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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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盟軍戰俘的臺灣人獄卒

日本帝國在東南亞關係的層次，甚至比在中國更加複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數十萬被日軍俘虜的西方戰俘在。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估計自己總共控制了二十七萬名盟軍戰俘（十四萬軍人與十三萬平民）──這數字遠比一開始預期的多上許多。日本缺少人力、後勤規畫以及興趣，去優先考量照料戰俘的事情，導致戰俘的死傷比率非常高，超過四分之一的盟軍戰俘在大戰結束時已經死亡。於是，日本人轉而求助於他們手頭的殖民地──特別是臺灣與朝鮮。

盟軍戰俘被分成「亞洲人」（印度人、印尼人、馬來人、緬甸人、菲律賓人、中國人）以及「白人」（英國人、澳洲人、美國人、荷蘭人）兩類。日本人釋放了大部分亞洲人戰俘，雖然其中有數以萬計的人員重新被編入軍事勞動單位。在六萬名於新加坡戰役被俘虜的印度士兵中，有一萬六千人被重組為「印度國民軍」，這支部隊後來在緬甸日軍中服役，對抗英軍。至於被俘虜的中國士兵，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因為日本和中國並沒有正式宣戰，所以日本並不承認他們身為戰俘的地位（中國俘虜通常會被處決或是強迫勞動）。直到蔣介石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日宣戰後，日軍才把國際性的俘虜規範應用到遭俘的中國士兵身上。

日本獲得了比一開始預料更多的盟軍戰俘，於是軍方轉而求助於臺灣和朝鮮，要他們提供戰俘營以及擔任獄卒的人力。在十二萬五千名「白人」戰俘中，有數以百計的高階軍官被轉送到臺灣與朝鮮的戰俘營。剩下的白人戰俘則被安置在香港、海南、馬來亞、婆羅洲、東印度以及菲律賓的營地。在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臺灣共設有十二個戰俘營，關押了八千名盟軍戰俘。日本人會讓從東南亞抵達、數以百計的盟軍戰俘在臺灣與朝鮮的城市遊街示眾，好作為宣傳日本軍事優勢的展示。藉著讓被俘的英國、澳洲、美國、荷蘭士兵，在數以萬計的臺灣人與朝鮮人眾目睽睽之下遊行，日本官員試圖打消在殖民地中對西方列強最後一點苟延殘喘的仰慕。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開始徵募臺灣人（大部分是漢人，不過也有原住民）與朝鮮人擔任戰俘營獄卒，好解放日本士兵到前線作戰。這些新志願者在各自的殖民地中接受兩個月的訓練後，便被布署到各個海外戰俘營中。據估計，大約有一千五百名臺灣人與三千名朝鮮人獄卒在東南亞任職。大多數臺灣人都被派遣到香港、婆羅洲與菲律賓的戰俘營，朝鮮人則被派到新加坡、暹羅與東印度。

到終戰時，臺灣人與朝鮮人獄卒已經因為對盟軍與亞洲戰俘的極端殘酷而變得惡名昭彰。在戰後盟軍倖存者做出的證詞中，證實了他們遭到臺灣人與朝鮮人的虐待，包括拷打折磨以及故意扣剋食物與藥品。一位前新加坡華人戰俘回憶，臺灣獄卒在對待戰俘方面甚至比日軍士兵更加暴虐。二○一四年，一位曾在「泰緬死亡鐵路」工作的前英軍戰俘亞瑟．連恩，也在英國報紙上做出了類似的引證：「日本獄卒很壞，但朝鮮人與福爾摩沙人（臺灣人）則是惡劣至極。」連恩相信殖民地獄卒之所以對戰俘做出極端表現，是因為要「證明他們和日本人一樣好」，而且「除了我們戰俘以外，他們沒有其他足以宣洩的對象」。關於臺灣人與朝鮮人應該要為他們對盟軍戰俘的暴虐行為負責到什麼地步，這個問題一直引起熱烈爭論。某些史家批評像是連恩這樣的盟軍戰俘，說他們的記載沒能認真考量這些獄卒的殖民地身分，這些在軍隊階層中處於最低階的人，只是依據日本集中營管理者的命令行事罷了。

