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戰爭大幻象：帝國好戰者的貪婪與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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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防禦與侵略的關係

本章討論：

● 防禦的必要性源自攻擊動機的存在

● 那些人人忽視的老生常談

● 削弱侵略動機本身就是一種防禦工作

本書所闡述的核心主張──人類世界已經演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文明群體已不再可能透過軍事武力征服另一個群體，來增進自身的福祉──這套論點若非廣泛屬實，就是廣泛的錯誤。如果這個主張是錯誤的，那麼它當然與我們現代實際問題毫無關係，也不具備任何實踐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透過戰爭來調度大規模軍備競賽，是邏輯上合理且自然的常態。

然而本書最常遭遇的批評是：儘管核心主張本質上正確，卻仍缺乏實用價值，因為：

1.軍備是為了防禦，而非侵略。

2.無論這些原則多麼真實，世界從未也永遠不會認同它們，因為人類不是由理性引導的。

關於第一點，如果我們真正理解那些常被視為陳腔濫調的真理，許多問題或許就會消失。

當人們說「我們必須採取防禦措施」時，等於在說「有人可能會攻擊我們」，而這又意味著「有人具備攻擊我們的動機」。換句話說，那項促成軍需的基本事實，也是歐洲軍國主義的最根本解釋，正是那股驅動侵略的「動機力量」。（當然，我所說的「侵略」一詞，不僅包含優勢武力的實際動用，也包含威脅或暗示動武。）

這種動機可能是物質的或道德的；可能源自真實的利益衝突，或純粹出於想像；但隨著潛在侵略的消失，防禦的需求也隨之消逝。

讀者認為這些老生常談無關緊要嗎？

我將舉出幾項針對本書的批評舉例。以下是倫敦《每日郵報》的評論：

大國武裝自己，與其說是為了掠取戰爭利益，不如說是希望避免戰爭的恐怖；軍備是為了防禦。

而倫敦《泰晤士報》則表示：

「毫無疑問，勝利方也會遭受損失，但誰的損失更慘重？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

《每日郵報》的評論發表的三個月前，正值一場「如火如荼」的大海軍擴張運動1，這場運動完全基於一個假設：德國正「覬覦戰爭的戰利品」；因此，英國增加海軍預算正是應對這類動機的直接結果。若非基於這項假設，英國擴編海軍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這種要求擴軍的叫囂，唯一的理據就是英國可能遭受攻擊；而歐洲各國也都以同樣的方式為其軍備辯護。結果就是，每個國家都深信這種「攻擊動機」在世界上普遍存在。

《泰晤士報》對德國侵略威脅的強調程度，幾乎不亞於《每日郵報》；但其批評暗示著，這種預期侵略背後的動機，並非出於任何政治優勢或利益獲取。德國顯然意識到侵略不僅毫無實質收穫，反而會帶來沉重負擔與高昂代價；然而她仍執意發動侵略，只為讓自己受損時，別人損失更慘重！

　　與倫敦《每日郵報》和《泰晤士報》相同，馬漢未能理解本書一再老生常談的道理2，而這個道理正是防禦與侵略關係的基礎。因此他在批評本書時，引用拿破崙時代英國的處境做為證明，認為商業優勢來自於壓倒性軍事力量的掌控，並寫下這段話：

當時英國的商業優勢，正源自於對海權的武裝掌控，這使得她的商業與工業體系得以免受敵人的侵擾。

因此，人們得出「武力具有商業價值」的結論，其實是透過這種邏輯得來的：在評估一個涉及雙方的案例時，你完全忽略了其中一方。

英國的優勢並非因為她「動用」了軍事力量，而是因為她能「阻止」軍事力量對她動手；而之所以一定要投入，是因為拿破崙有威脅她的動機。假如不存在這種侵略動機，不論這動機是基於道德或物質、是正當或錯誤，大英帝國即便完全沒有武力，也會比當時更安全、更繁榮；她就不必將三分之一的收入揮霍在戰爭上，她的農民也就不至於挨餓。

《旁觀者》雜誌的書評與《泰晤士報》的言論性質相似，其內容如下：

安吉爾先生的核心觀點在於：那些一般認為國家獨立與安全能帶來的種種好處，其實除了存在於大眾的幻想中，根本並非事實。他主張，英國人即便受德國統治也一樣能過得幸福，而德國人受英國統治亦然。因此，採取任何措施來維持現有的歐洲秩序都是不理性的，因為只有感情用事的人，才會覺得維持現狀有什麼價值可言。

