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納粹心態：12個來自歷史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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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腐化青年

希特勒和納粹分子當初若沒能說服數百萬德意志人支持其種族主義烏托邦夢想，他們也不可能上臺掌權。我們都知道，那是一個對許多年輕人充滿吸引力的夢想。而這部分要歸結於人腦的演變方式，我們得從心理學的角度談起。

一九二八年五月，納粹贏下的選舉票數寥寥無幾，看起來無甚前途可言。確實，這時有許多政敵都覺得他們成不了氣候。但仔細觀察的話，似乎便能察覺那可能是嶄新開始的跡象。納粹已來到谷底，未來或有往上一途。

德國失業率正在上升，農業也面臨經濟難題。這等壞消息卻對納粹聲勢大有助益。這幾乎無須多言：隨著失業率上升，民眾對傳統政黨的信心越發幻滅，納粹的選票和黨員人數便漸漸增加。結果至一九二八年底，納粹已有超過十萬名正式黨員。其中一位是名叫沃夫岡．托伊伯特（Wolfgang Teubert）的年輕人，他約莫於這段時間加入了衝鋒隊。「那時我很樂意加入，」他表示：「因為我告訴自己，這是唯一的選擇、唯一的解方。」雖然托伊伯特的家人不喜歡他「穿著棕衫巡邏、負責維安勤務」，怕他招來反對黨（尤其是共產黨）的威脅，但納粹大破大立的性質讓托伊伯特滿心期待。

托伊伯特信奉他所謂「表面性質」的反猶主義。他聲稱自己的親戚曾因猶太人的影響而生意失利，所以他不喜歡猶太人。但托伊伯特受納粹運動吸引的最大原因，在於「納粹綱領是以打造人民共同體為核心」。但他對人民共同體的信念同樣帶有仇視猶太人的成分，畢竟正如我們所見，納粹的「人民共同體」種族主義願景是剔除猶太人的。

納粹與共產黨人都會到彼此的集會鬧場，而托伊伯特也親身參與這場反共鬥爭。但他在鬥爭中卻佔有一大優勢——警察（許多警察都抱持威權政治觀）幾乎總是站在他這邊。「我那時負責騎單車送信，」他回憶道：「有一次，我要到隔壁鎮佛萊堡（Freiburg）參加（政治）集會，但那場集會正被政敵包圍。我以為自己穿著騎士裝備不太醒目，但我還是被發現了。有人隨即喊出『納粹！』，接著一群人向我衝來，把我推倒在地。我勉強用單手──我的左手──抓住一名警察，然後緊緊挨住他，他幫忙我掙脫包圍。但我還是受了傷，尤其是腹部，雖然只是被拳頭打傷的。」

年輕的共產運動人士普法勒勒證實，警方「都站在右翼那邊。他們（指納粹）總是有警察保護。但沒有人保護我們，我們只有挨打的份。警察只是袖手旁觀，什麼也不做。」在巴伐利亞，他和他的共產黨同志幾乎不可能申請到上街遊行的許可：「我們每次都只能違法進行。那時，我會到工人階級聚居區域的街道巡視，檢查（公寓大樓的）入口，看看門何時打開，何時上鎖，然後再和青年組織的幹部確認。我會請他們去某某大樓，告訴他們：『你們就在那裡等著，聽我的口哨聲。』接著大家就會躲在那裡，時間一到，我就會吹口哨示意他們出來。然後我們四人並排站好，開始唱歌遊行。」

許多想加入激進黨派的巴伐利亞年輕人不是選擇納粹，就是選擇共產。普法勒勒甚至考慮過加入納粹衝鋒隊：「可是我們一群朋友討論過後，大家說服了我：『加入他們根本無濟於事，納粹只支持企業，不支持工人。全是垃圾！你應該不會笨到加入他們吧。』」普法勒勒也反對納粹的反猶主義。他相信「我們都是德國人」，並說道：「人又無法決定自己的出身，何苦仇視猶太人？」

普法勒勒在近距離觀察過衝鋒隊後，漸漸認定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就連這些人遊行的時候，你也看不到他們為工人的利益發聲，他們只是滿口支持元首，說他們想要建立一座偉大帝國、說著《凡爾賽條約》。當然，我們也反對《凡爾賽條約》。但他們的黨綱並不是為了幫助一般百姓，而是偏袒特定勢力。大家很快就會看出真相了。」

