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戰後啟蒙的哲學家：重回1948至1984年，在動盪年代重新探尋啟蒙與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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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德國」【阿多諾】

他能期望什麼呢？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提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踏上從洛杉磯開往紐約的「酋長號」列車，懷著焦慮的確定感，自己只是「環境的產物，無法真正掌控自己」。月台上送行的人，除了他的妻子（「生死相依的葛蕾特【Gretel】」）外，還有一小群來自流亡歲月中形成的藝術家與文人社群，他們自稱為「德國加州」（Deutsch-Kalifornien）。當然，還有阿多諾最喜愛的思想戰友與上司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這位擔任由基金會資助的社會研究所所長近二十年的人士。

月台上，霍克海默塞給他的朋友一本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的散文集。然而，直到火車在芝加哥轉車前，這位法國知識界天穹新星的思想仍無法讓阿多諾感到全然信服：「顯而易見的是，那些時而犀利的具體見解，與那些像『自我選擇』（sich selbst wählen）這樣貧乏而空洞的概念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而這些見解據說正是從這些空洞的概念中推演出來的。」

沙特想成為文學家與哲學家的抱負，阿多諾感同身受，因為這也是他的理想。實際上，這是這一代逃亡者的共同願望：如何在解放之後繼續思考解放？如何指引人們走向一個成熟的生活？在經歷這場戰爭後，我們又該如何談論自我決定？日記中有一則註記：「未來工作的一個主要重點。」

然而，在返回法蘭克福的途中，阿多諾首先必須短暫地停留在紐約以向親友告別。特別是與他的寡母道別，而她第一眼的模樣便令阿多諾打了個寒顫：「原本應清晰的臉龐，卻彷彿飽受歲月折磨而殘破不堪。」他甚至覺得，「她似乎不是他所熟悉的那個人，更像是她二十年前曾開玩笑模仿的某位老婦人」。照顧她的美國看護像對待「一隻動物」般撫摸她，並稱她為「好女孩」，這無疑加深了他的焦慮：「懷疑她是否給了她足夠的食物。」這是作為獨生子的阿多諾在戰爭最黑暗的時期中也從未經歷過的基本匱乏感受。他也無意讓這種匱乏感受在未來滲入自己的實際生活中。

議程【阿多諾】

除了與電影理論家兼作家、同時在二十年代也曾是《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文藝副刊主編的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等朋友聚會外（「他的精神狀態已逐漸好轉，也不再那麼無意義地感到自負，因為他變得更成功了。」），這些日子主要與仍留在紐約的研究所同事進行會議，主要釐清行政問題，以及與大學、部會乃至五角大樓進行的專案合作。研究所因股市投資失利而陷入財務困境後，這些都是必須不斷爭取的資源。正因如此，阿多諾幾乎整個夏天忙於修訂一篇關於「權威人格」（Autoritäre Persönlichkeit）（〈權威人格研究〉【Studies in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研究。研究目標是調查當前美國社會是否存在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潛在危險。在這裡是否也應該值得嚴肅看待右派獨裁政權出現的可能性？

這項調查的技巧在於透過一些非直接涉及政治的陳述來詢問受訪者的態度。例如：「儘管許多人可能會嘲笑，但占星術仍有可能證明它能解釋許多事情。」或者：「美國正逐漸遠離美國的生活方式，以至於或許只有透過強制手段來恢復。」根據受測者對這些陳述的支持或反對程度，藉助所謂的F量表（F代表法西斯主義）評估他們的激進右翼傾向程度。

對於阿多諾而言，這項研究即便巧設計妙，仍僅是純粹的僱傭勞動（Lohnarbeit），無論是在研究開始的構思階段還是後續調查過程中，都與他作為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的核心興趣相去甚遠。他也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中，讓研究所的同事們感受到這一點。與其依賴常態分布與量表，他更堅信整體的本質最能清晰地體現在那些日常被忽視的事物上。在表達觀點時，他更喜歡使用簡明的思維圖像，而非枯燥的學術用語；在揭示社會狀態時，他傾向選擇不可化約的個人經歷，而非選擇題式的回答。

