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荷姆茲海峽對全球油價連動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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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爆發之荷姆茲海峽封鎖事件，已由區域性軍事動盪演變為全球能源供應與定價體系的「系統性壓力測試」。相較於1980年代兩伊戰爭的「油輪之戰」時期，因全球產能過剩導致油價走勢相對疲軟。2026年的石油市場在高度連動的體系下顯現出全球供需的脆弱性。儘管美洲地區具備充足的實體產能，但在中東石油貿易實務中「基準官價」（OSP）與「調整值」（Adjustment Factor）的雙浮動機制下，市場恐慌心理迅速引發跨區連鎖反應，致使布蘭特（Brent）與西德州（WTI）原油雙雙突破每桶120美元大關。

本文觀察到亞洲煉廠在「運能真空」困局的恐懼下，引發的跨區標購行為將如何推升風險溢價，並重塑原油定價邏輯；另外2026年4月13日美國實施「目標導向式封鎖」後，所形成的「美伊雙封鎖死結」更將造成亞洲採購原油區位的位移。荷姆茲海峽的通行權已超越單純的地理爭議，進化為海權實力對全球能源秩序的「強制性重組」，迫使能源進口國在「實體供應穩定」與「美式航安秩序」之間進行嚴峻的選擇權衡。

一、從1980年代「油輪戰爭」到2026年的全面阻斷

（1）兩伊戰爭下荷姆茲海峽受阻陰影

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 並自1984年起，戰火從陸地延伸至海域，演變為波及全球能源命脈的「油輪戰爭」（Tanker War），伊朗實施無差別攻擊，導致區域局勢極度惡化，超過500艘船隻被摧毀或受損，油價於1985年28美元／桶飆升至40美元／桶以上，而海上運送保險費用，則高達貨物價值的50%。迫使美國海軍於1987年介入執行護航行動。儘管當時波灣航運受損總量不超過2%，但其對全球石油金融秩序的影響卻深遠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代正是全球石油定價機制的轉折點。1983年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正式交易WTI原油期貨，而布蘭特（Brent）期貨則遲至1988 年戰爭結束之際才由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IPE）經營。西德州原油（WTI）受伊朗革命影響，從每桶約50美元起漲，於兩伊戰爭初期巔峰曾突破100美元（實質購買力平價），隨後因全球產能過剩與需求調整，至1988年戰爭結束時已回落至35美元左右。（如下圖一所示）。

圖一：地緣政治事件下的石油價格變動

資料來源：EIA，<What drives crude oil prices: Spot Prices –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當時OPEC採取的緊急措施（開闢替代航線與損害賠償機制），加上美國對石油利益的武力宣示，荷姆茲海峽未發生「實質性的完全封鎖」。然而，這段歷史陰影成為了2026年危機的重要參照：伊朗雖延續了威脅封鎖的慣技，但2026年的市場脆弱性已不可同日而語。

（2）2026年封鎖的物理真空與運能困局

每年經過荷姆茲海峽的船隻超過3萬艘，然而到了2026年4月5日，7天的移動平均為8艘相較於過去的局部動盪，2026年的封鎖呈現出更複雜的「隱形化」與「系統化」特徵，根據小型華爾街研究公司Citrini Research於 阿曼穆桑達姆半島（Musandam Peninsula）的實地觀察，雖仍有少量油輪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IS）強行通過伊朗領海附近，每天通行約15艘，但這種經過伊朗同意後「黑市化」的選擇放行仍屬少數，其並不認為接下來4到6週內運輸流量可能恢復至衝突前水準的50%。

這種封鎖對全球造成的衝擊是不對稱的。儘管美洲地區有美國頁岩油等本土產能，物理上不存在「缺油」，但亞洲作為全球需求成長的引擎，卻陷入了「運能與供應雙重真空」。從中東至亞洲需20天，西非需30天，美國則長達45 天。當亞洲陷入斷油恐慌，原本服務於中東航線的大型油輪（VLCC）因封鎖而受困於海峽兩端，形成了「有油無船」的資源錯置。當亞洲因中東原油真空而被迫跨區搶購現貨時，原本就捉襟見肘的全球運能將被進一步拉抬至高價，這種運費成本與供應缺口的疊加效應，直接導致了全球市場的劇烈動盪。