雖然一九二八年五月的選舉令多數納粹分子大失所望，但黨內至少還有一人受益於選舉結果：戈培爾。他獲選為國會議員，很快就直接從中獲益。

戈培爾身為納粹的柏林大區長，此前便一直設法藉自己創辦的報紙《攻勢》 （Der Angriff） 煽動騷亂。這家報刊很快就因其惡毒的反猶文章而惡名昭彰，戈培爾尤其將矛頭對準警察局副局長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ss）博士。魏斯是德國猶太人，一九二〇年代末的幾乎每一期《攻勢》都在誹謗他。

戈培爾除了在刊物上誹謗敵人外，還鼓勵黨員在街頭和啤酒館尋釁滋事。為了激怒對手，他也會把納粹集會辦在柏林市中共產黨支持者眾多的區域。一九二八年二月，衝鋒隊在一場這樣的集會上動用暴力，責任追究到戈培爾頭上，讓他被判處六週監禁。但他如今當選為國會議員，結果得以逃避懲罰，因為國會議員不僅享有免費的頭等艙火車票，還有刑事豁免權。

自詡為革命分子的戈培爾也不斷為自己參與民主程序的行為辯解。「我們是反對議會的政黨，」他在五月大選前夕撰文發表於《攻勢》，闡述他的想法：「我們有充分理由反對威瑪憲法，以及其引入的共和制度。」可儘管他持反對議會的立場，但戈培爾仍聲稱參與選舉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能「癱瘓威瑪情節」。這是個很複雜的說法，對許多衝鋒隊成員而言尤其矛盾，因其中有許多人都盼能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

戈培爾繼續自圓其說，他主張「墨索里尼也曾進入國會。然而不久之後，他便帶著黑衫軍向羅馬進軍。共產黨也持有議會席次。可沒有人會天真到相信他們能做出理智正面的貢獻。」

這種矛盾的立場意味著，戈培爾雖要求民眾要有「信念、奉獻與熱情」，自己卻不願「向選民乞求選票」。他向國會如此總結自己的態度：「我們才不屑在這堆臭糞裡合作。我們是來鏟屎的……我們不是以朋友之姿前來，甚至不採取中立姿態。我們是以敵人身份來到這裡！我們來到這裡，就好比衝進羊群的狼。」

戈培爾始終堅守這種貫穿納粹運動的偽達爾文哲學，將納粹比作「狼」只不過是其中一例。三年後，他看了一部有關非洲的電影，並寫道：「奇幻迷人的荒野戲劇……這就是大自然。戰鬥、戰鬥、那是生物的吶喊。沒有和平，唯有謀殺與誤殺……獅子與人類皆然。我們只是沒勇氣大方承認真相。在這方面，野蠻人反而更有人性。與其當知識分子，不如作個粗人。」戈培爾自己畢竟既是知識分子，又身有殘疾，我們很容易從他這種對暴力鬥爭的投入，看出某種程度的幻想投射。他要是真的與「野蠻人」鬥爭，大概沒有贏面可言。

戈培爾也曾花時間思考，在納粹尚未掌權時，要製作有效的政治宣傳材料有多麼困難。一九二九年八月，他透露出自己對觀點形塑過程的見解，他表示，個人的「意見大部分只是輿論的留聲機紀錄。而輿論又是由報紙、看板、廣播、電影、學校、大學及人民的通識教育所塑造。」所以說，納粹面臨的問題在於「這些（說服人心的）方法都是由政府把持。」

戈培爾於是心想，廣大民眾的消極態度都是由現任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沒有資格稱德國人是「膽小的民族」，因為「讓民眾膽怯的正是政府自己。」更甚者，「政府之所以讓民眾膽怯，都是為了依循這套制度的本質推行懦弱的政治。」問題在於，「自一九一九年起，德國政府就一向秉持綏靖政策」，還「容忍叛國」。

