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管制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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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4月，日本政府修訂了「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宣布放寬實施近半世紀的武器出口限制，容許向與其簽署防衛協議的17個國家出售具殺傷力的武器。這個舉動被視為日本防衛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的里程碑，贊成者認為日本終於可以擺脫綁手綁腳的束縛，讓具有一定技術優勢的日本軍事工業得以在國際軍工市場上與其他國家競爭。

但另一方面，也有輿論擔憂日本放棄戰後的和平主義，是否具有長期的負面影響。在高市早苗於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的背景下，傳統的和平主義思維儘管在輿論中存在，但對於實質政策的影響力已經相當低落。特別在晚近國際政治的變化下，透過民用市場來維繫軍事工業的潛在產能，從而維繫防衛能力，顯然已經重新成為當代全球主要國家的主流思維，也將對東亞以及全球的地緣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

日本早就具備一個量產能力的軍事工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工得以出口的前提是具有一個具量產能力的軍事工業，然而做為一個少數不被允許擁有正式軍隊的先進國家，日本如何在相當有限的軍事訂單下得以建立、維繫一個具頂尖技術與量產潛能的軍事工業，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其中關鍵之一就是日本戰後長期軍民互通科技的發展。本文將就這個面向來討論日本政策的轉變以及可能的影響。

軍民互通技術與產業的發展源自於二戰期間總體戰的思維，最早源自於德國，在1930年代開始成為日本政府，特別是軍方的重要政策目標。然而必須留意的是，日本自始就不採取以國營或者軍方自行生產的模式來發展軍事工業，而是一方面成立技術單位以統合發展方向與技術規格，另一方面透過「蘿蔔與棒子」，透過招標等方式驅策廠商相互競爭並分享技術。在這個體制下，日本在二戰期間達成了一定程度軍事工業的技術自主。透過在軍事統制經濟體系的集中資源支持，日本培養出一代優秀的工程師與技術人員，建立了自主的航空與造船等工業。

戰後日本如何維繫曾有的軍工技術與產能

在二戰敗戰後的美軍佔領期，這個以軍事動員為核心的體制在遭到拆解，與軍事相關的產能遭到直接的毀壞或嚴格的限制，加上和平憲法的限制，日本戰前所建立的軍工體系等於實質上的瓦解。在「吉田教義」之下，日本採取了防衛依靠美日安保體系，將防衛支出降到最低的水準，而將資源全力放在經濟與民生的發展的國家路線。日本經濟體系在這個過程中快速脫軍事化而成為蓬勃的市場經濟，大量二戰前從事軍工的廠商以及技術人員投入國內與龐大的國際特別是美國市場，而成為全球產業的巨人。許多戰前從事軍事工業的廠商在戰後轉型成為在全球市場中家喻戶曉的廠商，如豐田、索尼等公司都經歷了類似的歷程。

然而在此同時日本政府並沒有放棄技術自主的目標，在蓬勃市場體系中推動軍民互通的產業發展，透過民用的產業發展確保相關軍事工業的潛能。這個體制的重要運作機制之一是由經濟官僚選定策略工業，透過各種實質介入市場的手段整合市場力量扶植。在策略性工業的選擇邏輯上，除了一般所熟知的帶動經濟成長的潛能外，也包括整體的技術自主以及轉換成防衛的潛能。

日本政府著眼的不僅是成長潛能，也隱含國家自主的整體需求

日本政府在策略性工業上偏好「重、大、厚、長」的重化工業，精密機械業以及關鍵電子零組件，所著眼的不僅是成長潛能，也隱含國家自主的整體需求。在這個思維下，日本相關產業與廠商可以透過龐大的民用市場建立產能與技術，創造出不受限於有限的國內防衛訂單的生產潛能。在這思維下，日本政府推動民用航空、造船以及核電等民用產業的同時，著眼的也正是這些產業必要時轉換成軍事工業的潛能。

以航空業而言，戰後初期日本航空工業被美軍占領當局（GHQ）徹底瓦解和禁止。在1957年解禁後，如何重新建立以民航機為核心的航空工業以維繫產能成為重要政策議題。通商產業省決定以民航客機整機製造作為政策目標，邀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島津製作所、住友金屬等相關大型相關企業，找回包括堀越二郎、土井武夫等戰前擔綱戰鬥機設計的工程師推動民航機發展計畫，一面進行設計一面也培訓年輕一代的技術人員。在1960年成立了日本航空機製造株式會社，以三菱重工的技術人員為核心成功打造出日本第一架國產民航機YS-11，正式進入民航機的市場。

儘管YS-11生產技術穩定，但無論價格、通路以及配套的金融服務上都無法與波音領先的航空工業業者競爭，甚至日本國內的航空業者採用意願都不高，導致連年虧損，最後在1973年停產，而日本航空機製造株式會社也在1982年解散，日本戰後第一次建構自主民航機產業的夢想宣告破滅。

日本民航客機整機自製的夢想儘管破滅，並不意味著日本航空工業的消亡。除了不斷發展的國產客機外，日本廠商成為美國民用軍用廠商所不可或缺的關鍵零件供應商。以波音787為例，據估計約有四成的零組件是由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長期參與航空工業的日本廠商所製造。在軍用飛機上，日本廠商是美國少數授權可以生產F-15以及F35的廠商。

日本造船業發達以及面臨的挑戰

相對於航空工業曲折的發展，日本造船的發展較為平順，也成功建立了日本的造艦工業。筆者曾經在之前的文章中約略提到，此次再就軍民技術互通的角度討論。二戰後，從日本開始，東亞各國紛紛走向以擴大商船市場維持整體船舶生產產能，從而維持、提升軍事艦艇製造能量的策略。日本模式主要是透過政府設定整合架構，而企業透過集團內部連帶進行整合，使國內龐大的海運需求成為造船業的基礎，再透過造船業推動相關船舶機械以及鋼鐵業的發展，再以此產能為基礎向外爭取訂單，而在20世紀後半期成為世界造船的霸主。

在此同時，造船所帶動包括各項相關技術，以及上游的鋼鐵技術的發展，又強化了日本製造海軍艦艇的能量，維繫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軍力。日本的水面艦與潛艇長期被視為美國之外而韓國與中國也採用類似的模式，而成為軍民船舶的造船強權。

這個發展模式固然成功地讓日本得以在戰後和平主義架構下維繫著防衛能量。不過相對於中國國家強力主導資源分配的體制，日本仍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架構下進行，民用市場動能的衰退也會連動到這個策略。以最成功的造船業來說，在生產成本提高下，民用船舶市場逐漸遭到中韓取代，日本造船產業能否維繫必要時的軍工產能逐漸成為挑戰。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透過軍工出口直接爭取龐大的市場，也成為日本無論振興經濟乃至國家安全所必要走的路。最近澳洲政府向三菱重工採購十一艘「最上級」巡防艦無疑為軍工出口的方向打了強心針，而日本自身的戰機發展也有機會獲得新的動力。在可預期的未來將可以看到更多長期投注軍民互通技術產業走向軍工的外銷。

對台灣而言，日本相關產業的動向值得更仔細關注。一方面在高市「台灣有事」的發言後，日本的防衛與台灣的防衛已經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台日經貿往來雖然密切，始終未能真正切入相關領域的核心產業。日本相關的產業布局也提供台灣如何平衡ICT與其他產業的重要參考。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