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學獎本來就該被摧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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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提出了一個憂心忡忡的命題：「AI摧毀了文學獎」。 很多討論都開始滑向「到底作家可不可以用AI」、「如何使用才是合理的」，卻似乎沒有人問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台灣現在四處林立的文學獎，會不會本來就「不可能」是穩定培育人才的管道？

自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台灣文學獎建立起堪稱世界獨有的「匿名審查」傳統，在當時或許被認為是「最公平的機制」，但在2026年的當下，卻恰恰是人們不真的為「文字」與「真實」負責的絕佳溫床。

散文獎的爭議

讓我們回憶一下 21 世紀以來，撇除明顯的抄襲案例以外，最重大的兩件文學獎爭議，都發生在散文類。

2012年，本身是文學獎出身的作家鍾怡雯公開指出 2010 年時報文學獎散文獎進入決選的兩篇自傳體散文經驗「看起來都很假」，並稱這些稿件在評審階段就引發爭議，根據鍾的說法，當年經報社打電話確認之後，其中一名參賽者承認，經驗並非個人的，但另一位並未承認，結果由後者獲得首獎，寫的是愛滋病帶原跟服藥經驗。

但鍾怡雯「相信」，得獎者事實上沒有帶原，這是欺騙。因此她在兩年後撰寫〈神話不再〉一文，公開批評文學獎氾濫、參賽者素質差到不行：

「文學獎多到可以產生專業參賽者，或者所謂收割部隊。得獎再多讀者或評審都認不出這人的風格。文學獎不再是晉身文壇的通行證。對重要的文學獎得主一點印象都沒有。沒人要讀文學獎得獎作品。」──鍾怡雯，〈神話不再〉，原載於《聯合報》

14年前的這篇文章，聽起來語氣跟今天的「AI毀滅文學獎」論戰，幾乎如出一轍。

2023年，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組首獎主題是以第一人稱描繪「生理女性想跨性成男性的心理糾葛」，這固然是個好主題──除了作者是個生理男性之外。這在當時同樣也引發了倫理爭議，有人認為這是個人誠信跟操守的問題，但其實真正的漏洞在於台灣文學獎獨特的「匿名」機制──如果評審一開始就知道作者的真實身分，還會把首獎給他嗎？

如果不會，那現行制度是不是本來就有問題，根本不需要 AI 推那最後一把，就已經搖搖欲墜？

不正常的激勵結構

匿名機制下，評審看不到作者身分，理論上是為了公平，但實際效果是獎勵「聽起來像真實經驗的文字表演」，而不是真實經驗本身。一個「假設」沒有愛滋的人寫出「逼真的」愛滋經驗，一個生理男性寫出「逼真的」跨性別經驗，評審覺得好——那「好」的定義究竟是什麼？是文學技巧？是題材紅利？還是一種對邊緣經驗的消費？

如果這個機制本來就在獎勵「用語言偽裝成別人」的能力，那 AI 只是把這件事做到了邏輯的終點而已。問題本來就不是散文能不能寫不屬於自己的經驗——當然可以，文學本來就有虛構的權利——而是匿名評審機制和文學獎的競賽邏輯合在一起，製造了一種特殊的激勵結構，越獵奇、越脆弱、越政治正確的「個人經驗」越容易得獎，而匿名又讓人不需要為這個經驗的真實性負責。

因此，問題從來都不是「用 AI 好不好」，是這個爭議暴露了哪些本來就存在的問題。「AI 破壞文學獎」相關爭議暴露的，其實不是 AI 的問題，是文學獎的問題。

獨步全球且毫無保障的匿名制度

文學獎的匿名性本身非常台灣，而且成因錯綜複雜。

世界上主流且具影響力的文學獎，多半並非匿名審查，舉凡布克獎、普立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芥川賞，都獎勵已經具名出版書籍的作者。作者的身分本身很重要，作者的可信度與公眾形象本來就是作品的一部分。如果一位作家在作品中宣稱了某種身分，他的公眾身分以及出版社背書，本身就是一種擔保。

那麼為什麼台灣不是採取上述方式，而是採用匿名審查？表面上，這是為了「公平」與「挖掘新秀」。若要在世界上找類似的對應，大概就是由出版社舉辦的日本《群像》新人文學賞、《新潮》新人賞。

但兩者性質又非常不一樣。日本新人獎的得獎作品通常可以直接在雜誌刊載，並由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得獎者也會被分配到負責的編輯，進入出版體系。但台灣這種高度競技化、高獎金的文學獎傳統，卻完全不是這樣的邏輯。

