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維多利亞傳染觀：文學想像的風險與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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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連續疫情的爆發：南丁格爾與護理的敘事實踐

南丁格爾被譽為現代護理學的奠基者，也是社會制度變革的革新者。她無疑是醫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護理人員，象徵著無私奉獻、堅定決心、紀律嚴明、仁愛精神與自我犧牲。博伊德（Nancy Boyd）曾稱她為「改變世界的女性」；美國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在詩作〈聖菲洛梅娜〉（本詩另名〈候鳥〉）（“Santa Filomena,” also “Birds of Passage”）中，讚頌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無私奉獻，據說她曾連續工作二十小時不休息。

朗費羅的詩是這麼說的：

看啊！在那座痛苦的屋舍中，

有位提燈女士穿行，

閃爍於幽暗之中，

穿梭於房間之間。

朗費羅筆下的「提燈女士」（lady with the lamp）已成為護理工作者不朽的文化象徵。詩的結尾更讚譽她為「高尚美德的典範，英雄氣概的女性」，她的事蹟將「永載國家史冊」。

南丁格爾的影響力無庸置疑，但如此崇高的聲譽究竟如何建立？她既非同時代最早從事護理工作的女性，也沒有傲人的學歷；如果就犧牲奉獻的角度來看，基層的護理人員也早有許多典範，南丁格爾亦非第一位夜間查房的護理師；她不是醫師，更未曾受邀進入政府機構高層擔任要職。因此筆者認為，南丁格爾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關鍵在於她善於運用「醫學敘事」，尤其是「醫學寫實主義」美學：她不僅是傳奇的「提燈女士」，更是一位向大眾解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現代醫學的思想家。最重要的是，她奠定一項核心信念：「預防疾病是醫學中最崇高的目標」。

南丁格爾的理念深受當時整體健康觀念的影響，並與同時代的主流醫學觀點相契合。例如，穆謝特（W. Boyd Mushet）認為，霍亂經由環境傳播給人類，因此「清潔與衛生」是「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同樣地，斯托克韋爾（G. Archie Stockwell）也強調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之間的密切關連。美國醫師兼作家霍爾特（Daniel Holt）認為「霍亂與各種汙穢環境關係密切」，因此預防措施應當全面注意協調整合，包括「保持清潔、加強通風、注意飲食、避免劇烈環境變化以及適量運動」，而格拉漢也主張「無論是居所、街道，還是整座城市，都要保持清潔與空氣流通，這無疑是預防這種可怕的疾病極為重要的關鍵」。

南丁格爾堅信這些理論的正確性。她認為良好的居住環境、清新的空氣、潔淨的水源以及均衡的營養攝取，都是維持健康的基本要素。作為積極推動個人衛生與公共健康的倡導者，南丁格爾對家庭環境的整潔保有極高的關注，「家中埋藏許多新的危機」是湯姆斯（Nancy Tomes）所提出的有名觀點，而南丁格爾可被視為倡導這個觀念的先聲：與許多維多利亞時期的人一樣，她相信健康的關鍵在於對居家內外環境的嚴格監督。在她看來，醫療與醫院應該是最後的依靠：「醫院需求愈少，病患人數愈低，文明程度便愈高」。換言之，若社會能夠有效維護健康，人們罹患疾病的機率將會降低，對藥物與醫療機構的依賴也會相應減少。她將預防醫學視為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改革措施，而這種理想社會的實現，有賴於醫學知識的普及，亦即她所稱的「文明」。南丁格爾特別強調健康習慣、清潔環境，以及對生活空間的即時關注。健康取決於警覺意識、適當的預防措施，以及對潛在威脅的迅速反應—任何風險都應立即察覺並消除。這種態度不僅是一種建議，更是一項義務。

霍亂爆發的陰影籠罩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帶來的恐懼深刻塑造當時的醫學文化，並在時間與空間兩個層面產生影響。從時間層面來看，傳染病的擴散呈現出週期性的循環：從「零號病患」開始，經過傳播、爆發、流行，隨後進入潛伏期，最終再次捲土重來，周而復始。而從空間層面來看，傳染病不僅改變醫療機構的運作方式，也重塑人們對公共與私人空間的理解。在維多利亞時代，醫院作為專業化的醫療場域，受制於知識與權力的制度化運作。然而，家庭空間—客廳、臥室、浴室與餐廳—同樣被設計成利於監控的環境，使個體的身體管理變得更加細緻，且更容易受到支配。

