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從蒙古高原到安納托利亞半島的歷史大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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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突厥人與現代性：共和與共產

對研究世界史的學者而言，二十世紀可說是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統治體系在各地面臨多重瓦解危機的世紀，這是按事情發展的時間順序所下的定義；以歐洲為中心的統治體系，它的起源可以回溯到十五世紀末，可是一直要到十九世紀它才開始擴及全球。這說明了為什麼現代性（modernity）會在十九世紀時，以帝國主義為手段，給歐洲之外的社會帶來威脅。有些世界史學者相信所謂的「漫長的二十世紀」（西元一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他們認為，大約就是從西元一八五○年起，世界各地風波不斷，危險迅速倍增，原因是，有許多國家，因為加入了世界體系卻從此對他們的生活產生許多不利的影響，於是他們開始起來反抗，而且反抗的情形日益嚴重。以下這些事件就是用來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叛亂（西元一八五七年）發生在印度、在中國發生了太平天國之亂（西元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四年）、這段期間內發生了巴爾幹半島危機，以及在北非發生了反抗帝國主義事件。除此之外，還有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革命浪潮也是，包括在一九○五年發生的伊朗革命和俄羅斯革命，一九○八年發生在鄂圖曼帝國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以及一九一一年發生在中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另外有一批學者卻是主張「短暫的二十世紀」，他們是用發生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一年間一連串相互有關聯的危機做出這個定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一九一七年）、經濟大蕭條（一九二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指的是歐洲部分，發生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去殖民運動（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在一九六○年達到頂峰）、冷戰（從一九四五年開始，持續到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及東歐共產社會崩解和蘇聯解體（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贊同二十世紀是漫長世紀的人，他們是把一八○○年代末期發生的事件當作是一連串危機的開端，至於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一年間所發生的危機，他們大致上是同意彼此的看法。

二十世紀發生的各項危機事件中，以布爾什維克革命對突厥系人群來說特別重要。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由於蘇聯具有國際主義思想，再加上它對民族問題有其獨特的處理方式，同時還有高張的國家力量強化兩者的結合，所以，多民族的俄羅斯帝國並沒有在歷任沙皇下台時發生崩解情形，而其他幾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多民族帝國，如：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卻紛紛瓦解了。同樣的，我們或許也可以這麼說，當蘇聯慣用的獨特的胡蘿蔔與棍子並用的策略日漸失靈後，正好說明了它為何能在一九一七年逃過一劫，可是在一九九一年還是躲不過瓦解的命運。如果說布爾什維克革命打開了二十世紀的大門，那麼正是蘇聯解體關上了這扇大門。很多突厥系人群在一九一七年之後受了很多的罪，可是也只有極少數人在一九九一年後日子變得好過一點。

空間，它跟時間一樣，在我們瞭解一段長時間的歷史時，兩者都非常重要。如果要用另一種方式來認識二十世紀，那就要把重點放在空間變化上。從十八世紀末的政治和經濟革命開始，直到後來的去殖民運動和蘇聯解體，世界版圖在空間上出現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配置。十八世紀時，既有寰宇一家的世界主義盛行，也有強調各地不同特殊性的地方主義伴隨。在西元一七八九年發生法國大革命之後，世界版圖開始重新配置，出現了許多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即將成為民族國家的準民族國家，到最後竟然有將近二百個民族國家存在。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因為有其特殊條件得以暫緩這樣的命運，但是，像俄羅斯以及鄂圖曼這種由多種民族組成的帝國，還有像是中亞，在它被俄羅斯人征服之前所呈現的多國政府林立的政治樣貌，它們都漸漸變得不合時宜了。每一個地方原本都會存在一些與其他地方大不相同的差異，如今，這些差異都被視為無損於共同建立起一個民族國家，因為這些民族國家的領導人會進行改造，他們會把過去建立在氏族上的微觀政治、區域的或宗教上的特殊性，還有因為受不同文化影響而形成的混合身分，將它們全部改造重塑，從邊境到邊境，形成一種愛國公民的團結統一。這種公民的形成，以及能夠讓大家具有共同的民族認同感，讓我們看到民族主義展露笑容、正向的一面。然而，民族主義者積極表現的還不只如此。那些開始出現分裂紛爭的國家，它們的土地會被互相競爭的民族主義者以軍事行動加以割據，抑或是，這些國家未能擁有足夠的自治權來制定自己走向現代性的路線，如此一來，它們就必須為國家的統一或解放而奮鬥，有的還必須同時為兩者拚鬥，這讓我們看到民族主義好戰的另一面。在國土被外國強占又受外國統治的國家，或者是受到這般威脅的國家，想要重新建構國土空間並且達成民族獨立的目標，這可是需要漫長的奮鬥，然後才能建立起具備現代性的新民族文化，才能與帝國主義對抗。在多種民族或多種文化構成的社會裡，人們為了完成全境邊境統一這一虛幻的目標，他們勢必會採取行動，他們不只會朝各種良性的社會工程發展，譬如實施國民教育，同時也會使出種族屠殺和「種族滅絕」手段。

