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崩塌，不是因為女人失去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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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茵惠

兩年前，我受出版社之邀，為大衛・貝納塔的《生兒為人是何苦》舉辦一場講座，題目是：「生或不生，是誰的問題？」

貝納塔是著名的反出生主義哲學家，他的核心命題非常簡單：出生本身，是一種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傷害。那場講座裡，我談女性的薪資不平等、母職懲罰、二度就業的玻璃天花板，也談日本女性作家對「兒童是未來納稅人」這種說法的反感——因為那和把女人視為生育機器，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差別。

直到 QA 時間，一位男性讀者，看來似乎十分困擾地舉手提問：「為什麼我們需要證明經濟不平等跟母職懲罰真的存在，才能討論不生這個選擇呢？」

他說的非常對。關於生育問題，一直存在著嚴重的道德不對稱性：人類選擇繁殖從不需要自我論證，拒絕繁殖才需要。相對的，沒有人會在公開場合忽然要求一個育有三子的母親「請先證明你的人生因此更幸福、你的孩子確實被妥善照顧、你的決定沒有來自從眾壓力」。

生育被預設為自明的善，它自帶價值，自帶意義。而不生則不帶價值，不帶意義，因此需要被審問：是不是太自私？是不是太窮？是不是因為女性主義學壞了？是不是其實生不出來在硬凹？而我在試圖「理性」進行公共對話時，無可避免的再度進入了舉證責任的陷阱之中。這似乎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也是當代關於生育率討論的最大盲點之一，人人都覺得憂心忡忡，人人都想找到理由。

2024 年八月《大西洋月刊》Christine Emba 寫了一篇極受歡迎的文章：〈人們不生孩子的真正原因〉。這篇文章回應了人們，或者至少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對於跌落谷底的生育率的焦慮。

歐洲 2024 年的弔詭：家庭價值為什麼沒能催生？

Emba 的文章引用了大量數據，論證了一件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經濟補貼救不了生育率。南韓砸了2000 億美元，生育率反而再跌25%；法國家庭支出占 GDP 比例全歐洲最高，2023 年仍創下二戰以來新低；北歐國家擁有最完整的育嬰福利，生育率也在下跌。她從這個前提推出結論──問題不在錢，在「意義」。現代人失去了關於人生、關於繁衍、關於將下一代帶到世界上的存在性確信，所以再多補助也喚不起生育意願。

事實上我很喜歡 Emba 思考事情的方式，我也認為關於生育率，「意義」的缺失真的比想像中更重要，但我們想像的「意義」或許非常不同。此外，只要稍微把視野拉開一點，就會看見一個 Emba 沒有辦法處理的嚴重弔詭。

讓我們看一張 Eurostat 2024 年的歐洲生育率視覺化地圖。

與一般人預期的相悖，歐洲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其實都是人際關係相對緊密、家庭價值高昂的國家，包括西班牙1.10、馬爾他1.01、義大利1.18、希臘1.24、波蘭1.14、立陶宛1.11──這些國家有一個共同點，它們是歐洲最虔誠保留「傳統家庭價值」的地方，多數是天主教或東正教文化核心區。

相反的，歐洲世俗化最徹底、宗教影響力最弱、家庭觀念最開放的法國與北歐國家反而稍有起色──法國1.61、冰島1.56、丹麥1.47、挪威1.45、瑞典1.43，仍遠低於人口替代率，但數字沒有嚴重繼續下探。

如果 Emba 的「意義論」是對的，也就是宗教與傳統家庭結構提供的存在意義，真的是維繫生育率的關鍵，那我們應該看到完全相反的圖像。但現實卻徹底相反，保留最多「神聖意義」的社會，生育率崩壞得最徹底。

OECD2024年的「婚外生育比例」則提供了另一個十分反直覺的觀察。如果「建立家庭」真的是「意義」來源，那麼不應該在最穩固的民法經濟組合中誕生嗎？亦即，不應該有婚姻當靠山，大家才會放心的生嗎？但歐洲生育率相對沒有到極差的國家，幾乎都有極高的婚外生育比例，如冰島69.4%、法國58.5%、挪威61.2%、瑞典57.5%、丹麥54.7%。也就是說，這些社會早就把「生小孩」和「進入婚姻」這兩件事脫鉤了。一個女人可以在穩定同居關係中生育，可以在分手後共享親職，可以單獨選擇成為母親。生育不再需要先通過婚姻這道閘門，反而促進了生育率──這在東亞國家幾乎是不能想像的。