在過去幾十年間，臺灣在婆羅洲獄卒的戰後口述歷史被謄錄下來，這些口述歷史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這些臺灣人究竟是在怎樣的動機下成為志願者，而當他們面對這項工作時，又會受到怎樣的壓力與刺激。就像其他服軍役的臺灣人，獄卒也得到了相當的報酬。為了匯給家人更高的薪資，莊銀財（生於一九二五年）離開原本在五金行的工作，成為一名獄卒。鄭火山（生於一九一三年）因為假定獄卒的工作不會像他在煤鐵運輸公司那樣艱辛，所以志願投入這個工作。其他人則是出於一種強烈的愛國心，熱烈接受徵募，林水木（生於一九二七年）高度仰慕日軍，於是離開了他在工程師方面的實習業務，深深沉浸在一種臺灣的「志願者熱情」當中。日語學校教師柯景星（生於一九二○年）相似地跟隨他已經服軍役的三名哥哥，申請成為一名獄卒。另一方面，陳臺生（生於一九二二年）則是受到日本殖民地警察的威脅，他回憶說，日本警察告訴他，「不志願參加就會被當成反日分子」，還說「為日本戰死是最高的榮譽」。

這五個人屬於一九四二年七月第一批被徵召的臺籍獄卒，這些人在受過兩星期的訓練後，就被派去監管戰俘。在南臺灣的訓練中心，日本軍官教導他們使用武器以及如何以體罰來管教戰俘。臺籍獄卒本身也遭到日本上司的言語和精神虐待──這是日軍標準的訓練方式。雖然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二年向盟國列強表明，自己將會遵守一九二九年《日內瓦公約》的國際法規範，給予戰俘合適的處置，但獄卒們似乎對此毫無所悉。莊銀財與林水木就回憶說，他們完全沒有想過，盟國之後會把他們對戰俘的體罰視為一種戰爭犯罪。

完成在臺灣的訓練後，這五個人和其他兩百名臺灣獄卒一起被送到婆羅洲古晉的戰俘營總部，在那裡大約有六千名從馬來亞、緬甸以及東印度聚集而來的盟軍戰俘。就像散布在帝國各地的其他戰俘營，婆羅洲的臺籍獄卒監督戰俘的強制勞動，例如建設道路、機場以及運輸輜重。林水木和莊銀財在回憶中說，他們對戰俘感到同情。林水木宣稱，當他監督戰俘勞工在安汶建設機場時，曾試著給予戰俘額外的休息。莊銀財聲稱，他在每天的互動中變得愈來愈傾向戰俘，會給予他們自己吃剩的飯菜，或是帶給他們多餘的食物，但是，一旦莊銀財的上司發現他給這些人多餘的食物，他們就會當著戰俘的面毆打他。林水木也相似地感到來自日軍上層的壓力，假如臺籍獄卒被發現放縱戰俘打馬虎眼，就會遭到懲罰。

臺灣原住民獄卒也相似地參與了對盟軍戰俘的暴力虐待。舉例來說，Zakara（生於一九二○年，日文名中野光雄，漢名朱篤儀，阿美族人）就曾經志願擔任獄卒，在六個月的時間中，跟朝鮮人一起監管北婆羅洲的盟軍戰俘。在戰後的訪談中，Zakara 承認，當戰俘從強迫勞動作業中脫逃的時候，他們會追捕並射擊那些被捉到的戰俘。其他像是 Ruradenramakau（生於一九二一年，日文名川野榮一，漢名高榮利，排灣族人），他是第二批抵達菲律賓，負責監管美軍戰俘的志願梯隊，這批人來得非常倉促，並沒有受過事前訓練。在新幾內亞，日軍在一九四四年時陷於斷糧境地，臺灣原住民坦承，他們和日本士兵會食用戰俘的屍體以抵禦飢餓。

據柯景星所言，婆羅洲的盟軍戰俘一開始享有足夠的食物配給，還被同意在戰俘營邊緣種植蔬菜。但是在一九四二年（珊瑚海海戰）、一九四三年（瓜島戰役），日軍在南太平洋海域遭到挫敗後，日本對東南亞的補給線日益遭到盟軍切斷。結果，婆羅洲的戰俘營遭遇到嚴重的食物與醫藥短缺，使得瘧疾與痢疾猖獗橫行。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數以百計在婆羅洲古晉總部的盟軍戰俘死於營養失調、疾病、強制勞動導致的疲憊以及盟軍空襲。

