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武漢：新冠疫情早期階段的權威研究，中國體制如何造成疫情失控蔓延，引發人類史上最嚴重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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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維穩至上與遭噤聲的醫師

對於編造、傳播、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警方將依法查處，絕不姑息。

──武漢警方

從組織文化來看，中國的政治與行政體系在處理危機與災難時，傾向以官僚病態的方式來管控資訊。對中國共產黨與政府高層而言，危機與災難時刻意味著必須要控管資訊與引導輿論。黨內負責宣傳與維穩的機構構成一套制度化體系，用以操控輿論與維持社會穩定。

武漢一開始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時，出現類似 SARS 的症狀，並且發現類 SARS 冠狀病毒，湖北與武漢當局對此保持高度警覺。但儘管地方展開緊急應變，湖北與武漢衛生部門的高層卻未將疫情通報中央。此外，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武漢市衛健委甚至試圖禁止疫情資訊外洩。

本章首先探討是哪些因素促使武漢與湖北高層選擇動用地方資源來控制疫情，而非通報中央政府並尋求協助。當國家衛健委介入後，地方當局則動用整個地方黨國體系的力量，壓制吹哨的醫師，並控制官方論述。

本章後半探討地方當局在推動疫情防控行動方案期間，採取了哪些調查與懲處醫師的行為，並特別討論當局對艾芬醫師與李文亮醫師的處置。政府本應得益於新出現的疫情資訊，並聽取不同意見，但他們反而大張旗鼓懲罰所謂洩密者或「造謠者」，再加上當局也嚴格審查網路上關於武漢疫情的資訊，進一步造成負面影響。這些作為不但切斷了關鍵資訊管道，導致當局未能做出明智決策，另一方面也錯失警示民眾的良機，民眾因而延遲準備；相較之下，香港的民眾準備更為充分。

政治領導與武漢再起

武漢位於中國中部，是湖北省的省會，人口接近一千一百萬。這座城市坐落在漢江與長江交會處，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武漢曾被譽為「中國的芝加哥」，然而隨著中國領導層在一九八〇與九〇年代將發展重心轉向沿海地區，武漢的地位一度下滑。

然而自二〇〇六年起，中央高層再度將目光轉向中部，開始提升這個地區的發展，因此湖北省成為這波區域發展策略調整下的贏家，對武漢而言尤是如此。湖北在中國中部地位舉足輕重，因此中共歷任的湖北省委書記中，有兩位在就任前即以發展能力著稱，分別是曾任建設部長的俞正聲（任期二〇〇二至二〇一二年），以及曾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鴻忠（任期二〇一二至二〇一七年）。兩人皆曾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俞正聲更進一步出任上海市委書記，並躋身位高權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俞正聲的帶領下，武漢啟動一系列建設計畫，其中包含重要鐵路與航空交通，目的是重振武漢的交通樞紐地位。透過創新的股權安排，武漢天河機場第二航廈於二〇〇八年啟用，國際航廈則於二〇一二年完工。武漢的發展也得益於時任鐵道部長劉志軍（任期為二〇〇三至二〇一一年），他是湖北人，與武漢淵源深厚，享有中國高鐵之父的盛名。劉志軍在任內將武漢鐵路局升格，在他的仕途中斷前（以入獄收場），武漢無疑已成為全國鐵路重鎮。根據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的統計，武漢四大火車站每小時共運行二十九班載客列車，在全國名列前五（僅遜於廣州、上海與北京）。交通建設大幅擴建下，武漢的產業發展腳步也進一步加快。

武漢在中國各大主要都市之中逐漸恢復昔日活力，也帶動整個湖北省的發展。二〇一九年，各市的國內生產毛額排名中，武漢位居全國第八，是榜上僅有的三個非沿海城市之一。根據結合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健康與教育指標的「地方層級人類發展指數」（The Sub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SHDI）評比，湖北省在中國三十個省級行政區中的表現大幅提升，絕對排名（absolute ranking）從一九九〇年的第二十二位，躍升至二〇〇〇年的第二十位、二〇〇七年的第十五位，並在二〇一二至二〇一八年間一路攀升至第十二位。

隨著地位提升，武漢受到更多國家層級的關注，也獲得新的發展機會。舉例而言，二〇一八年四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的高峰會就在武漢登場；二〇一九年十月，武漢亦成為世界軍人運動會的主辦城市。在社會治理、公共衛生與產業發展等多個政策領域中，武漢表現優異，屢獲中國官方肯定，被視為示範城市。