反觀低生育率國家，如南歐天主教社會、東歐東正教社會、加上極端版本的東亞，它們的婚外生育比例都偏低。希臘 9.7%、波蘭 28.7%、克羅埃西亞 26.1%。而東亞婚外新生兒比例更是懸殊：南韓5.8%、日本2.4%、台灣大約也在 4% 左右。

把這兩張圖比照起來看，一個結論呼之欲出：開放自由的世界裡，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不是失去意義的地方，是堅持把生育綁在婚姻裡的地方。

不婚不生，幸福一生？如果「意義」不在任何一個他人身上

這對 Emba 的論述是一個結構性的反證。她引用 Catherine Pakaluk 的著作《漢娜的孩子》（Hannah’s Children: The Stories of Women Quietly Defying the Birth Dearth），書中訪談了五十多位生育五個以上小孩的虔信美國母親當作生育意願的範本。但這些母親在統計上是5%的離群值。把離群值當作整體解方，是經典的選擇性取樣。當你把她們所信奉的那套價值放大到國家層級檢驗，得到的不是西班牙1.10、義大利1.18 嗎？

東亞的處境更值得拿出來談，因為台灣讀者就身處於這個極端版本裡。台灣、南韓、日本三地，都同時擁有以下幾個特徵，包括女性教育程度世界級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婚姻被視為生育的必要前提、未婚生子被高度污名化、母職的密集程度持續加碼。這個組合的結果，就是全世界最低的生育率群。

我們的生育率崩塌，不是因為年輕人「找不到人生意義」，逢年過節還得焚香祭祖、神明遶境依然是大事的社會，真的不能隨便說自己價值已經真空。事實上，更可能是因為當代女性看穿了傳統的「意義」其實建立在她們的犧牲之上——她們大可以選擇不簽這份合約，因此才會有那句流行語：「不婚不生，快樂一生。」

這裡有一個 Emba 不願意承認的事實，那些「維繫著意義」的社會，付出的代價是壓在女性身上的。她在文中引用 Pakaluk 一段話，講那些虔信母親「相信神有安排」、「相信家人會互相支撐」、「相信經濟壓力總會自己解決」。讀起來很溫暖。但翻譯過來其實是，這套系統運作的條件，是女性必須持續放棄職涯、放棄財務獨立、放棄個人時間、放棄主導生育節奏的權利，然後用「信仰」來合理化這個放棄。當女性開始能夠選擇不放棄時，整個系統就停擺了。

意義真的很重要，當女性認為「維持個人自由與福祉」是最高意義，且沒有人能逼迫她們自我犧牲時，她們很正常的會優先選擇這個「意義」。

第二次人口轉型：一個被預告了四十年的「當代問題」

事實上，低生育率是全球化的現象，而且40年前就有人預言了。目前主要仍維持人口替代率的地區，集中在非洲 ，而且也在逐年下降中。

1986年，比利時人口學家 Ron Lesthaeghe 和荷蘭人口學家 Dirk van de Kaa 共同發表了一篇荷蘭文論文，標題是〈第二次人口轉型？〉──當時還帶著問號。隔年 van de Kaa 受美國人口資料局之邀撰寫歐洲人口報告時，他已經自信地把問號拿掉，直接以「歐洲的第二次人口轉型」為題發表。

經典的「第一次人口轉型」（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發生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工業化社會，從「高死亡率、高生育率」走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最終會穩定在所謂的「替代水準生育率」2.1 左右。這是人口學教科書的標準版本，預設了一個漂亮的均衡終點。

但 Lesthaeghe 和 van de Kaa 觀察到一件事：1970年代以後的西歐，根本沒有要在 2.1 停下來的意思。它持續下探，並且伴隨一整組的現象──同居取代婚姻、婚姻與生育脫鉤、離婚率上升、生育延後、終身無子女比例增加。因此，這不是「轉型還沒完成」，這是另一種轉型。

他們認為驅動這次轉型的並不是經濟，是「價值觀的根本變遷」，譬如個人自主性的擴張、對所有形式權威的質疑、以及「更高度的女性解放」，是這次轉型區別於上一次的核心特徵，這是1986年就被預言的事實。

這裡有一個關鍵之處，今天討論生育率的人經常忽略，21世紀的人可能會以為，預設到第二次人口轉型的學者應該要很擔心人類滅亡？但其實沒有。Lesthaeghe 和van de Kaa 當年並沒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議。他們的立場接近結構宿命論──這是現代性的後果，是不可逆的價值觀轉移，移民會部分補位但無法完全補位，整個社會將進入「結構性的低於替代水準生育率」狀態。他們的態度大致是：「這就是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你接受它，調適它。」

