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印度移工恐懼症是真的還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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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都會區便利商店中，印度裔店員為客人結帳是常見的，甚至在日本傳統的溫泉旅館中，也出現愈來愈多操著流利日語的印度裔服務生──過去印象中穿著和服的溫柔日本「女中」為客人奉茶送餐的情景已在快速改變中。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勞動力出口國，而日本和德國則是印度移工最嚮往的地區。即使日本長期被認為排外、對外國移民規範嚴苛，但也擋不住人口老化、勞力短缺的現實。

2024年12月，印度德里舉辦的年度「印度—日本論壇」上，印度外長蘇杰生（S. Jaishankar）開幕致詞中把「人才流動」（Labor Mobility）提升到兩國合作的首要地位。他說，儘管國防、供應鏈和晶片很重要，但人才流動才是實現這些領域合作的基礎燃料。他呼籲不應只是著眼於單純的移工輸出，而是要建立一個讓印度教育體系與日本企業職能需求能夠對接的精密機制。

印度已是日本重要的勞動輸出國

2024年底日本長照與醫療領域面臨約32萬人力需求，官方估計到2040年會擴大到60萬。當年帝國數據銀行（帝國データバンク）的調查，超過七成IT企業人手不足。種種缺工危機讓日本更積極規畫多元的勞動力來源。之前高度依賴特定東南亞國家的勞動輸入，如今日本更積極和印度展開人才流動合作。

而印度在2023年4月聯合國公布的報告中，人口已達14.28億，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時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勞動力輸出國家，在2024年印度印度海外人口約1800萬至1900萬人，同時移工為印度帶來1294億美元的外匯收入。印度近年來經濟崛起受全球矚目，但外貿仍出現逆差，勞動力出口成了彌補貿易逆差的重要支柱。2025財政年度，移勞貢獻的匯款金額更提升到1355億美元，接近貿易逆差的47%。

印度已是全球最重要的勞動大軍

管理諮詢公司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去年一項研究估計，到2030年全球將短缺4500萬至5000萬名勞工。印度智庫「全球印度人才接觸基金會」（Global Access to Talent From India Foundation）估計，到2030年，印度每年輸出的勞動力數量可以從目前70萬人倍增到150萬人。基金會執行長巴塔查里亞（Arnab Bhattacharya）告訴《紐約時報》，印度「擁有一支應該服務全世界而不僅僅是印度的勞動力隊伍」。

面對全球人力短缺的趨勢，印度政府積極規畫「人才流動」，2025年下半年通過了《海外流動法案》（Overseas Mobility Bill 2025）以取代1983年訂定的舊法。法案的政策目標是從管制性的防止受騙出國轉向積極主動組織全球就業。同時勞動力輸出也從過去藍領勞力擴大到包含護理、資訊等技術成份高的領域；法案並直接點名優先輸出產業包括：醫療照護、建築與農業。印度政府也建立跨部會的國家級勞務出口平台「海外流動與福利委員會」（Overseas Mobility and Welfare Council），負責勞動輸出政策、國際協議協調與勞動市場分析。法案最終目標是要把勞動輸出變成一個產業來規畫。

印度積極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家簽訂雙邊人才流動協議

印度也積極和各國簽訂雙邊人才流動協議。2025年8月印日兩國高峰會發布《印日人力資源交流與合作行動計畫》，目標在未來五年內促進超過50萬人次的雙向交流，其中包括約50,000名印度技術與潛力人才赴日發展。對日本而言，東南亞是低技術勞工的主要來源，印度則是IT等高技術產業勞工的重要來源。

除了日本，印度也和以色列、義大利、德國、希臘、韓國、台灣簽署、洽談勞動力合作協議。和台灣在2024年2月簽訂的備忘錄（MOU）也是近來引起爭議的源頭。

《台印勞工合作備忘錄》是要建立引進印度勞動力的制度性框架，為後續協商與試辦鋪路，主要內容包括：建立政府對政府招募機制以降低仲介剝削，加強職前語言與技能訓練、確保勞工權益與管理機制，並完善返國規畫。

這份MOU標誌著繼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後，印度將成為台灣移工重要來源國。在這個框架中並未明定引進移工人數；至於產業別，初期只鎖定製造業、營造業、農業以及家庭看護。在MOU架構下由台灣決定引進的行業類別與員額，而印度方面負責根據台灣的需求進行招募與培訓。雙方同意優先推動「直接聘僱」模式（DH），以確保過程透明、公平，並減少仲介剝削的可能性。