讀者若想了解戈培爾是使用何種手段改變民眾的心態，這篇文章提供很豐富的線索。文中透出他的信念，他相信，政府只要能掌控傳播手段，「大抵上」就能依自己心意形塑民眾的觀點。用宣傳材料轟炸人民，人民就會如羊群般乖順。這篇文章也足見他對民主制度之痛恨，以及他對獨裁權力的渴望。宣傳家除了掌控新聞與電影之外，還得掌控戲院與教育系統，要不然怎麼能指望成功呢？

他對這個問題的短期解方（畢竟納粹尚未掌權），卻遠不如他對未來目標的宣示那麼鏗鏘有力。戈培爾表示，「國家社會主義宣傳」的「首要任務」，該當是「從政府手中奪回對國民心理的掌控權。」至於該如何完成任務？戈培爾卻沒有細說，幾乎肯定是因為他還沒想出辦法。

他於一九二九年夏天發表上述觀念，而至當年九月，儘管納粹黨人數已增至約十五萬人，但看起來還沒有什麼掌權的希望。而後他們之所以能在三年後成為德國最大黨，且不到四年，希特勒就當上德國總理，原因很大程度在於德國出現了國家危機。

導致德國崩潰的許多先決條件，在一九二九年夏天就有跡可循——威瑪民主制的脆弱、政黨碎片化、論述的兩極化，還有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但最重要的催化劑要待到秋天才出現——確切來說，是十月二十四日。

美國股市在「黑色星期四」崩盤。此前市場曾因一波投機性買盤而漲高，後來先是出現修正，接著又因人們集體拋售股票而陷入全面恐慌。由於德國經濟須仰賴美國貸款才能維持運作，所以此事尤其重創德國。一旦美國收回貸款，德國經濟勢必崩潰。

華爾街股災出現的時機尤其不利，因為《楊計畫》（Young Plan）在兩個月前才剛剛敲定。原本戰後賠款得以重新商議，這對德國來說可謂經濟救贖。由美國銀行家歐文．楊主持的協約國委員會同意大幅削減賠款。

然而，納粹黨等民族主義者一向是大力反對賠付任何款項，突如其來的華爾街股災又讓他們呼聲更高。他們疾呼道，全球都正深陷經濟危機，而且戰爭都結束十多年了，怎麼還在討論要付出什麼代價呢？他們呼籲就賠償問題舉行全民公投，雖然遭拒，但這個問題仍是揮之不去的痛處。

一九二五年當上德國總統的陸軍元帥興登堡同意了《楊計畫》，原因只是這回的安排好過先前的賠款協議。此舉讓眾多民族主義者更為光火——興登堡只要與賠款沾上一點點邊，在他們眼中就是十惡不赦。這個局面很詭異，因為興登堡不僅認同民族主義者對《凡爾賽條約》的深惡痛絕，更普遍來說，他也認同這些人對民主的不信任。他身為貴族、地主、前軍事指揮官，向來是帶著理解的態度傾聽周身那些說著威瑪體制不牢靠的聲音。

德國失業率急速增加。一九二九年八月的失業人口仍少於一百三十萬人，但到一九三〇年二月，這數字卻躍升為將近三百四十萬。「你每天都得利失業救濟署報到，」普法勒勒還記得當時的情形：「你會在那裡遇到其他人，然後眾人會開始討論、爭執。衝鋒隊也在場、社會民主黨在場、共產黨在場，所有人都曾在失業救濟署碰頭……現場是會起衝突沒錯，但我只喜歡大家互相討論的部分，我只想向懂得更多的人學習……但根本沒有希望，大家都口袋裡裝著湯匙走來走去，因為只要花一馬克就能（從施粥所）領到一餐……我每個月有三十馬克的補助金……那三十馬克裡，有十五馬克會用來繳房租，剩下的十五馬克得撐完整個月份。太可怕了，無法想像。」

可想見，民間疾苦正好幫了納粹一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他們在德國中部的圖林根邦（Thuringia）有了突破。納粹於邦選舉得到超過10%選票──這是他們以往越不了的障礙。這次勝利再度證明了，納粹的成功與德國的災難有著難分難捨的關聯。儘管納粹隨後證明他們沒有治理圖林根邦的能耐，但這無礙他們在選舉中繼續進步。