要成功，不論是為了統一而戰，或是為了抵抗外國統治，或是對抗外國統治勢力的威脅，就必須要全民動員，而不僅僅只是動員精英分子。我們通常見到的結果就是，帶領抗爭的人會鼓舞全民同仇敵愾，他們時常會用強烈高壓的手段鼓動尚未準備就緒的百姓，並且搶先對手早一步動員。土耳其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在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最初經歷，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時期在中亞的突厥系國家，如果不是有蘇聯政府鎮壓，也很可能經由同樣方式而統一在共產主義之下。通常我們在開發中國家裡會看到以下這種狀況，在民族革命之後大約歷經一代人的時間，就會出現大規模的全民一致的行動，它會出現在大家對領導人的不滿逐步攀升之際，以及舊有的內部分歧又重新浮現的時候。在土耳其，這種情況，從一九四五年開放多黨政治時期開始，在一九六○年代又加快了腳步。對整個世界而言，一九六○年代是個分水嶺，部分原因是人口快速激增而年輕人口又特別的多，此時，舊時政治上的左派、右派聯盟開始分裂，而諸如性別、種族、族群、宗教和階級之間的差異又開始重新突顯。在技術創新的推動之下，特別是交通和通訊方面的進步，讓變革的腳步加快，距離似乎也縮短了。

這些變革集合在一起促成了另一次的空間重置。雖然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都還有新的民族國家成立，此時有一款新的全球模式開始出現――與其說它是像民族國家的模式，不如說它更像十八世紀時的全球主義相對於地方特殊主義的一種模式――它是從兩種抗衡力道的拉力中產生，這拉力到今天還是普遍存在，一邊是全球化的力量，另一邊則是強調身分認同和分辨彼此差異的力量。「全球化」一詞經常被使用在意義相抵觸的情況下。在某些論點中，全球化等於是在全世界推廣一套單一的價值觀與做法，也就是與民主、自由企業以及西方世界劃上等號的一套價值觀與做法。有許多分析「文明衝突」的論述正代表了這個觀點，然而其中有些論述說對了，有些卻「說錯了」。在其他的論點中，全球化的定義是開放的，它包括了所有網絡建立的過程和技術，而這些網絡的建立和技術正在改變全世界。

在歷經過好幾個世紀逐步快速發展之後，全球相聯互動的速度在二十世紀末更是神速成長，將時空壓縮到一個隨時都可以與全球和地方同步的地步。有些促成全球化的力量在本質上屬於文化範疇――好比宗教激進主義，就是其中一例。其他還有一些促成全球化的力量，基本上是物質因素，比如消費者民主化，結果造成某些商品在全球的需求旺盛。更有一些促進全球化的力量是同時兼具文化和物質兩種屬性：例如網際網路，它把電腦系統和資訊結合在一起，這可說是最佳的例子。在某種程度上，人們認為全球化底下有一個特別的子系統是在推廣特定的文化認同，人們對於這種事會產生抗拒。就像企圖要把歐美的價值觀變成普世價值一樣，它在全球大部分地區引起了極大反感，正好就印證了這一點。這也說明了全球化與地方優先的地方主義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既有互動也有衝突，就像主角和反派角色之間的拮抗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化的子系統在價值內容上是中性的――或者說，它們理應是中性的，應該比較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然而，歐美人士所認定的應該是普世價值的人權，卻引起了抗拒；對某些文化而言，這些人權標準是外來的，並不能一體適用，因此他們會反抗。但是，在體育界裡，狂熱的運動員為了在國際上，甚至是全球性的競賽中脫穎而出，他們都願意遵守任何獨斷專門的比賽規則，他們不在乎這些比賽規則是在哪裡訂定的，他們只熱衷於參加比賽並且贏得勝利。更厲害的是，所有讓電子通訊能夠行得通的人，他們既符合規範又遵守通訊協定，讓電子通訊終於成為可能，這樣他們就能做到全球化；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向全球宣揚他們的身分並且維護他們的價值觀。