二〇一九年與二〇二〇年一月時，湖北與武漢的黨政高層分別為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以及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馬國強同時也是湖北省的兩位副書記之一，另一位則是時任省長王曉東。

任用蔣超良與馬國強這對搭檔，凸顯出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經濟發展。蔣超良是同輩中最具代表性的銀行家，曾在二〇〇四至二〇一四年間擔任交通銀行與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以及國家開發銀行行長。之後，他出任吉林省省長，並於二〇一六年接任湖北省委書記。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間，蔣超良一度被視為接替周小川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熱門人選。然而到了二〇二〇年，年屆六十三歲的蔣超良已接近中共省級高層六十五歲的退休年齡，湖北一職極可能是他仕途上的最後一個重要舞臺，之後將轉任全國人大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

相較之下，馬國強則是政壇新星。一九六三年出生的馬國強來自河北（而非湖北），大學時期在武漢求學，之後赴德國攻讀財金相關學科。他的職涯始於一九九五年進入國有企業寶鋼，最終擔任中國寶武鋼鐵集團董事長（任期為二〇一六至二〇一八年），該集團是全球鋼鐵製造商巨頭。二〇一八年，馬國強獲任命為湖北省委副書記及武漢市委書記。擔任武漢市委書記期間，他憑藉企業經歷，促使黨政官員以打造友善商業環境為首要任務。二〇一九年春天，他放話：「誰破壞武漢營商環境，市委市政府就砸誰的『飯碗』！」並要求四位副市長公開承諾落實友善商業經營環境的具體措施。

二〇一九年秋天，武漢正為十月的世界軍人運動會做最後準備，此時馬國強與市長周先旺攜手擘劃宏大願景，期盼將武漢打造為國際級的經濟、商業與科技中心。隨著軍運會圓滿落幕，整座城市對未來發展一片樂觀。為籌辦賽事，武漢在基礎建設上投入巨資，包括新建多條地鐵線，新聞報導紛紛讚譽武漢在新設施興建上展現出「中國速度」。據一位配偶任職於省委機關的受訪者表示，當時武漢官員沉浸在自我宣傳營造出的榮耀氛圍中，自豪武漢地位的提升。

對馬國強來說，未來一年原本充滿希望。他原訂於一月第一週卸下武漢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職務。儘管中國的政治運作一向不透明，外界仍普遍將這項變動解讀為他即將獲得升遷的前兆。歷任多位武漢市委書記曾晉升中央；再者，光是在二〇一九至二〇二一年間，中國就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黨委書記升任部級官員。僅從地方幹部的晉升數據來看，馬國強很可能正在晉升途中。也因此，他有強烈動機營造出武漢局勢穩定的正面形象。

權衡疫情應對與疾病通報

地方醫療資源日漸充足，地方高層在施政上也更具雄心抱負，不過他們周圍同時也環繞著一股惴惴不安的氛圍，在這樣的環境下，武漢的市級與省級衛生高層一開始面對類 SARS 肺炎疫情時，雖然投入大量緊急醫療資源，卻沒有通報中國疾控中心或國家衛健委等中央衛生高層。中國疾控中心敦促各地疾控中心加強「傳染病報告信息管理系統」通報機制，但事實上，若誠實通報，反而可能不利於自己城市的政績指標。倘若會因為疫情爆發而在該年度受罰，可想而知，地方高層會在任內盡力避免疫情發生，甚至隱匿疫情消息。

中國城市的行政首長高度重視各項城市榮譽，例如「國家衛生城市」與「全國文明城市」等諸多稱號。有研究探討城市排名指標，發現榮獲這些稱號的城市在多項評分指標中明顯有所成長，例如家庭汙水處理比例以及合格農產品市場比例。武漢特別關注的是「國家衛生城市」認證，該項認證的主辦單位為國家衛健委下設的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評選標準包含多項傳染病防治指標，因此可能變相導致地方政府在疫情通報數據上動手腳，甚至隱匿疫情。即便後來放寬相關要求，二〇一四版《國家衛生城市標準》仍規定要在「近三年未發生重大實驗室生物安全事故和因防控措施不力導致的甲、乙類傳染病爆發流行」。