一九四五年初，因為預料盟軍會入侵婆羅洲，所以日軍開始轉移戰俘到更內陸的地域。在惡名昭彰的「山打根死亡行軍」（一九四五年一月到七月）中，包括柯景星與莊銀財在內的臺灣人獄卒，帶著大約兩千五百名英國與澳洲戰俘，穿越數百公里的崇山峻嶺。日軍軍官命令臺灣人處決病重、衰弱、被看成是其他人負擔的戰俘。某些臺灣人獄卒反對日本長官的命令，但如果他們不遵從，就會受到槍口威脅。到了一九四五年七月，六個戰俘營的戰俘幾乎全部死光。二十名臺灣人獄卒，包括柯景星與莊銀財，隨後在一九四六年被澳洲軍事法庭以戰犯罪審判，罪名是他們在山打根死亡行軍中處決戰俘。（參見本書尾聲）

並非所有臺灣人獄卒都遵從日本上司的命令。根據史家田中利幸所述，一名日本姓中村、在婆羅洲任職的臺灣人獄卒，警告澳洲戰俘凱斯．伯特利說，他的日本上司計畫要處決剩下的盟軍戰俘，因此他們應該逃跑。伯特利成功脫逃，幾天後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中村攻擊四名日本軍官，殺死一人、殺傷兩人，隨後自盡。伯特利在八月中被澳軍所救，後來他擔保另一名臺灣人獄卒李錦樹（豐田孝吉）的正直。李錦樹一度因為在山打根死亡行軍中處決戰俘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但伯特利聲稱他慷慨地分出多餘食物、在執行勤務時也不毆打戰俘，最後拜伯特利之賜，他的刑期被縮短到兩年。

因為整個日本帝國的戰俘營不管是條件、狀況還是人員，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我們很難對臺灣、朝鮮、日本獄卒對戰俘的行為普遍地一概論之。由於日本軍政府對戰俘的處置也沒有一個一致的官方政策，所以獄卒的行徑通常是隨著指揮將領而有所不同。陳登作──一名菲律賓的前臺灣人獄卒就回憶說，他的日本上司「相對仁慈，且同意戰俘自治」。不像他那些在北婆羅洲被教導毆打英國與澳洲戰俘的的臺灣同僚，陳登洲在他的集中營中，很少看到臺灣人獄卒對美國戰俘施暴。雖然要為臺灣人獄卒免除他們應負的行徑與責任顯然並不公平，但他們其實無法控制戰線的目標與狀況。甚至在結束一開始的兩年契約後，柯景星和其他臺灣人獄卒也不被同意返回臺灣，原因是日本上司不想要訓練新人。其他臺灣人一開始前往東南亞是擔任軍事勞工，但隨後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臨時被派遣去擔任戰俘營獄卒。

即使是對盟軍戰俘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臺灣人與朝鮮人獄卒仍必須從屬於日本人。他們穿著有所區別的制服、在袖套上繡著紅星、配戴刀與手杖而非槍械，這些都讓他們在視覺上明顯與日軍士兵有所不同。根據新加坡人李天肅的說法，即使是在戰俘營之外，臺籍軍事人員也很容易從他們的卡其制服、三角帽以及用來毆打他們轄下強迫勞工的手杖來加以辨別。臺灣人獄卒的糧食配給屬於第二等，大概只有日本軍官的三分之一不到，跟戰俘大致相等。結果，臺灣人受到盟軍戰俘與當地民眾所鄙視，這些人不尊重臺灣人、認為他們不是「真正的日本士兵」。陳臺生（五名婆羅洲的臺灣人獄卒之一，因為戰爭犯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回顧說，他對盟軍戰俘感到很幻滅，因為他們抱持著種族偏見，認為臺灣人是劣於日本人的一群。也許臺灣人對盟軍戰俘的殘酷案例，並不只是受到日本軍事訓練和反西方宣傳的驅使，而是同時受到日本上司以及那些自己負責監管的戰俘所鄙視的緣故吧！

作者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並為亞洲研究計畫的成員。耶魯大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專長為日本近代史，特別是日本帝國、殖民臺灣，以及日中關係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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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
作者：白根晴治（Seiji Shirane）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