換句話說，當人們「驚訝地發現」經濟補貼救不了生育率、人們失去了某種存在性的確信——這個觀察，Lesthaeghe 和van de Kaa 在四十年前就預告了，而且他們不認為這需要被「修復」。Emba的問題其實跟更多的論者一樣，是把一個結構性事實重新包裝成一場道德危機，然後暗示我們應該想辦法回去。回到哪裡？回到女性還沒解放、權威還沒被質疑、生育還沒和婚姻脫鉤的那個世界嗎？

她當然不會這樣明說。但 Pakaluk 那本《漢娜的孩子》的潛台詞就是這個──讓我們看那些「還沒走完第二次人口轉型」的女性，她們才是答案。問題是，第二次人口轉型不是一條可以走回頭的路。它已經發生了，除非重新奴役地球一半人口，或者真的激烈的改變社會結構，否則不會有解方。

Gøsta Esping-Andersen：當革命走到一半

2009 年，丹麥裔社會學家 Gøsta Esping-Andersen 出版《不完整的革命》（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試圖在第二次人口轉型已成定局的世界裡，找出一條政策路徑。

Esping-Andersen1990年的著作《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是當代福利國家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把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體制分成自由派（盎格魯撒克遜）、保守派（歐陸基督教民主）、社會民主派（北歐），這個三分法到今天還是學術標準框架。因此他不是什麼異想天開的普通學者，是這個領域的主流思想家。

《不完整的革命》最關鍵的概念裝置就在書名。Esping-Andersen 說他選這個書名是要強調兩件事，首先，是從一個均衡狀態移動到另一個均衡狀態的「過程」，其次，是這個尚未完成的轉變所產生的「次優結果」（sub-optimal outcomes）──其中包括極低生育率，以及階級兩極化的加劇。

「不完整」在此不是道德判斷，意思不是說「女性還沒解放夠」，而是指結構上的強烈「掉幀感」──女性的角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革命，但福利國家、勞動市場、家庭分工的文化規範等等社會制度，還停留在舊均衡裡。

Esping-Andersen的核心論證有三層。

第一層是「女性革命已經發生，不可逆轉」。他主張，當代收入不平等的研究過度強調全球化和科技的影響，忽略了人口結構的大規模轉變──也就是「女性革命」。新一代女性的生命歷程越來越「男性化」，終身就業承諾、人力資本投入、職涯主導。在這裡他直接拆解 Gary Becker──也就是 Emba 文章裡引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家庭經濟學。Becker主張夫妻分工是「有效率且不可避免的」，男人賺錢、女人持家是經濟理性的選擇。Esping-Andersen 則反駁Becker 的模型忽略了議價能力、共享活動的偏好、個人自主的需求、以及最關鍵的「變動中的性別規範」。

第二層則指出母職與就業的「協調」是低生育率社會的關鍵變數。 Esping-Andersen 寫道：「在低生育率社會，能不能讓女性「協調」（reconciliation）母職與職涯的機會與障礙，已經成為決定生育率的主要因素。」這跟 20 世紀末許多人口學家的看法相反──他們認為女性的犧牲、宗教意義、傳統家庭結構才是維繫生育率的關鍵。

從這個觀點來看，目前市面上很多教你怎麼開心當個好媽媽，找到育兒意義的書，論點其實都是從 1980 年代穿越過來的。

第三層則是性別平等的「不均分配」造成階級兩極化。這是本書最原創的部份，但卻相對很少被討論。Esping-Andersen 觀察到，性別平等不是均勻地降臨在所有社會階層上的——它先發生在高教育階層，然後才慢慢擴散。

這產生一個殘酷的圖景，受到最高教育、來自最高社會階級的男女找到同等高教育的伴侶（稱為婚配同質性），可以購買代勞外包（托育、家務），生育率因此可以維持，孩子也能獲得高度投資。不上不下的中產階級，伴侶收入也一樣普通，因此無法外包家務，「雙重輪班」的壓力最重，生育率掉得最快。至於很多台灣人喜歡詬病的那種想像中「亂生育的底層」，他們不管在哪個時代做事都不太考慮後果。總之，性別平等的不均分配，反過來放大了階級不平等。加速普通中產階級消滅。

Esping-Andersen 提出的政策方案環繞著一個核心──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把照顧責任從家庭（實際上是女性）轉移到公共制度。普及托育不是配套是主菜，而且要從 0-3 歲就開始，讓性別平等可以向下擴散到低教育階層，不只是有錢人的特權。他特別批評歐陸基督教民主派的「家庭主義」福利模式，像是義大利、西班牙以及舊版德國福利模式──那種「假設家庭會自己照顧家庭成員」的設計，正是現在生育率最低的地方。這分明不是巧合，制度把照顧責任推回家庭，實際上就等於是推回女性，女性看穿這個交易很糟，拒絕進入婚姻或生育，生育率探底。