MOU簽訂至今，雙邊具體進展包括：

一、雙方達成共識，首批將引進約1000名印度移工，且明確鎖定在製造業。 至於營造與看護則被列入「後續考慮」或「小規模評估」階段。

二、台灣政府考慮到印度米佐拉姆邦（Mizoram）教育程度較高且生活習慣與台灣接近，所以與米佐拉姆邦達成初步協議，考慮優先引進該地區的勞工。

三、初期1000名移工中5%取採國對國DH模式，以避免傳統仲介制度可能的剝削。

意欲引進印度勞工的爭議如何看待

前年選舉期間傳出勞動部計畫引進十萬名印度勞工其實是空穴來風。至於勞工團體抗議的，引進外勞會拉低本地工人待遇的問題，其實應該從兩個面向看：

首先，台灣廠商缺工問題嚴重是事實。就如同人口加速老化的日本，非正式就業（アルバイト）佔就業人口比例已將近四成，人數接近2200萬人，因此必須積極引進移工；人口同樣老化中的台灣，年輕人就業習慣也在改變，愈多人傾向兼職等非常態性工作，而且不願擔任非技術性粗工，因此缺工問題並非提高工資就可以解決。而這個問題也非始於規畫引進印度勞工，過去引進東南亞勞工時此議題已爭議多時。

另一個面向是台灣制度上對外勞的保障的確不足，導致外勞工作條件不如本地勞工。例如產業裡移工雖適用最低工資，但實領工資卻是扣除仲介費與食宿費，實際上低於本地勞工；而家庭看護工則與《勞基法》脫鉤，適用《就業服務法》，不受《勞基法》工時限制與最低工資保障。這也是台灣外勞雇用制度被國際勞動人權組織批判之處，去年全球自行車龍頭、生產捷安特的巨大機械，才因為移工仲介費問題遭美國政府指控為「強迫勞動」。

同樣的，第二個面向也非肇始於引入印度移工，而是台灣整個移工制度必須改革的陳疾，否則可能會再遭到國際抵制。

印度移工另一個引發爭議之處是：印度一向惡名昭彰的性別暴力問題。印度女性遭強姦的新聞不時會出現在國際媒體，讓許多人心中留下印度男性有性暴力傾向的刻板印象，這種恐懼也影響了引進印度移工的政策討論。到底這是對印度男性的汙名化，還是真實議題？

雖然常見駭人聽聞的印度性暴力新聞，但就統計數據而言，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紀錄局（NCRB）指出，印度的報案強姦率每十萬人約4.9，並不比美國或北歐國家高。但也有人反駁稱，印度社會歧視女性，女性遭性暴力很多不敢報案，因此強姦率被低估。的確，根據印度國民家庭健康調查（NFHS-5），約32%的已婚女性曾受暴力，僅14%受暴者曾嘗試尋求協助。而收錄在PubMed Central（PMC）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印度一些農村地區，親密伴侶暴力（IPV）盛行率高達59.6%，且社會觀念對IPV有合理化傾向。

全面污衊印度男性勞工就是歧視

上述數據的確會容易讓女性感到不安。但是否可以藉此否決印度移工？在此提供一個類似案例，2015年3月德國萊比錫大學（Leipzig University）一位女性生化系教授 Annette Beck-Sickinger在回覆一位印度男學生申請實習時稱，印度社會存在嚴重強暴問題，為了保護實驗室中的女性學生，因此拒收印度男性。教授回覆的郵件被公開後，引爆成國際爭議。適逢印度總理慕迪（Narendra Modi）訪德前夕，德國駐印度大使連忙發公開信批評女教授的說詞「過度簡化且具歧視性」。而這位女教授的行為也被批評違反了德國反歧視法《一般平等待遇法》，最後女教授公開道歉。

同樣的，對移工性犯罪也不能「集體歸罪」（collective blame）。其實不少國家對移工可能引發「性別風險」都有所規範，除了入境前審查犯罪紀錄，對於高風險工作職缺也會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例如英國、澳洲對於會接觸兒童、病患、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有比一般工廠或農業移工更嚴格的規範，這不是針對特定國家或族群的歧視性待遇，而是針對職位不同、工作脆弱性所做的規範。

台印簽訂的移工MOU中有規定要進行行前教育，在這部分就可以要求印方加強性別意識、男女平權的教育，並進行評量。這些預防措施都有助於增加台灣女性的安全感。

至於有人以台灣移工逃跑率過高為由質疑引進印度移工的安全性。逃跑移工其實和仲介制度、移工解雇、返國與續聘規範，以及產業別的移工資源分配問題緊密扣連，這些都是勞動部要從制度面解決的重要議題。用移工逃跑來反對引進印度移工，有點像堅持要解決藥價黑洞才能調整健保費一樣，並非理性解決問題之道。

面對台灣高齡化與缺工的問題，引進移工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樣的也不可否認引進移工一定會帶來文化、經濟與社會衝擊。畢竟移工不是機器而是會和本地人民互動的活生生的個體，而要因應移工帶來的衝擊，需要用制度規範，也需要政府幫助人民瞭解移工。用積極開放的方式正視印度移工議題，才能讓台灣本地人民生活的更有保障，也讓社會經濟發展的更好。

作者本名郭宏治，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SUNY-Binghamton 社會學碩士，台大經濟系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