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入陣者：台灣勞工運動三十年，一場尊嚴與抵抗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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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不平等社會的殘酷：從團體動力遊戲啟發反抗意識

從書本中理解階級與社會不平等，與在遊戲中親身體驗其運作邏輯，是截然不同的震憾。尤其是當遊戲規則所模擬的現實情境，讓每一個參與者都必須殘酷地面對抉擇時，或許，你無法想像，雖然只是遊戲，但平日關係和諧的工會幹部竟然會因為角色不同而翻桌對罵；而學生在遊戲中，也會因為體驗「人性的黑暗面」，更加相信團結的重要性。例如工運組織和營隊裡常會玩的「權力之星」或「贏你所能贏、看誰最聰明：XY遊戲」，模擬社會中的階級與權力關係，並認知到凝聚內部共識、避免被分化的重要性。

學生時期參加某次營隊活動，接觸到團體動力遊戲，當時負責帶課程與遊戲的講師正是簡錫堦Jan。在那之前，我對Jan 的接觸都是走在遊行隊伍中，遠遠看著他在戰車上指揮。不只是群眾講話的魅力，他豐富的肢體語言，總是可以吸引群眾的目光。當時，Jan帶我們玩的「權力之星」，就是透過籌碼交易的設計，生動模擬社會階級流動中殘酷且不公平的規則。簡單說明這個遊戲的規則：一開始，主持人會將玩家分成三組，並隨機分配五枚籌碼給每一個玩家。籌碼有五種顏色，每一種代表的分數不同，因此每人手上籌碼合計起來的分數必定有高有低，代表玩家起始的條件就是不平等的，就像社會上有人含著金湯匙出生在富貴之家，而有人出生在赤貧的家庭裡。

玩家拿到籌碼後會開始進行交易，每個玩家至少要交易一次，但不能交換同樣分數的籌碼。因此，一開始手上籌碼總分較高的玩家會有一點損失，分數低的玩家則有階級流動的機會。交易結束後進行計分，玩家會依分數高低重新分成三組，象徵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與底層階級。得分最高的一組就是「權力之星」，他們擁有制定下一回合交易規則的權力。

第一次玩這個遊戲時，我覺得既刺激又新鮮。雖然那只是個遊戲，但掌握修改規則的權力，依然讓人感到莫名暢快。當我順利晉升到「人生勝利組」時，便自然地開始思考如何設計一套成功方程式，讓自己在下一輪依舊穩坐資產階級的位置。於是，我要求與我交易的人必須先讓我看到他的籌碼，而我可以選擇不透露自己要用哪個分數的籌碼交換。下一回合，我進一步主張權力之星應該擁有拒絕交易的權利；再下一回合，我甚至要求其他人不得拒絕權力之星提出的交易。

幾個回合下來，各組之間的階級壁壘越來越穩固。困在底層組別的玩家逐漸意興闌珊，但仍被迫持續交易，因為那是遊戲的基本規則。他們無法脫離這套剝削機制，只能眼睜睜看著手中有價值的籌碼被上層階級掠奪殆盡。

不過，遊戲還有另一個規則：在每回合結束後，主持人會發放數枚籌碼給各組，由組內討論決定分配方式。對底層玩家來說，唯一可能翻身的機會，是全體組員同意將籌碼集中投放在他身上，讓他「先富起來」。經過幾回合累積，底層玩家或許有機會晉身資產階級組別，並在那裡試圖說服其他既得利益者制定對底層更有利的規則。然而，即便真的能向上流動，他依然必須面對人性的考驗。他是否能說服其他權力者重新分配利益？或者會遺忘自己的出身，成為新的壓迫者？

當然，遊戲終究是遊戲。但當遊戲結束，眾人彷彿大夢初醒，才意識到自己在遊戲中的心態竟如此扭曲。當我成為資產階級組別的一份子、自以為聰明制定種種剝削規則，並把其他夥伴拒於門外時，我心中竟然感到一絲得意，認為自己的成功完全靠腦袋與手腕，壓制別人是理所當然。在遊戲結束後的討論中，許多人都感受到現實社會宛如這套遊戲的縮影，並從中思考：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社會嗎？

這場活動讓我陷入長久反思。大學時期的我仍帶著浪漫情懷，自詡為左派青年，想要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但在進入大學前，我接受的教育其實早已被植入一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在競爭之上。而這種「日頭赤焱焱，隨人顧性命」的社會現實，讓我深感不安。從那時起，一個問題便一直盤據在我心中：我們理應追求的是一個充滿剝削、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一個更平等、彼此扶持且沒有壓迫的社會？

儘管所處的社會冷酷、充滿壓迫與剝削，我們仍可以努力制定更公平的制度，例如推動福利國家、改善資源分配不均。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嚮往公平的社會，有的人認為壓迫別人不會帶來任何代價，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