到這裡為止，Esping-Andersen 提供了一套有用的工具。但他的局限也在這裡開始顯露。

寫作這本書時是2009年，他相對樂觀，認為北歐模式證明這條路可行。但2010 年代之後，北歐國家的生育率也再次下跌：瑞典1.43、芬蘭只剩1.25、丹麥1.47。如果他的解方真的有效，這些國家不應該也在跌。

更根本的問題可能是，Esping-Andersen 的方案，仍然預設母職這個東西的內容是固定的，他只是想透過福利國家來重新分配它的成本。他未能提出的，可能是一個更尖銳且弔詭的問題：為什麼在女性能力大幅提升的同一段歷史時期裡，母職的內容、強度、密集程度，反而被持續加碼？

這個問題，其實有人問了，那是 Sharon Hays 。

Sharon Hays：當母職通膨成為新型徵用

1996 年，美國社會學家 Sharon Hays 出版了《母職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這本書比《不完整的革命》早了十三年，Hays 觀察到一件詭異的事：在 1970 到 1990 年代，也就是美國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爭取職涯空間、追求經濟獨立的同一段時間，對「好母親」的文化要求不但沒有降低，反而被推到了歷史新高。

她稱這個現象為「密集母職意識形態」（intensive mothering ideology）。這套意識形態的核心是三條規則：

第一，孩子的養育必須由母親親自進行──不是任何成人、不是社區、不是國家，必須是母親。

第二，養育必須以兒童為中心（child-centered）──母親的需求、職涯、休息時間都必須讓位給孩子的需求。

第三，養育必須是情感密集、認知密集、財務密集的──好母親要陪讀、要設計教育、要關注心理發展、要規劃才藝、要研究營養、要管理同儕關係、要避免螢幕時間、要培養多元智能。

1970年代的母親不會被要求做好做滿這些事。但今天的母親如果像1970年代那樣「半放牧」小孩，肯定會被譴責甚至報警。母職的標準在過去五十年通膨了好幾倍，而且持續上升。

這是 Hays 提出的「文化矛盾」，當女性被鼓勵成為獨立的、有競爭力的、追求自我實現的職涯主體時，她同時被要求成為一個「比她母親、祖母都更高強度的母親」。這兩個要求在時間、精力、認知資源上是不可能同時完成的。 一個女人不可能既是 80 小時工時的高階主管，又是隨時 on call 的「精緻欄養」母親。

這裡有一個 Esping-Andersen 沒有討論，但 Hays 點明的關鍵：密集母職意識形態，是「性別負擔不對等」在私領域的更新版本。當公領域的性別歧視被部分鬆動了，女性可以受教育、可以工作、可以投票、可以有自己的銀行帳戶，對女性的徵用就在私領域被加碼，剛好抵銷掉她們在公領域奪回的時間和精力。

這幾乎是一種系統性的反撲。女性奪回多少自主性，母職就加碼多少要求。而且貌似是伴隨著「科學育兒」、「兒童福祉」的大旗一起來的，因此它看起來「很像是愛」。

而且顯然密集母職的標準是為中產階級設計的，被中產階級認真執行，也被中產階級用以區隔「盡責的自己」和「那些不夠好的母親」。低教育、低收入的母親在這個標準下永遠是失敗者，她們的母職實踐被視為「應該被矯正的問題」。Esping-Andersen 看到的階級兩極化，在 Hays 這裡有了文化機制的解釋。

若把 Lesthaeghe、Esping-Andersen、Hays 三人的論點疊在一起看，我們得到一個完整的圖像：第二次人口轉型已經發生，女性已經奪回部分自主性。但社會制度沒有去家庭化，母職的成本仍然不對稱地落在女性身上。而且，母職的內容本身在這段時間還被持續加碼，讓女性即使有制度支持也無法真正兼顧。

在這個圖像裡，生育率下降不是「意義感的危機」，是女性對一個越來越苛刻的不可能任務進行的理性戰略撤退──「原來要犧牲跟配合到這種程度，才有資格說自己真的愛小孩？OK，那我不要生。」

而 Emba 的「意義論」之所以聽起來那麼動人，是因為那些虔信母親的話聽起來像神諭，「我相信神有安排」、「孩子是最大的福氣」，她們的「意義」之所以充足，是因為她們同意支付被加碼的代價。Emba 沒有錯讀她們的內心狀態。她錯的是把這個狀態當作可以、應該、能夠普及化的解方。