普法勒勒認為自己知曉箇中原因：「到處都有那種得誤導他人的人。可以說是誘惑他人去做一些在理智時根本不會做的事。可是人在有需要時、在不幸的處境下、在這種絕望之中，難免會做出正常處境下不會有的行為。」

在一九三〇年初這段關鍵時期，二十幾歲的群體被「誘惑」加入納粹黨者是不成比例地多。納粹黨吹捧的偽達爾文主義明顯能吸引健康的年輕人，而「討回戰爭公道」的主張同樣能引起這群人共鳴，儘管他們當年都還太年輕，無法上戰場，但那場戰爭的陰影卻籠罩著他們的童年。

許多大學多年來一直是本土民族主義運動的堡壘，至今人民仍能深刻感受戰後德國喪失領土之痛楚。學生（大多數人之後都會為納粹事業而戰）甚至被灌輸這樣的觀念：他們的義務，就是收復《凡爾賽條約》從德國奪走的一切。一九二九年，圖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校長宣稱：「我們若不下定決心奪回失物，便沒有資格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這句歌詞。而要奪回失物，就只能動用武力……外交官永遠無法給予我們自由。」

雖然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直到一九二六年才正式成立，但納粹的青年組織此前其實已行之有年。先前有些本土民族主義團體於各地推廣有成，納粹青年便跟上這股潮流，乘勢而起。一戰前很受歡迎的漂鳥運動就是一例，其宗旨在於強調親近德國鄉間的價值。「我和許多支持希特勒的年輕人一起上過山，」納粹創黨之初便入黨的克萊茵說道：「青年運動在這之前就活躍很久了，也許我們就是對此事有比較大的熱忱。每個人都是自願前來，不是因為要聽從父母的話。有很多人正是因為父母反對才來，也許因為他們的父親是社會民主黨人吧。他們不顧父母反對，還是來了。」

希特勒青年團對許多年輕人的心靈有著深遠影響──尤其能打動那些家裡正受經濟蕭條所苦的人。「有個個人曾告訴我，他是共產黨員的兒子，我絕對忘不了這個個人，」另一位納粹青年領袖表示：「他們全家人都沒有工作。他一輩子都待在埃森（Essen）這座大都市。後來，希特勒青年團送他參加青年營隊，那是他第一次親眼見到森林。這對那男孩來說是很特別的經歷。森林讓他如此印象深刻，我也深受感動。」

納粹對暴力的投入可能也是誘因。來自德國中部貝恩堡（Bernburg）的一名青少年透露，自己受納粹運動吸引的原因，在於「氣派的衝鋒隊……在集會場所與共產黨人搏鬥。」而他「最痛恨的就是共產黨，因為在我心目中，這些人就是一群貌似土匪的無業遊民，頭戴鴨舌帽、手插口袋，懶洋洋地站在角落咒罵。」衝鋒隊員在我眼中則與這群暴民完全相反。

作者的著作《納粹大屠殺：新史》（Holocaust: A New History）躋身《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暢銷書榜，並由《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譽為「有關納粹大屠殺的頂尖單卷著作」。《泰晤士報》（The Times）稱本書「講述當代歷史上最大罪行的始末，可謂楷模。」《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亦稱其「具有劃時代意義」。
瑞斯曾擔任BBC電視歷史節目部主任，至今已以納粹與二戰為題推出九本著作。其中《納粹：歷史殷鑑》（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奧斯威辛：納粹之「最終解決方案」》（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二戰：於緊閉之門後方》（World War II: Behind Closed Doors）、《希特勒的暗黑魅力》（The Dark Charisma of Adolf Hitler）亦由他擔任編劇及製作人，推出電視紀錄劇集。
瑞斯曾於牛津大學受教育，並至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擔任資深訪問研究員數年。持有謝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與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榮譽博士學位。
其獲頒眾多獎項如下：英國圖書獎（British Book Award）、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BAFTA）、皮博迪獎（George Foster Peabody Award）、廣播新聞公會獎（Broadcasting Press Guild Award）、格里爾森獎（Grierson Award）、廣播獎（Broadcast Award）、兩座國際紀錄片獎（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ward）以及兩座艾美獎（E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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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納粹心態：12個來自歷史的警告》
作者：勞倫斯‧瑞斯（Laurence Rees）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