二、全球油價的連動性與市場機制

（1）煉廠進料結構與原油採購實務

亞洲傳統煉油廠多以中東與西非原油作為裝置設計進料。在石油貿易實務中，主要分為「長約」（Term Contract）與「現貨」（Spot）兩種模式。以期約而言，買賣雙方議定的是「合約量」及「調整值」──買賣雙方，針對數量及不同油源品質協議一個加減碼價格，由於每油田產出原油品質都有差異，例如含硫量、重油產率或重金屬含的不同，皆會影響調整值，甚至會減碼（官價減價）。其核心優點在於確保實體供應鏈的穩定性，並鎖定較具競爭力的加減價條件。但為緩解市場需求波動及價格不確定性風險，煉廠通常採取「比例配置」策略（一般配置約50%的現貨比例），藉此平衡長約成本，並在供應端展現採購彈性。不論是長約或現貨交易，原油採購價格均由基準官價與「調整值共同構成。兩者的談定與執行在時間上存在顯著的前置性。

至於調整值的約定上，期約是買賣雙方，於每年第四季簽訂隔年的期約（包含量及調整值）。而現貨買賣大約於到貨月之前二個月商議完成。而實際買賣原油價格，若是向OPEC購買原油，其計費方式是裝貨月的官價（賣方於前一個月公告）加上調整值。而布蘭特原油或西德州原油，則以期貨市場的均價（可依雙方約定計價日數區間）加上調整值作為油價。

因此三月份裝船的現貨原油，在同年一月份完成採購，而合約價是由三月份的均價加上調整值，一般航程預計是四月或五月到港。因此當2月28日美伊戰爭開打，荷姆茲海峽無法通行，三月份裝船的油料受阻，將造成各煉廠四月進料不足而煉量下降，並將同步影響石化產品供應，導致市場提前反應漲價。

同時由於不確定的預期心理，也影響到3月份討論採購合約時，對5月份原油裝船加減碼的高低。雖然目前4月8日停戰二週，油價回檔，市場上對於加減價仍難以預期。然而荷姆茲海峽兩端停擺的船隻，已造成全球油輪運能的不足，運費仍維持在高檔，進料成本亦未能迅速回檔。

（2）供應中斷預期的恐慌與價格溢出

石油市場對地緣政治風險具備高度敏感性。當中東航道受阻消息傳出的48小時內，具有同質替代性的布蘭特原油（西非原油）必然會隨之高漲，在此危機情境下，OPEC一籃子原油價格從70美元／桶暴漲，最高超過至160美元／桶，布蘭特原油由73美元攀升超過至125美元。即便美國作為全球首大產油國，且其頁岩油的輕質屬性（Light Sweet）並不完全匹配亞洲傳統煉廠的重質進料需求，但西德州原油（WTI）仍受全球情緒帶動，從67美元漲至115美元。（如下圖二所示）。

圖二：海峽封鎖期間原油走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署油價資訊管理與分析系統：國際原油價格https:／／www2.moeaea.gov.tw／oil111／CrudeOil／Price。

這種「跳空高盤」反映的不是當下的實體總量不足，而是市場對於供應中斷引發全球搶油潮的預期。亞洲煉油廠為了填補因海峽封閉而消失的40%至70%中東原油，被迫轉向其他市場高價標購現貨，這種跨區搶買的行為，直接拉升了全球所有不缺油地區的油價並同時推升油價。因此，當荷姆茲海峽因戰爭受阻，即便亞洲有戰備儲油，但市場因恐慌而推升的期貨高價，會立即透過定價公式連動到全球所有的採購合約上。結果就是：實體不缺油的地區，同樣必須支付受地緣政治溢價驅動的昂貴代價。

三、荷姆茲海峽的封鎖賽局─美伊角力的能源風險

（1）航行自由需要海權實力的支撐

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雖賦予荷姆茲海峽等國際要衝「過境通行權」（Transit Passage），確保船舶與飛機享有不受阻礙的持續性通航，但法律的規範價值須有實踐的海軍力量作為後盾。即便美國國會尚未批准該公約，華府仍將其視為「習慣國際法」的核心，並透過國防部與國務院共同執行的「自由航行計畫」（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P）作為其實力延伸。

FONP的戰略意義在於挑戰各國「過度海洋主張」（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當沿岸國企圖透過非法劃設直線基線、限制軍艦無害通過，或擴張專屬經濟海域（EEZ）管轄權時，美軍便以實際行動防止其成為「既定事實」。法律層面（UNCLOS）提供了全球航運的保護傘，但在執行層面上，則是美國的FONP 確保了國際法不致淪為廢紙。正如1987年兩伊戰爭期間美軍的介入，實質上是以海權實力抵銷了區域強權企圖以國內法蠶食國際水道的野心。