儘管過去幾天忙得不可開交，也必須在自己的行為中體現出一種研究者的道德。就像在十月十六日與卡羅（Carol）的會面（日記中記載，是他早期在紐約認識的一位朋友）：

我們在朗普梅耶餐廳（Rumpelmeier）用餐，我為她詳細解釋我們所嚴格遵循的計畫；享受著期待的快感。餐後，我們在第五大道悠閒地漫步。那是一個極端放縱的下午，陽光明媚，清晰透亮。她是真正的受虐狂：在無情的鞭打下，她才達到兩次高潮……她掌握著延遲的藝術，空吻的誘惑，令人著迷。愛的藝術在於從後方將一個人完全包圍。

阿多諾在翌日「早晨再次溫存」後如此分析：

（她）非常正直，並具有犧牲奉獻精神。學術界成為她從那個極度貧困環境中脫困的救贖之地。在歷經多次自殺未遂後，她從政治中學會如何擺脫自我，客觀地思考……（她有著幸福的婚姻）。

幾乎就是一種理想存在的化身。

天使【阿多諾】

阿多諾已超過十多年未踏上歐洲的土地。在搭乘伊莉莎白女王號渡海前往瑟堡（Cherbourg）的五天航程中，「沒有絲毫的暈船感」，而是處在一種「前所未有，交織著心悸與心痛」的「狀態」。直到抵達巴黎，這位歸來者心中的壓抑終於爆發：「在協和廣場上放聲痛哭。來到車站時，一道深刻的裂痕撕裂心扉：再也看不到班雅明的身影了。」

還有誰能像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般，在早期的法蘭克福時光裡教導他，如何將當下的存在解讀為一幅「充滿失落希望」的圖畫？將現代大都市生活中每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新現象，解讀為潛藏的野蠻指標？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阿多諾仍然從紐約支持著他的精神導師，不斷敦促在巴黎日益孤立、面臨被迫驅逐威脅的班雅明逃往海外。然而，當班雅明在經過一番猶豫，終於決定在一九四○年夏末從馬賽（Marseille）出發，前往庇里牛斯山脈（Pyrenäen），準備在波爾特沃（Portbou）穿越西班牙邊界時，卻因為一項行政上的瑣碎問題而被拒絕出境。在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疲憊中，他在當晚便決定以過量的嗎啡結束自己的生命。

翌日早晨，他的其餘難民同伴即獲准離境。幾個月之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也成功地沿著相同的路線，經過西班牙與里斯本逃離被佔領的法國，最終抵達美國。她是班雅明的親密友人中最後一位見到他仍然在世的人。

在班雅明從馬賽出發之前，他將一疊手稿交給鄂蘭，這些手稿猶如一種精神遺產，應該轉交給阿多諾。然而，鄂蘭對「維森格倫德（Wiesengrund）」（她總是堅持以阿多諾父親的姓氏來稱呼他）的反感，早在一九二○年代末便已根深蒂固。這種情緒也在鄂蘭於一九四三年從紐約寫給班雅明少年時代的朋友，同時也是猶太學者葛休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中表露無遺：

再也沒有比跟維森格倫德交涉更無意義的事了。我不知道他們如何處理遺產，或者打算如何處置。我曾與夏天來過這裡的霍克海默談過，但毫無結果。他聲稱那個盒子被鎖在保險箱裡（這很可能是謊言），而且他根本還沒有著手處理……更糟的是，研究所本身財務也陷入困境。他們雖然還有一些資金，但越來越傾向於認為應該把這些錢用來保障自己安穩的晚年。雜誌已經停止出刊，而且在這裡的聲譽也不高，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維森格倫德與霍克海默在加州過著奢華的生活。這個研究所僅剩下行政功能。除了管理資金外，沒有人知道它到底還管理什麼。

這並非友善的描述，但卻客觀真實地反映當時的情況。霍克海默與阿多諾這對搭檔帶著一股強烈的固執（其他人稱之為自我專制），從西海岸操控著他們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連早期的法蘭克福與弗萊堡社交圈的核心成員也漸漸與社會研究所保持距離。其最為人知的是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與哲學家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如今，他們在美國也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

《啟蒙的辯證》【阿多諾】

鄂蘭果然正確預測到班雅明手稿的命運。它們成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展開一個屬於自身書籍計畫的起點。早在一九四三年，他們便完成了第一版草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為血腥的那段時期，他們要探討的是在短短幾十年間人類社會劇烈變化下的「當代社會的理論」。最初，這個計畫以《哲學片簡》（Philosophical Fragments）為名，並於一九四四年以研究所出版物的形式問世。三年後，在阿多諾的構思下，這部作品定名為《啟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並由荷蘭克雷里多出版社（Querido）出版。