在本章中，筆者將探討南丁格爾的《護理札記：何謂護理，何非護理》（Notes on Nurs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s Not，簡稱《護理札記》）、《醫院札記》（Notes on Hospitals）、《思想建議》（Suggestions for Thought），以及她與友人和編輯的往返通信，這些文本共同塑造敘事模式，將南丁格爾呈現為富有同理心與憐憫心的象徵，關懷著整個社會中潛在的病患群體。她的著作不僅提升人們對汙染源的警覺，也倡導公共衛生慈善事業的發展。此外，南丁格爾所處時代一連串的霍亂爆發，在時間與空間層面上塑造一套「道德經濟」，這套機制最終成為社會控制的基石。她所強調全環境（pan-environmentalist）的衛生觀，特別重視衛生，也體現維多利亞時期的傳染敘事合理化醫學專業在時間與空間上優先執行的重要性，確認在道德與生理層面都要能夠充分管控，並且具體落實個體與集體身體政治的機制。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之間的互動、甚至衝突，始終是南丁格爾健康與衛生敘事中反覆出現的重要主題。

南丁格爾作品的敘事特徵

喬維特（Benjamin Jowett）曾把南丁格爾的稱號洋洋灑灑列了一長串清單：「佛羅倫斯一世、清潔工女皇、護理之后、英軍修道院院長、印度總督的監護人」，由此可見南丁格爾所具有的影響力。這些稱號不僅反映她的崇高地位，也彰顯她在公共衛生與護理改革方面的重要貢獻。南丁格爾倡議衛生條件亟需改善，臨床護理的專業標準需要提升，同時也促使社會對健康問題產生更深切的關注，進而改變醫院與家庭對待病患的方式。她的經典著作《護理札記》與《醫院札記》成為醫療從業者的必讀書籍，而她寫給公共衛生運動人士與政府官員的書信，雖然不為大眾所知，卻在政策制定上產生深遠影響。此外，她在報章上發表的公開聲明，無論是否因為她身為公眾人物的身分，或是因其精闢的見解，總能引起廣泛關注。

南丁格爾主要透過書寫而非公開演說來發表意見，這背後有實際的考量。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她感染一種慢性疾病（極可能是布魯氏菌病的併發症，曾一度危及性命），導致行動不便，難以親自參與公共活動。她曾形容自己是「房間的囚徒」，甚至是「臥榻的囚徒」。由於無法經常與外界接觸，她只能經由「研究與寫作」來發揮影響力。透過書寫，南丁格爾試圖影響的不僅是醫學界與政府，還包括廣大的社會大眾。在她看來，公眾應該獲得更多關於有效治療與健康維護的資訊，以便能夠主動管理自身的健康。

南丁格爾在書寫時，刻意運用能夠吸引大眾的敘事策略與語言。正如麥克唐納（Lynn McDonald）所指出，《護理札記》原本是寫給居家照護之用，而非針對醫院護理人員設計；此外，南丁格爾經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撰寫信件給編輯。儘管她許多護理著作表面上是寫給醫療從業者、護理人員，或是致力於改善軍隊衛生環境的改革者，但其行文方式卻更明顯針對廣泛的公眾。在探討如何提升護理品質時，南丁格爾的語氣有時顯得嚴厲，然而由於她善於運用簡明的語言，並透過重複敘事的策略詳細描述各種具體措施，使她的作品不僅易於理解，更深受大眾歡迎。她對於健康議題的通俗敘述，展現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所稱的「疾病敘事」（illness narrative），或是夏倫（Rita Charon）所指的「醫學敘事特徵」（narrative features of medicine）。透過這種方式，南丁格爾在推廣衛生與醫療安全知識方面發揮重大影響，大幅度提升臨床與居家護理的效能。

凱博文指出，疾病敘事要求人們認識個體內在經驗與「更廣泛的社會網絡」之間的聯繫。疾病敘事啟動治療雙方的辯證互動，使醫師與患者能夠建立對疾病的共同理解。夏倫的理論將疾病納入學界對「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更廣泛的探討，這個轉向關注如生命故事、口述歷史與個人文獻等非正式文本的形式分析。夏倫認為，療癒是一種「主體間的倫理」（intersubjective ethics），其中敘述者與聆聽者須共同建立關係，並在個人故事與普及的科學或道德法則之間找到聯繫。換言之，敘事醫學強調人物塑造、情境設定、情節發展、敘事倫理以及詮釋學。許多敘事醫學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文學—特別是寫實主義小說中—也同樣存在。敘事醫學的基本假設在於，醫學不應僅僅被動地施行在患者身上，亦需要回應真實的感受與生命經驗。夏倫期許，在疾病的陰影下，醫療實踐的雙方能夠「團結並重新聯結」，實現她所謂的「醫學知識的新哲學」。