多年後，當我正式進入勞陣工作，有機會在學生營隊或工會組訓中帶領權力之星的遊戲，透過一場又一場練習，逐漸累積倡議理念的能力。有時我會發現，有別於工會團體的激情，學生對於階級間利益衝突的反應往往相對「溫和」、表達批判時總是點到為止。那是因為相較於受到保護的學校環境，現實對勞動的剝削更加不手軟，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恐怕不會有如此深刻感觸。

一九九五年的實習邂逅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個乍暖還寒的初春時節，校園裡的風還帶著微涼，也帶著青春的理想氣息。當時擔任同學會副公關長的我，負責邀請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簡錫堦Jan前來師大演講。那場講座是由馬來西亞同學會總會主辦，以「台灣民主與社會運動發展」為主題的系列活動。坦白說，在那個只能張貼實體海報、透過BBS（例如馬來西亞同學常聚集交流的「大紅花的國度版」）宣傳的年代，要吸引馬來西亞的學生社群關注活動主題本身就相當困難，因此印象中參與者極少。

演講結束後，我懷著期待，鼓起勇氣向Jan探詢社工系暑期實習申請到勞陣實習的可能。他一口答應，語氣中滿是親切熱情。接著，他侃侃而談過往勞陣收台大實習生的趣事。原來，當年勞陣還是個未登記立案的「非法組織」，倘若學生想前去實習，還得經歷一番與學校的「鬥爭」，才能順利取得同意。就這樣，那年七月一日，我正式展開勞陣的實習生活。Jan擔任機構督導引領我入行，林萬億老師則擔任我的系上督導。兩人都是我在學習過程中重要的啟蒙老師，為我打開通往社會運動的窗口。

一直以來，我都深信實習是社工專業養成中極為關鍵的洗禮。實習的過程，一名年輕社工能學以致用，並透過反覆自我凝視來確認核心的關懷與志向。我在實踐大學與台北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時，就常與學生分享自己兩段實習的體悟。

我在勞陣學會的是一種深刻的「反抗哲學」。培養反抗意識，那是一種對不公不義的覺察與回應，並與一群人共同努力改變的集體行動。而我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科的實習，則親眼見證制度與現場的張力。我目睹勞工在生活壓力與法律條文之間掙扎，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妥協讓渡本該屬於自己的權益。而一場勞資爭議現場，也讓我更篤定選擇投入勞工運動這條路。

那是一宗由地方政府勞工局轉介、建議尋求勞陣協助的個案。個案主角是一名單親母親，她要替通勤途中發生職災喪命的兒子討回公道。事發當時，她的兒子年紀只有十九歲。因為體恤母親獨力撫養的艱辛，他早早放棄學業、投入職場。然而，他所任職的鐵工廠僱有十九名員工，卻從未替任何人投保勞工保險。於是當悲劇降臨，母親不僅失去唯一的依靠，連最基本的社會保險給付也成為空談。

意外發生後，那家鐵工廠的老闆從未踏進靈堂，連最起碼的人道關懷都吝於表現。在勞資爭議調解現場，面對母親的訴求，他竟怒拍桌面、聲嘶力竭喊道：「你死了小孩關我什麼事？他才上班第二週，為什麼我要賠！」那聲音如刀，劃破空氣，也刺痛在場每一個人的心。母親蜷縮的身影、顫抖的雙手，與老闆張狂暴戾的神情形成極其殘酷的對照。

最終，那次調解不歡而散，「調解不成立」的結局，似乎是這場原先就不對等的對抗預設的結果。當時政府和民間提供的法律諮詢資源相當有限。勞工往往只能在憤怒與現實間艱難折衝、被迫妥協，或尋求勞工團體的法律協助。直到二○○三年十二月，在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社運團體長年奔走下，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法律扶助法》，並於隔年七月正式成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讓弱勢者有可倚靠的法律扶助服務。

一九九五年八月，當我結束實習後，勞陣向我提出溫暖邀請，讓我得以繼續留在那個充滿理想與行動力的空間工讀。那時，政府正如火如荼推動國公營事業的民營化政策，而我延續實習專題報告的主題，繼續協助勞陣整理相關政策資料與論述。回首當時，誰也不曾想到一名年輕學生的實習決定，竟會讓他走向往後三十餘年與勞陣相伴同行的「反抗人生」。

作者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勞工運動工作者，長年將反抗不正義視為一種日常實踐。孫友聯自麻坡中化中學畢業後赴臺留學，就讀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1995年，他進入台灣勞工陣線實習，正式踏上街頭與組織者之路。在勞陣期間，他接受非暴力抗爭與組織工作的系統性訓練，參與無數次抗爭行動的規劃與實踐，將行動理念內化為一種生活方式與信仰。
2025年，孫友聯卸下長達21年的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職務，至今仍持續站在第一線。現任勞陣資深研究員，並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董事、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理事、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理事及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持續於勞動、人權與公共政策現場推動行動與連結。
孫友聯曾任民間監督健保聯盟召集人、台灣自由緬甸網絡召集人，以及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2007年，他以豐富的社運工作參與經驗，獲得國家青年公共參與獎（NPO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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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入陣者：台灣勞工運動三十年，一場尊嚴與抵抗的對話》
作者：孫友聯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