人類追求的「人性化」，最終卻導致東方的死亡集中營，新媒體的資訊自由化反而成為操控大眾的工具。科技的進步本應為無產階級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帶來真正的解脫，但卻建立了新式的流水線奴役形式。本應透過全球共享的繁榮來促進和平，但卻設計出使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武器。本應保護自然資源與生物生命，但實際上卻加劇其遭受持續的掠奪與利用。本應追隨康德對於民族永恆和平的美好願景，卻引發了歷史上最殘酷的戰爭。而這些災難的源頭，竟是從歐洲的中心，亦即啟蒙思想的發源地開始。這股黑暗的動力究竟基於哪些根本原因，甚至是否存在某種規律性？以下摘自〈前言〉：

我們所設定的目標，不僅僅是去理解，為何人類不是邁向真正的人性化狀態，而是陷入於一種新的野蠻之中……。橫阻在我們的工作前面的難題，因此是我們第一個要去探討的：啟蒙的自我毀滅。社會裡的自由和啟蒙的思維是不可分的，對此我們沒有任何懷疑（而我們的丐論謬誤【petitio principii】也正在於此）。但是我們也相信我們清楚看到，該思維的概念，以及具體的歷史形式，以及和該思維糾纏不清的各種社會制度，都已經蘊藏著墮落的胚芽，而於今到處散播。如果啟蒙沒有去反芻對於這種墮落的元素的反省，那麼它的命運就會這麼註定了。

廢墟重建者【阿多諾】

在人們再次談論如何邁向更美好的未來之前，首先必須闡明啟蒙運動自身動力的內涵，並在其殘骸中重新審視哲學。

這兩位作者從班雅明的手稿中汲取了核心論點，尤其是他一九四○年所寫的最後一篇著作〈歷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的思想。在這篇由思維圖像拼貼而成的作品中，班雅明構想出「歷史的天使」（Engels der Geschichte）形象：

他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張著嘴，還撐開了翅膀。歷史的天使一定是這個模樣！他把臉孔朝向過去。在我們遭遇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唯一的災難不斷地產生一堆又一堆的瓦礫，並把它們扔在他的腳前。他似乎想在那裡停留，喚醒死者，並將破碎的東西組合起來。不過，一場風暴卻從樂園（Paradies）颳來，猛烈地吹打他的翅膀，而使他無法將它們收攏起來。這場風暴不停地把他颳向他所背對的未來，他面前的瓦礫堆已愈堆愈高，而聳入雲霄。這場風暴就是我們稱為「進步」的東西。

對於班雅明而言，世界大戰帶來的毀滅所顯現出來的景象，只是所謂進步過程的暫時性巔峰。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在這面旗幟下逐步走向技術化、商品化與目的化，因而導致所有存在（Seins）和此在（Daseins）的物化。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正是採納了這種將進步視為倒退，即那種以天堂般的開端，最終卻走向地獄般終結的觀點，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如果還有任何前進的可能性，此後應該僅能背對未來向前。儘管滿目瘡痍，但這兩位作者仍相信，在這些殘骸中必然隱藏著某些值得挖掘，甚至是為了可能的重建而需要保護的事物：一個真正由自由個體組成的社會之願景，這樣的社會不僅擁有自由的名義，而且實質上也名副其實。

即使到了一九四九年，他們依然堅定採取此一立場。畢竟，只有孩子才會天真地相信，隨著所謂的戰爭結束及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隆重宣示《世界人權宣言》後，當代的黑暗勢力便將隨之消失。在史達林治下勝利的蘇聯，其「偽裝為人民民主的軍事獨裁無非是一種新的壓迫形式」，對於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來說，強調這一點不僅是出於自我保護，更是出於必要。正是在一九四九年，美國在喬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主導的國會聽證會下，開始進入系統性追捕共產黨員的時代。他們之所以這麼主張，正是因為這個體制本身就帶有致命的不自由本質。

正如他們在美國土地上生活十餘年後，對於所謂「自由國度」的說法已不再抱持任何幻想。在緊鄰好萊塢的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附近，可以清楚地看見在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未來消費者將更為膚淺化。而羅斯福新政（New Deal）的經濟體系中，壟斷性卡特爾組織的形成及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緊密交織，已然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從批判社會理論家的角度來看，在戰後立即形成的東西方陣營對立中，那些被視為真正的體制選擇，其實只是在統治邏輯中本質相同的兩種變體：兩者都在華麗修辭的包裝下，掩飾其剝削經濟的標準化，並利用大眾媒體轉移注意力的手段來推動文化的膚淺化。只要對當下的廢墟進行深入檢視，便會發現，無論是莫斯科的公開審判或好萊塢的娛樂表演，其背後同樣存在著相同的反啟蒙動力。