武漢為湖北省省會，享有悠久歷史，過去曾多次爭取「國家衛生城市」的榮譽，卻屢屢落選。直到二〇一五年，在全面展開「國家衛生城市創建」運動之後，才終於獲得認證，而當時這項榮譽設立已有整整十五年之久。武漢是歷經千辛萬苦才成功奪得「國家衛生城市」稱號，二〇一五年，當地報紙報導時甚至以「武漢夢圓」作為新聞頭條。也正因如此，年底出現肺炎疫情時，武漢市的高層格外不願意因此失去這份得來不易的榮譽。

事實上，武漢市政府當時的主要施政目標，就是爭取「國家生態園林城市」的稱號。要獲得此一認證，必須在城市環境、公共衛生指標，以及危機應變機制等方面達標。二〇一九年最後一天，國家衛健委與中國疾控中心的緊急應變小組抵達武漢之際，市長周先旺仍主持著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如何準備爭取該項榮譽。

想像你是一座大城市的省級或市級官員，眼前爆發一場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而此時再過幾天就是新年。你必須決定是否通報中央政府，一旦通報，不僅可能會損害城市聲譽，還可能導致「國家衛生城市」等榮譽稱號被撤銷，而這些榮譽對未來數年內的發展至關重要。考量到市委書記馬國強正積極推動改善武漢的商業環境，一旦失去這類象徵城市治理成就的榮譽，幾乎等於將武漢的未來置於險境。在這種情況下，你會不會傾向選擇暫時隱匿疫情，嘗試以手頭可用的資源加以控制？根據一段後來從中國網站下架的訪談，曾長期負責中國疾控中心疫情通報工作的曾光坦言，隱匿和不上報某些傳染病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地方官員往往擔心，一旦向中央通報疫情，會對本地形象造成不良影響與傷害。

考量到上述種種因素，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武漢與湖北的官員對於到底要不要向中央通報疫情，很可能有所遲疑。武漢是中國重要的醫療與公共衛生重鎮，擁有同濟與協和等全國頂尖的醫院、一座國家級高等生物安全實驗室（武漢病毒研究所），以及對自身研究實力引以為傲的省疾控中心（同時亦被稱為「湖北省預防醫學科學院」）。這些豐沛的資源使得湖北與武漢得以如前文所述迅速組成專業團隊，展開疫情調查，並且隔離病患與展開治療。因此，湖北武漢的衛生主管機關很可能基於自身實力，選擇先以地方資源應對與控制疫情，而非馬上就向中央求援。

諷刺的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湖北武漢的高層衛生官員原本並未急於尋求國家衛健委的介入，但在國家衛健委派遣工作小組與專家抵達武漢後，他們就改變了心意。應對行動方案已擬定並且開始實施，包括關閉華南海鮮市場，因應期間傳染病疫情實現零輸入零擴散。張晉顯然相信與武漢華南市場相關的疫情已受控制，或很快就會受到控制，否則不太可能在國家衛健委高層與全國同僚面前發表這類言論。

維穩體制與醫師噤聲事件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這兩天，湖北武漢衛生部門正在協調針對所謂「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緊急應對措施，並未料到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緊急通知與部分醫師在微信上的貼文會迅速傳播，引發關注。這些訊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促使國家衛健委與中國疾控中心於隔日派遣緊急小組前往武漢。當國家層級的應變團隊接手主導防疫工作後，地方當局就將「維穩」擺第一，著手尋找洩漏疫情資訊的人士並祭出懲處，封鎖消息與清算責任的行動就此展開。在此情勢下，來自武漢市中心醫院的艾芬與李文亮醫師，以及其他多位醫師，陸續遭到訓誡或處分。

三十四歲的李文亮醫師在生前遭噤聲，最終染病身亡，這段歷程引發中國國內乃至全球的高度關注，他的故事甚至寫成了英文童書。他對外呼籲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容納不同聲音，這番話在他逝世當天公開，引起社會大眾強烈共鳴。為了平息社會憤怒情緒，中國國家監察委員會高調展開調查。之後，官方追授李文亮為「烈士」，並將他的形象收編入體制內，成功大幅緩解政府與大眾之間的緊張關係。