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的實踐者，如同文學讀者一般運用「閱讀」策略，透過記憶、聯想、創造力、詮釋能力，以及對其他故事的聯結與典故理解，以「聆聽者的內在資源」來「辨識意義」。敘事醫學借鑑語言學的論述技巧，藉以探尋醫師與患者對話中的隱含訊息；醫師須學會根據患者關切的訴求提出適當問題、獲取與這些問題相關的重要資訊、評估資訊是否正確，並將這些觀察應用在更廣泛的臨床判斷，最終幫助患者做出決策。

在創造「醫學敘事特徵」與「敘事醫學」的過程中，夏倫主張，這些概念有助於促進醫師與患者溝通，如果患者能更準確地以口述或書寫方式表達自身病情，同時醫師學會傾聽與理解，醫療照護的品質則將得以改善。病患參與診療溝通的過程能有效提升找出疾病原因的成功率，因為許多影響疾病發展的因素—例如社會背景、文化偏好、對死亡的信念、對疾病的脈絡化理解、對病因的認識，以及導致痛苦的情緒因素等—與病理徵兆並不直接相關。

無論是凱博文或夏倫，乃至於後續開發出的敘事醫學領域，同樣都強調醫師應具備同理心。由於醫學回應的是一種深刻且具體的需求，自敘事醫學概念提出以來，醫療從業者與教育者便迅速接受且加以應用。瑪麗尼（Maria Giulia Marini）指出，敘事醫學「本質上是一種民主化的醫療程序」。為了「利用患者的敘事，作為有效面對疾病的工具」，醫師應學習「讓患者、脆弱群體，以及那些過去無法發聲、無權表達自身病痛經歷的人重新獲得話語權」。施萊佛（Ronald Schleifer）和萬納塔（Jerry B. Vannatta）則設計一套敘事策略，適用於九種不同的醫學情境；他們的研究證明，將文學敘事訓練應用在醫療工作，用來推廣醫療工作人員的教育，可以產生實際的貢獻與價值。

南丁格爾可被視為實踐敘事醫學的先驅。她用心傾聽患者的聲音，理解他們的需求與權利，她於1876年4月14日致《泰晤士報》（The Times）編輯的一封信〈為貧困病患培訓護理人力〉（“On Trained Nursing for the Sick Poor”），正好就說明她如何在寫作中展現同理心並說服讀者。如前所述，南丁格爾鮮少公開演說（她原本就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說家），然而，她在書寫上的表達卻極具影響力。這封信的目的是籌募資金，希望能夠藉由勸募支持一項前所未有的慈善計劃—這項計劃的施行範圍達到「大都會」層級，若能實施，更可稱得上是「全國性」的事業。該計劃旨在培養合格的社區護士，以確保有足夠的專業護理人員來守護全國人民的健康。根據南丁格爾的規劃，每位合格的護理師須接受「第一階段：為期一個月的社區護理試用期；第二階段：一年期的醫院護理訓練；第三階段：三個月的社區護理訓練」。然而，「這一切都需要資金」，因此必須仰賴公眾的慷慨支持。她強調，若能培養足夠的合格護理師，病患將能在家中獲得適當的護理照護，而不必前往當時醫療設施尚不完善的醫院接受治療。

南丁格爾緊接著詳述，受過專業訓練的護理師能夠執行的各項工作，包括：

清掃與除塵，清理並洗淨所有骯髒與惡臭之處；通風並消毒；擦拭窗戶，清掃壁爐，將舊麻布與地毯抖淨後重新鋪放；取來乾淨的水並將水燒開；為病患與孩童清洗身體，整理床鋪。

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南丁格爾將社區護理師視為公共衛生安全網的延伸，也是對抗社會汙穢的前線先鋒。當社區護理師受邀進入病患家中提供護理時，她的專業訓練使她能夠「改革並重塑」這個環境—「她進門時，屋內如同豬圈；她離開時，則井然有序」。南丁格爾的目標是讓大眾認識護理這門專業，從而產生尊重與支持，使護理成為一項體面的職業，甚至讓「任何階層賢慧的母親們，都願意讓自己優雅或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投入執業。然而，儘管她致力於提升護理職業的社會地位，她更關心的是推廣衛生理念，確保公共健康得到改善。

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學術勵進講座。亦為《中外文學》總編輯，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訪問學者、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其研究領域涵蓋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當代英國小說與醫學人文等，長期關注文學與社會、醫療、文化想像之間的交會。著有《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老樣子：從神話史詩到現代小說，跟著西方經典作品思考「老化」這件事》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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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維多利亞傳染觀：文學想像的風險與社會控制》
作者：陳重仁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