那不是解方。那是少數人在一個越來越難維持的合約上，繼續簽名的故事。

矽谷大老的「催生焦慮」：意義論的真正用途

有趣的是，不是只有像是Emba這樣溫情的人文主義者，在呼籲我們重新尋找關於繁衍的存在性確信。有些人也在追求繁衍的意義，只是他們聽起來很糟糕。

2021 年，Elon Musk把生育率下降稱為「文明面臨的最大風險」，比氣候變遷還大。截至 2024 年，他和三個女性育有至少十二個孩子，包括透過代孕生下的。Telegram 創辦人Pavel Durov 在 2024 年公開揭露，他在多家精子銀行的捐贈已經在十二個國家造就超過一百個孩子。OpenAI 的 Sam Altman 公開說過「我當然會有一個大家庭」，並投資了一家叫做 Conception 的新創——這家公司的目標是用體細胞製造卵子，意思是兩個男人也可以「製造」孩子。Peter Thiel 投資了一系列生育科技公司。Coinbase 的 Brian Armstrong、Vitalik Buterin、Skype 共同創辦人 Jaan Tallinn——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光是 2023 年，矽谷投入生育科技新創的金額就高達 8.74 億美元。

這個運動有一對門面人物，Malcolm 和 Simone Collins 夫婦。Malcolm 史丹佛畢業、前創投，Simone 曾經是 Peter Thiel 那個邀請制秘密社交俱樂部 Dialog 的管理總監。他們有四個五歲以下的孩子，並且冰凍了 34 個胚胎，計畫「每兩三年植入一個，直到 Simone 的子宮破裂、必須切除為止」——這是他們自己接受訪問時的原話。

他們經營一個叫做 Based Camp 的播客，共同寫了五本書，主辦每年在德州奧斯汀的 Natal Conference（NatalCon），門票 1000 美元起跳。2025年的 NatalCon主辦人 Kevin Dolan 在歡迎致詞中說：「人口下降這個議題顯然對 Elon Musk、JD Vance 和許多川普政府成員都很重要，這意味著我們在這裡發展的偉大想法，可以獲得去年不可能有的機會。」

Collins 夫婦對他們前三個和第四個孩子使用了一家叫 Genomic Prediction 的胚胎篩檢公司服務——這家公司的投資人包括Sam Altman。他們不只篩檢疾病風險，更主要的是篩檢 IQ。Malcolm Collins 對 HOPE not hate 的臥底記者親口說過：「我們絕對不會選擇一個 IQ 比我們任何一方還低的孩子。」他們用「polygenics」（多基因學）這個新詞來迴避「優生學」的歷史污名，但內容是同一回事，而且科學基礎相當薄弱，多基因 IQ 評分在學界已經被廣泛質疑其臨床效度。

更明白的是 Malcolm Collins 自己的話。他公開描述這場運動的目標是「把當前的社會經濟菁英，轉變為未來的生物菁英」。

這就是「意義論」在另一個語境中的真實版本。當 Emba 引用 Pakaluk那些虔信母親說「我相信神有安排」、「孩子是最大的福氣」，那個版本的「意義」聽起來溫柔、被動、認命。但當同一個論述被矽谷重寫，它變成有特定基因的人有義務多生，沒有特定基因的人不應該佔用資源。

兩種說法看起來天差地別。但它們指向同一個結構命題──生育不是個人選擇，是社會義務。差別只在於誰被指派去履行這個義務。Pakaluk 的虔信母親版本要求所有女人為「神的計畫」生產；矽谷版本則更精細，它要求「正確」的女人為「正確」的基因生產，其餘的女人最好不要參與這場淘汰賽。好吧，也許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家都是「為了神」在繁殖，差別只是「神是誰」？

傳統宗教用「生命意義」這個語言定義女人應該為神生產。漢人文化用「孝道」這個語言定義女人應該為家族生產。社會民主派國家用「公民責任」這個語言定義女人應該為人口結構生產。而現在，矽谷大老用「文明存續」和「基因品質」這個語言定義女人應該為菁英生產。

國家是你的神、文化是你的神、上帝是你的神，優生學是你的神。說穿了，每個神都很煩，他們不管你活得好不好，只要你交作業。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需要證明經濟不平等跟母職懲罰真的存在，才能討論不生這個選擇呢？」

因為人類必須繼續繁衍這件事情，不是普通且可有可無的信念，而是「人類長久以來的宗教信仰」。若你膽敢瀆神，必須要有好理由，至少，要有二十頁以上的投影片。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