台灣或者整個華語寫作圈的創作者，渴望短期內連續拿下幾座重要文學獎，來換取真正進入文學界的機會，但現實生活中真有這樣的允諾或配套嗎？可能沒有。

那麼，儘管十分不可靠，為何台灣仍如此仰賴匿名的文學獎制度，作為人才培育的方法呢？

文學獎：現代的科舉制度

如今這種文學獎模式，肇因於1970年代。在那個沒有網路、電視頻道極少的年代，報紙副刊曾經是知識分子的精神食糧。1976 年《聯合報》創立了「聯合報小說獎」，1978 年 《中國時報》緊接著創辦了「時報文學獎」。

這兩大報當時曾經至為嚴肅進行的「副刊大戰」。為了搶奪讀者、提升報格，祭出了在當年堪稱「天價」的獎金。這種由大眾媒體主辦、帶有競技色彩的文學比賽，迅速取代了原本的師徒傳承或小眾雜誌，變成了全國文學資源最集中的地方。

與此同時，1980 年代起，當時尚未改制為文化部的行政院文建會開始設立國家級獎項，地方政府也為了展現「文化政績」，紛紛設立縣市文學獎。大專院校與高中為了建立校園人文氣息，直接將這套「匿名徵文制」具體而微地導入學校裡。這就是何以如今有作家會抱怨他審查地方學校層級的國中文學獎，被 AI 作品搞到心灰意冷的歷史脈絡。

如果我們從未發展出匿名、單篇、以技術為主的競賽型文學獎，那麼大概也不會有現在這種 AI 代筆的現象。因為，事實上，競賽型文學獎本來就鼓勵「模版化的技巧」，甚至有「得獎體」這種諷刺說法，差別只是以前是作文補習班或文學小圈圈苦心鑽研產出「美文」，現在由大型語言模型代勞，沒有哪個更「真實」。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獎服務的是一個集體幻覺：「只要夠有才華，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個完善的匿名制度裡被『真的看見』。」

來自1970 年代的「公平」神話

這個幻覺可能來自於一段衝突的歷史。報紙文學獎興起的那幾年，剛好也是台灣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開始的年份。雖然不能說是鄉土文學論戰直接導致文學獎被如此設計，但匿名制度確實在這個時期顯得「特別有正當性」。

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本質上並不僅只是對於特定美學或者書寫主題的偏好之爭，背後其實更有族群、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在爭霸。當文學評價無可避免的與意識形態、族群與政治立場衝撞，「如何排除作者身分影響」便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匿名制度因此不僅被認為是表面上確保公平的手段，更被賦予某種文化正當性，符合評審可以「純淨不受污染」、「公平不偏頗」的想像。

然而，當作者身分被刻意隱藏，評價標準便只能集中於技術、結構跟風格完成度之類的元素，作者所真正代表的多重文化身分、與個人歷史，原本也可以是評審的一環，但在制度設計中被當成必須移除的變項。

結果，半世紀過去，文學獎漸漸變成了另一種科舉，另一種高級的聯考作文，另一種國語文競賽。台灣長期仰賴的，似乎只一個「看起來公平」的文化選拔機制，匿名給予的就是這種幻覺，至於事實上是不是公平，則從不在討論之列。

文學獎制度設計的結構性不良後果，亦即「真實」跟「樸拙」很少被獎勵，在21世紀之後異常顯著，AI 代筆恐怕只是其中最不足道的一種。畢竟，無論是富裕的國中生，還是貧窮的國中生，只要有一隻手機，即便不付費AI月費，也能在有限用量限制下，生產出一篇足以參賽的中庸作品。極端點說，寫作從未這麼民主，這麼超越階級。但「品味也從未如此重要」──這仍然要透過真正的閱讀跟學習才能累積。這是我個人認為國中生用 AI 參加文學獎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學會了辨別什麼是優美、真誠、有見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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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篇文章沒有提出具體解方，那麼我不過就是另一個「愛抱怨但沒有什麼好想法」的作家而已。我認為，競技型的匿名文學獎不妨順應潮流直接式微，只要政府依然會補助新秀作家的寫作計畫，那麼發掘與培育人才的管道並沒有關閉。

取而代之的是，是應該舉辦類似 Notting Hill Editions Essay Prize 這種評論寫作獎，甚至應該在各級學校辦理針對公共議題具名書寫看法的 Essay Prize。與台灣傳統的散文獎不同，Essay Prize並不在乎「你實際經歷了什麼」，即便沒有愛滋帶原，也可以寫帶原的主題，即便不是女性，也可以寫女性跨性為男性遇到挑戰的主題，因為 Essay Prize 在乎的是「人類怎麼理解世界」，不是「你有沒有某種經驗」。

如果台灣有第一屆的Essay Prize，我建議題目就訂為：

「可以用 AI 寫出來的作品參加文學獎嗎？」

當然，歡迎用 AI 參加 Essay Prize， Essay Prize的重點本來就不只是文學技巧，而是你的看法。當一個人「真的沒有」任何獨到看法的時候，AI是不會主動幫你想出新東西來的。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