有些人主張，若艾芬、李文亮與其他醫護人員在二〇二〇年一月初發文後未遭懲處，疫情的走向也未必會有所不同。儘管這種觀點有其合理之處，但提出此說法的作者似乎未能充分理解這些醫師針對類 SARS 冠狀病毒的發文所引發的警訊。這些醫師受到的懲罰，經由官方宣傳系統放大宣傳，央視也多次播放，這點對可能發聲的醫療專業人員產生寒蟬效應。在醫界噤聲的同時，實驗室也收到封口命令，使得疫情資訊的封鎖更加嚴重。遲遲未確認「人傳人」現象並不僅是錯誤判斷，更牽涉到深層的政治與組織因素。

如第四章所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傍晚，艾芬醫師與李文亮醫師在微信上的貼文與訊息迅速傳播開來。當中提及「（類）SARS 肺炎」，內容令人難以忽視。後來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調查顯示，類似的訊息也出現在其他微信群組中，而當天下午稍早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兩則緊急通知也在微信上廣為流傳，甚至引起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注意。

當晚約十點左右，武漢市中心醫院行政部門聯絡艾芬醫師，也聯繫了李文亮醫師的一位未具名同事，告知他們武漢市衛健委已指示醫院員工不得對外公開所謂「不明原因肺炎」的相關資訊，以免引起群眾恐慌。這份由市衛健委發布的通知上以三個驚嘆號標記，嚴厲警告：「情節嚴重將被追責。」然而，這道禁令下達得太晚，無法阻止疫情相關訊息傳到中國疾控中心高層與社會各界。

當天深夜，武漢市衛健委召集市屬醫院的「主要領導」開會，分享當前防疫措施與針對病原的調查進展，並勸告與會的醫院高層繼續照常提供醫療服務，「不要恐慌」。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一些醫院高層早已得知這是類 SARS 冠狀病毒，因此並未全然採信武漢市衛生官員的安撫說法。隨後，武漢市衛健委召開緊急會議，召集各大醫院高層，準備迎接隔天（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上抵達的國家衛健委專家與中國疾控中心應變小組。會議其中一項議程是處理社群媒體上疫情訊息外洩問題，因為這些貼文已引起國家衛健委高層的關注。會議上點出了李文亮醫師的名字。

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高層出席當晚的會議，包括醫務部主任在內，他們現場感受到市衛健委高層的震怒。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一點半左右，醫務部主任打電話給李文亮醫師，指示他立刻前往市衛健委。李醫師抵達後被安排在另一個房間等待，當時市衛健委與醫院高層仍在持續開會。大約凌晨四點，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高層才與李文亮醫師會面，詢問他微信訊息的來源。

這就是李文亮受難的開端。當天稍晚，身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李文亮醫師被傳喚到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監察科，接受二到三次訊問。負責調查洩密者的訊問人員反覆追問他微信訊息的來源。最終，李醫師在寫下一份悔過書後才獲准離開，他在內容中承認自己曾傳播「不實消息」、「造成公眾的恐慌」，並違反傳染病通報相關法規。此時，他也獲知將受到某種形式的院內處分。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內部消息人士透露：「我們醫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談話。」

艾芬醫師於元旦當天值班，一大早，一名六十五歲男性病患從武漢紅十字會醫院，轉送至她所負責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分院急診病房，病情甚危。艾芬醫師發現這名病患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一間私人診所的執業醫師，近來曾接診過多位發燒病人。她判斷這位如今成為她病人的醫師，很可能是感染了由疑似冠狀病毒引發的不明肺炎。她擔憂疾病的傳染力，隨即通報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務部與公衛科。

與此同時，武漢市中心醫院院方正在追查有關疫情的社群媒體訊息來源，發現包含「類 SARS 冠狀病毒」診斷結果的訊息是由艾芬醫師傳出。元旦當天接近午夜時分，醫院監察科的工作人員通知艾芬醫師，要求她前往與醫院高層面談。

作者為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威廉．里維斯（William C. Reavis）講座教授，自1992年起任教於該校。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的發展、治理與全球影響力。他著有多本重要著作，包括《中國的災難與改革》（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史丹佛大學出版社，1996年）及《重塑中國的利維坦》（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04年）。除學術成就外，楊教授亦在芝加哥大學擔任多項職務，曾任北京中心首任學術主任、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及全球事務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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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武漢：新冠疫情早期階段的權威研究，中國體制如何造成疫情失控蔓延，引發人類史上最嚴重公衛危機》
作者：楊大利（Dali L. Yang）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