在一般所理解的全球化浪潮中，那些在從前好像是構成現代性的各種元素――包括商業公司和市場、民族國家和聯盟、跨國組織和運動――到現在都還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些重要角色並沒有為全球帶來秩序，反而讓全球陷入了混亂之中，因為全球主義（就一般認知的意義）與地方主義這兩股逆流衝擊，為世界帶來了動盪。這兩股逆流並不是彼此造成的，卻是互相激化使對方變得更為強勁。在時空壓縮的情況下會產生的一種後果就是，某些特殊的身分認同會跨越疆界，產生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d）現象。以突厥人的情形來說，去疆域化現象就從一九六○年代開始，當時有大量的土耳其人移居到歐洲去工作。從那時開始，散居在各地的土耳其人社群擴散到了整個世界，突厥人的足跡就真的遍布全球了。而土耳其文化裡的點點滴滴――像是蘇非音樂和某些土耳其食物――也在此時成了全球融合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在空間和時間的架構上與其他世紀有所不同，它有幾個主題是它的特色。第一個主題就是，全球的聯繫變得緊密了，這使得突厥系人群在接觸了現代性之後，他們努力的方向改變了，他們把原先致力於對抗歐洲（或是蘇聯的）帝國主義的努力，轉變成要去找到並且塑造自己在全球現代性裡面的地位。第二個主題就是，分辨身分的相同與不同之處。由於各個群體有各種不同定義身分和區分身分的方法――譬如種族、族群、宗教、階級、性別，還有不利的條件和個人偏好等等――每個群體都在一個不斷縮小的世界裡捍衛並維護自己的身分。第三個主題是，隨著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興起，世界產生了變化，無論在質與量方面都很可觀。在政治方面，帝國和君主專制的垮台開闢了以群眾為主的政治道路；這條以群眾為主的政治道路上，從民主到獨裁的政權都有，儘管主權在民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名實有時候並不相符。在人口方面，世界人口數激增三倍以上，這是前所未見的景象，大部分的增長來自開發中國家，其中包括土耳其共和國以及內亞幾個突厥系國家。第四個重要的主題，我們可以用全球性的科技與大自然的問題來代表，因為人類已經發展到有能力操控其所生存的自然棲地，但是也在同時間具備了破壞、甚至毀滅大自然棲地的能力。就跟大多數開發中國家一樣，突厥系人群遇上了自然環境被破壞的問題，問題都是伴隨著人口數的失控成長而來，以及在蘇聯統治之下，自然環境被過度開發使然。

為了能夠用突厥系人群的歷史經驗來說明上述的觀察重點，本章詳細研究了突厥系人群在二十世紀的經歷，首先是探討他們在高加索和內亞發生的事，然後是在土耳其，最後是土耳其人的離散群體。

作者為哈佛大學博士。現為俄亥俄州立大學人文學科榮譽退休教授。曾任世界史學會、土耳其研究學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伊斯蘭文明史、鄂圖曼帝國與近代中東史。
著有Turkey, Islam,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A History, 1789-2007、Ottoman Civil Officialdom: A Social History、Bureaucratic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ublime Porte, 1789-1922等書與學術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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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從蒙古高原到安納托利亞半島的歷史大遷徙》
作者：卡特．佛漢．芬德利（Carter Vaughn Findley）
出版社：廣場
出版時間：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