曙光【阿多諾】

對於這種全然非啟蒙性的目標形式，亦即這類日益全球化的新動態，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創造了「 全面整合」（Totalintegration） 此一術語， 並也使用「 蒙蔽性結構」（Verblen dungs zusammenhang）、「統一社會」（Einheitsgesellschaft）或「露天監獄」（Freiluftgefängnis）等幾乎同義的詞彙來形容這一狀態。

這個過程具有全面化的本質，以至於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無法逃離這股漩渦。儘管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著希望之島。譬如剛剛獲得解放的巴黎，這座光明之城、革命的發源地、十九世紀的大都會，自從這次覺醒以來，成為每一個渴望自由的文化人真正的心靈首都。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阿多諾帶著超越一切理論洞察、達到希望極限的興奮，從巴黎盧特西亞酒店（Lutetia）向遠在洛杉磯的思想夥伴霍克海默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馬克斯，……

重返歐洲的衝擊如同狂風暴雨般席捲而來，以至於我找不到合適的言語來描述。巴黎的美麗透過貧困的殘痕閃耀著，顯得比以往更加動人。而那些無助的、試圖迎合他人的努力，或許只會更加突顯出這種對比。此地所遺留下來的，或許尚待歷史判定，但它仍然存在，並清晰地留下印記，這種不協調本身，亦屬於歷史的畫面，並隱藏著微弱的希望，讓人相信儘管歷經困境，某些人性之光依然得以倖存。我並非對那些負面事物視而不見，那潛伏在誘人表面之下的缺陷、落後，以及日常生活中煩人的現況，譬如電梯無法運行，房間裡沒有提供電話簿。但這一切與生命的延續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我當然不想預判我們的決定，但我無法否認內心的傾向。

阿多諾再度踏上舊歐洲。他帶來對全然人性的期待，一個重新開始的希望：無論是存在上、制度上，還是哲學上。當然，真正影響他的決定性經歷還未來臨。阿多諾當時尚未踏上德國戰後的土地。況且，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德國」究竟代表著什麼，讓人有極大的存疑。

與他同行的還有鄂蘭、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馬庫色，以及作為昔日文化國度最耀眼的代表：托馬斯．曼（Thomas Mann），「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這位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從洛杉磯出發（他在洛杉磯的別墅與霍克海默的平房相距不遠），前往剛成立兩個月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接受法蘭克福市頒發的歌德獎。就在法蘭克福保羅教堂頒獎儀式的六天後，托馬斯．曼也將在威瑪國家劇院隆重地接受另一個歌德獎，而這座劇院所在的土地，將在不久後建立第二個德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正式宣告成立。

一九四九年，不僅僅是在歐洲，全球未來數十年的結構輪廓與衝突路線也逐漸清晰。在中國，毛澤東的軍隊佔領北京，隨後在短短幾週內便控制整片國土。在中東，年輕的以色列國在所謂的獨立戰爭（阿拉伯語：Nakba）中成功抵抗阿拉伯鄰國，甚至擴張領土。這一切的結果導致數十萬巴勒斯坦人逃離故鄉，流亡至黎巴嫩與敘利亞。印度經過漫長的鬥爭，宣告獨立；而這一步，早在兩年前，曾隸屬於其下的巴基斯坦已經以伊斯蘭共和國的形式率先實現。

作者一九七二年生於德國弗萊堡（Freiburg），先後在海德堡、柏林和芬蘭的土庫（Turku）攻讀哲學、心理學和羅曼語言學。二○一一年創立《哲學雜誌》（Philosophie Magazin），此雜誌是德國最重要的哲學雜誌。他是德國談論哲學主題的電視、廣播節目的常客，現與家人居於柏林。二○一八年，其著作《魔法師的年代》榮獲法國最佳外語圖書獎及巴伐利亞圖書獎。

中文已出版著作為《魔法師的年代》（商周出版）及《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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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戰後啟蒙的哲學家：重回1948至1984年，在動盪年代重新探尋啟蒙與理性的力量》
作者：沃弗朗．艾倫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
出版社：商周
出版時間：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