或許在私人生活中，安吉爾先生並非如此言行合一，也不至於去宣揚那種「強盜邏輯」，亦即對聰明人來說，「我的（meum）」 和「你的（tuum）」其實只是同一個東西的兩個名字。如果他真想說服大眾，他最好把這套邏輯套用在更切身的生活事物上，去說服一般平民：婚姻和私有財產，其實就跟「愛國主義」一樣，都只是幻覺。畢竟，如果要將情感從政治領域驅逐，那在邏輯上，道德領域也就不該保留任何情感成份。

為了答覆這頗為不同凡響的批評，釐清它的重點十分重要，因此容我摘錄當時致《旁觀者》雜誌的部分信函內容如下：

至於前述評論對本書範疇與性質的描述是否正確，可從以下的事實陳述中一窺究竟。我的這本小書並未攻擊「愛國主義」的情感（除非對那種「決鬥者式的尊嚴觀」進行批判，也算攻擊的話）；我只是單純沒有處理這個議題，因為它超出了我主軸論點的範疇。我並不主張，且貴刊的評論者也找不出任何一行字能佐證這種結論：「英國人在德國統治下會過得一樣幸福。」我並沒有斷言維持現有歐洲秩序的措施是非理性的，我沒有主張「國家自我防衛是愚蠢的」，更不反對在此刻增加軍備。

相反地，我特別強調，只要目前的政治哲學（思維體系）一日不變，我們就必須維持相對於其他強權的軍事地位。我承認，只要我所相信的「德國侵略威脅」依然存在，我們就必須武裝。我並沒有在宣揚那種「我的就是你的」強盜邏輯；我整本書的趨向恰恰相反：我是要證明，現行外交體制背後的邏輯才是行不通的「強盜邏輯」；而且隨著社會結構日益複雜，「你的」與「我的」之間的產權界線，必須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受到更嚴格的遵守。

我不主張將情感從政治中抹除──如果「情感」指的是引導我們處理婚姻與私有財產的「共同道德規範」。我整本書的基調，正是在竭盡所能地強調與此完全相反的觀點：即我們在個人社會中因生存需求而發展出的道德規範，隨著國家間因發展而變得更加相互依存，也必須同樣套用到國際社會之中。

我只引用了貴刊書評作者文章中的一小部分（該文章佔據了整整一頁篇幅），但我認為自己並未誇大其詞──其中近九成內容都與我所言相悖，且如同我引述的段落般，扭曲原意。我真正試圖闡明的是：防禦措施的必要性（這點我完全認同並強烈主張）必然隱含著某方的侵略動機，而此動機源自當前普遍存在的信念：人們相信成功的征服能帶來社會與經濟利益。

我挑戰了這個普遍被認同的治國之道，並試圖證明：過去三、四十年間的工業發展──特別是在通訊技術方面的進步，已催生引某些經濟現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許就是各國證券交易所的連動反應，以及世界各大經濟中心在金融上的相互依存。

這些現象使得現代財富與貿易變得「無形化」，意即侵略者無法透過軍事強佔或干預這些財富來為自己牟利。這並不意味著「自我防衛」已過時，而是「侵略」已過時；而一旦侵略行為停止，自我防衛也將不再必要。

因此我主張，在這些鮮為人知的真相中，或許能找到走出軍備僵局的出路。如果能證明大家公認的侵略動機，其實缺乏扎實基礎，歐洲的緊張局勢將得到極大緩解；而隨著侵略動機的減弱，遭受攻擊的風險也會隨之大幅降低。我追問：這一系列的經濟事實，即便歐洲的一般政治家對此知之甚少，但少數最頂尖的金融家至少早已瞭若指掌，是否已足以徹底改變治國之道的真理？我也敦促人們應根據這些事實，重新審視現行的政策。

您的評論員非但沒有處理這些被提出的問題，反而指責我「攻擊愛國主義」、主張「英國人在德國統治下同樣會快樂」，以及諸如此類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這算是嚴謹的批評嗎？這符合《旁觀者》的水準嗎？

對於前述信件，《旁觀者》的書評作者作出如下回應：

如果安吉爾先生的著作給我的印象，能與他這封來信所呈現的一致，那我當初寫評論時的基調肯定會大不相同。我只能辯解，我是根據該書給我的實際印象來下筆的。針對他的「事實陳述」，請容我做出以下幾點修正：

(1)我當時不該說安吉爾先生認為英國人在德國統治下會「同樣幸福」，而應改說他們的「經濟條件會同樣優渥」。但在他的學說中，既然將「物質福祉」視為政治家的「最高目標」，這兩個詞看來是可以互換通用的。

(2)「現有的歐洲秩序」是建立在「政治武力具有經濟價值」的假設之上。安吉爾先生則主張「政治武力的經濟徒勞性」。在我看來，採取措施去維持一個建立在「徒勞」之上的秩序，確實是「不理性的」。

