顯得猶豫不決，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且應該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溝通，而對待巴勒斯坦的人道危機時，也缺少道德譴責，遭致不少批評，甚至嘲諷他太不了解烏克蘭，抱持著「西歐中心主義」。

「價值多神論」的今日，「溝通理性」已然失效

哈伯瑪斯以九十幾歲高齡仍然積極參與公共輿論，其精神值得敬佩，但面臨到當今世界已呈現韋伯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境界，哈伯瑪斯醉心的「溝通理性」卻陷入毫無用武之地的窘況。無論他再如何大聲疾呼，對於如齊澤克等「後殖民批判」的學者而言，地緣政治的現實，令「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完全瓦解，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根本難以成立。

如果我們將場景拉近到最新的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建立在普遍主義之上的國際法形同虛設，只是人類假若不樂見「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的支配力量，那麼就如一份另類報紙對於哈伯瑪斯的蓋棺論定見解：終其一生，他展現的是一種「疑慮中的希望」（skeptische Hoffnung）。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