（2）伊朗報復性封鎖的影響

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被視為全球能源供應的「阿基里斯之腱」。根據 2024至2025年數據，該水道承載全球約21%的石油消耗與20%的液化天然氣（LNG）貿易量，其中高達九成流向亞洲市場（中、印、日、韓、台）。就原油供給而言，伊拉克、科威特與伊朗幾乎100%依賴此航道；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雖有繞道紅海或阿曼灣的油管，但僅能轉運其產量的5%至10%，剩餘九成產能仍被封鎖。在天然氣方面，海峽更具不可替代性：卡達與阿聯的LNG產量幾乎全數經此出口，佔波斯灣海運天然氣流量的總和。

值得關注的是封鎖引發的「滯後效應」（Lag Effect），目前約有3,200艘船舶，其中800多艘為油輪，均被迫滯留在波斯灣內的海峽西側，即便未來航道重開，保險費率飆升、船員心理陰影與設施重啟的技術障礙，將導致能源供應在數月內仍難以恢復常態。這種受制於伊朗地理優勢的「非典型封鎖狀態」，將使全球能源市場陷入長期的極不穩定性。

（3）美國的「選擇性封鎖」

2026年4月12日美伊談判正式破裂，全球地緣政治隨即進入震盪期。川普政府於翌日宣布對伊朗實施「目標導向式封鎖」（Targeted Blockade）。此戰略具備高度算計：美軍僅針對往返伊朗港口的受制裁油輪進行精準攔截，對其他國家的商業航次則宣稱保有「通行自由」，企圖在法律層面維持守護「自由航行」的形象。為執行此任務，美國第五艦隊部署了約30至35艘艦艇（約佔其全球前沿部署力量的12%），重點監控阿曼領海內的危險區與伊朗的分道通航制（TSS）航線。

圖三：美國開始封鎖荷姆茲海峽

阿曼領海內的「危險區」、伊朗的TSS航道（粉紅色／紫色）以及阿曼邊界（綠色）
資料來源：The Maritime Executive

此種「選擇性封鎖」迅速引發市場恐慌，布蘭特原油與WTI原油價格單日飆漲7%至8%，雙雙突破每桶100美元關卡。對伊朗而言，此舉截斷其90%以上的出口，每日經濟損失達4.35億美元。更深層的戰略影響在於，美國透過控制咽喉點，迫使全球能源進口國在「實體供需穩定」與「美式安全秩序」之間，被迫進行艱難的戰略站隊。因此全球原油供應版塊發生變化，大量油輪正航向美國墨西哥灣沿岸，一般情形下，每月約110艘原油油輪駛向美國墨西哥灣，然而數據顯示目前已有171艘油輪正航向該處。

四、結論：地緣政治下全球能源鏈的脆弱性與結構重塑

綜觀兩伊戰爭歷史與2026年荷姆茲海峽封鎖賽局，本文得出以下兩大核心觀點，釐清石油貿易計價機制如何在地緣衝突中放大油價波動：

（1）油價的「計價連動與恐慌溢價」

現代石油市場已進入高度金融化的連動時代。雖然美國與大西洋地區在物理總量上並未實質缺油，但石油貿易的定價公式（如Brent／WTI均價加上調整值）使得局部中斷具備全球傳導效應。當亞洲煉廠因中東油源受阻，轉向西非或美洲標購現貨時，這種「跨區搶購」不僅拉抬了現貨溢價，更透過計價公式中的「調整值」將「運能短缺」轉化為全球性的「成本跳漲」。這證明了荷姆茲海峽已非單純的物理水道，而是全球能源定價體系的「神經中樞」，其震盪將瞬間傳導至實體不缺油的終端市場。

（2）航行自由的維護：國際法架構與實力現實的結合

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理論框架，到美國「自由航行計畫」（FONP）的實務執行，荷姆茲海峽的通行安全始終處於法律與武力的動態平衡。2026年4月美國啟動的「選擇性封鎖」，實質上是以「戰略性控制」取代「無序混亂」，透過精準切斷伊朗油源出口，同時維持非制裁船舶的通行，展現了海權國家對國際水道秩序的強制性主導。歷史與當前情境均證明：當外交談判失靈時，唯有具備強大執行力的海權介入，方能遏止區域強權對國際水道的蠶食，並迫使失序的市場最終回歸理性。

作者為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