(3)我從未說過安吉爾先生「在目前的思維體系下」反對把錢花在軍備上。

(4)書中強調一般所理解的「愛國主義」在經濟上是種愚蠢行為，這在我看來確實暗示了「情感應從政治中剔除」。但我承認這僅是我個人的推論，儘管我至今仍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推論。

(5)我為使用「強盜邏輯」一詞道歉。這種詞彙帶有修辭色彩，缺點在於雖然傳神，卻不夠精確。

事實上，這番反駁仍暴露出誤解所導致的初始批評。當我主張德國難以重傷英國，因為如果德國施加傷害，將立即反噬德國自身繁榮，書評作者卻誤解為：這等同於宣稱英國人在德國統治下能享有同等幸福或繁榮。他完全忽略關鍵：若德國人確信征服英國毫無利益可圖，便不會發動征服，屆時根本無需討論英國人在德國統治下的幸福程度。這不是英國人高喊「讓德國人來吧」，而是德國人自問「我們為何要去？」的邏輯。至於批評者第二點，我已明確闡明：主導行為的關鍵不在於對手的真實利益，而在於他「自認的真正利益」。軍事力量固然經濟效益空洞，但只要德國政策仍建立在「軍事力量具經濟價值」的假設上，英國就必須以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力量來應對。

數年前，某西部礦業小鎮的銀行經常遭遇「搶劫」，因為眾所周知，掌控該鎮的大型礦業公司會在此存放大量黃金用於支付工人工資。於是這家公司改為主要透過舊金山銀行的支票來支付薪資，並採用簡易的結算系統，徹底廢除了該礦業小鎮大量使用黃金的慣例。此後，那間銀行再也沒遭遇過襲擊。

事實上，該銀行以帳簿取代黃金的變革措施，就像是花費數萬美元在城鎮周圍構築堡壘、防禦工事並架設加特林機槍的防衛措施。在兩種防禦方式中，以支票替代黃金的作法不僅成本低廉得多，效果也更為顯著。

即便《旁觀者》書評者所做的推論屬實（事實上絕大部分並非如此），他依然忽略了一個重要元素。就算這本書真的涉及「愛國主義的愚行」，這與討論主題又有何干？因為我也主張，各國有權保護自己的「愚行」，使其免受他國的攻擊。我或許認為「基督科學教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或「唯靈論者」是非常愚蠢的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害的；但若國會提出一項法案，企圖以武力鎮壓他們，我將會竭盡全力反對該法案。這兩種態度之間有何矛盾之處？我認為，全世界受過教育的人都持有這種態度。

雖然這點並不重要，也與本主題幾乎無關，事實上我認為英國在法律、社會習慣和政治哲學方面的某些觀念，遠比德國的觀念更令人嚮往。但如果我認為這些觀念需要靠龐大軍備「無限期」地進行防禦，我根本就不會寫這本書。

我之所以認為這種「防禦必要性」是基於一種完全的幻象，不僅是因為就現況及當前的政治哲學而言，德國絲毫沒有要透過戰爭來改變我們的法律、文學、藝術或社會組織的意圖；更是因為，即便德國真有此意，那也是建立在他們遲早必須擺脫的幻象之上。畢竟，德國的政策不可能永遠與歐洲的主流價值背道而馳；這就像歷史上任何一個歐洲強權，最終都無法置外於「反對以國家暴力強加宗教信仰」的文明浪潮。因此，我認為「防禦工作」的核心部分，就在於協助確立這類歐洲真理共識；這與持續建造戰艦直到德國認同此觀念一樣，都是防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前述誤解多源自一種模糊的恐懼，認為本書所呈現的想法，必將削弱我們的防禦能量，使我們在競爭對手前，處境比過去會更加不利。然而這忽略了一個事實：如果進步的想法會削弱我們的防禦能量，同樣也會削弱對手攻擊的能量，雙方相對實力仍與一開始相當。唯一差別在於，我們已向和平邁進一步，而非走向軍備競賽必然導致的戰爭深淵。

然而，在這種「未能釐清防禦與侵略之關係」的誤區中，有一個面向能讓我們更進一步探討：這些原則究竟如何影響實際政策的制定。。

作者為英國記者兼政治家，曾任世界反戰反法西斯委員會執行委員，並參與國際聯盟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他於1931年受封爵士，1933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1905至1912年間擔任《每日郵報》巴黎版編輯，並於1929至1931年出任工黨國會議員。他也是《和平理論與巴爾幹戰爭》及《勝利的果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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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戰爭大幻象：帝國好戰者的貪婪與錯判》
作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
出版社：大寫
出版時間：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