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後藤新平：將現代政府帶來臺灣，並在臺灣展現長才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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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家衛生原理的思想

「人類具有自治的本能」

「自治制度之慣習，可謂臺灣島之民法。」

這句話出自後藤新平應井上馨之請而寫成的嘔心瀝血之作――〈臺灣統治救急案〉。「自治」一詞正是〈臺灣統治救急案〉的關鍵字，也是構成「生物學原理」基礎的核心概念。後藤的自治觀經過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時期的實踐，得到進一步的深化。自從後藤發現自古根植於臺灣社會的「保甲」舊慣之後，便將其優化成為一套深入社會基層的制度。無論鴉片漸禁還是「土匪」招降政策，都可說是在保甲制度的基礎上才得以成功。關於保甲的細節，將於後文詳述。

關於「自治」的概念，後藤新平在其著作中有著什麼樣的描述？後藤在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八年半後，於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年）卸任。在十餘年後的大正九年（一九二○年），他出版了《自治生活的新精神》（內觀社）一書。後藤在書中以其獨樹一格的敘述口吻，闡述了自身的自治觀。該書的核心精神見於「總序」，茲引用其中三段文字如下。

人類皆具備自治本能。意識此種本能而進入團體自治生活，便是文明人的自治。我們不能因循舊觀，單純以正邪善惡的抽象道德論來看待自治問題。

人類擁有拓展並提升自我生活的權利。但如何才能拓展與提升自我生活？人無法獨活於世間。唯有與鄰人團結合作，方可實現自我生活的拓展與提升。

若想真正實現徹底的經濟生活，除了與鄰人合作之外，別無他途。……假如有零售商貪圖暴利，只要一市、一町、一村中多數主婦拒絕購買，零售物價必將暴跌。此種團結合作的行動，即是邁向社會連帶理想之途。

根據鶴見祐輔的《後藤新平正傳》所述，後藤讀了清代官員黃六鴻所編纂的官箴《福惠全書》（共計三十二卷）中第二十一卷所記載的「保甲之制」，直覺認為臺灣的舊慣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制度，從中悟出了「鄰保連帶」的「自治性警察機關」。

後藤在臺灣的舊慣中發現了自己心中長久以來所抱持自治觀的具體面貌。在後藤的心中，想必為此深感自豪。或許一方面是因為後藤天生擁有不拖泥帶水的決斷能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正處於百廢待興的治理初期階段，任何事情都必須當機立斷，所以後藤在腦中有了構想，立刻便在獲得兒玉的同意後，於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八月，正式頒布律令第二十一號《保甲條例》。從構想到實施，速度可謂快如疾風。本條例共計七個項目，以下僅列出第一條與第二條。

第一條  舊慣設立保甲制度，以維地方安寧。

第二條  保、甲人民負有連帶責任，連帶者當罰金或科料。

居民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進行整編，每甲設置「甲長」、每保設置「保正」，皆由保甲內仕紳選出，負責該保甲事務，任期兩年，原則上為無給職且須在自宅處理公務。

保甲須接受各地方行政警察的指揮與監督，共同負責地方行政工作。其任務幾乎涵蓋所有基層行政事務，諸如查緝「土匪」、管理鴉片成癮者、居民普查、土地調查事業、保甲出入人口管理、傳染病防治、公共衛生、道路及橋梁鋪築、防範自然災害，以及其他居民生活中的大小事務。

緊急事態下的因應行動是保甲制度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每一保皆須選出十七歲以上、未滿五十歲的健壯男子約四人，組成「壯丁團」，在行政警察的指揮、監督之下，阻擋「土匪」、犯罪者或行跡可疑人物侵入保甲區域。

正是這遍及全島各地的保甲壯丁團，在「土匪」的圍剿上發揮了相當關鍵的作用。根據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七月的統計，臺灣全島共有壯丁團一千零五十八團，壯丁團員人數達十三萬四千人。

雖然保甲制度原則上是居民主動參與，但也定有罰則。《保甲條例》第二條規定，保甲內各戶須相互監視，若有違規行為須依規定受罰，保甲居民若怠忽職守或違法亂紀，應連帶擔負責任。

後藤思想的源流

後藤新平自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長以來，歷任政府要職，入閣的情況亦不罕見。他在每個職務上皆能提出各種靈活變化的施政良策，在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亦有運籌帷幄的能力，堪稱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官僚政治家。日本近代史上很少有政治家能像後藤一樣，有著如此波濤洶湧且多采多姿的政治生涯。

然而在縱橫政壇的人生當中，後藤始終秉持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正是因為這屹立不搖的信念，才造就了其自在多變的政治人生。

後藤的思想，完全體現在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完稿的《國家衛生原理》一書中。當時三十二歲的他，還在內務省衛生局任職。寫完這本書後，他便前往德國留學長達兩年餘。在撰寫《國家衛生原理》的過程中，心中的想法轉化成了文字，文字轉化成了思想與信念，而這股信念奠定了後藤日後的政治之路。在後藤為數眾多的著述當中，僅此一書將後藤的人性觀、國家觀及世界觀闡述得如此詳盡。我們可以說，正是這部《國家衛生原理》的寫作過程，構築起了後藤的精神世界。

後藤新平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長期間，正值歐美社會科學蓬勃發展的時代。他赴德國留學的時期，與俾斯麥推行社會政策的時期重疊。達爾文、斯賓塞、邊沁、約翰．彌爾等人的思想，對歐美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後藤在寫作過程中，也廣泛涉獵這些知識分子的著作。他不僅立足於歐美的思想之上，而且還加以超越，發展成為自己獨樹一格的人性觀、國家觀與世界觀。這些思想與信念日後皆具體展現在邊陲地帶臺灣這張畫布上。

《國家衛生原理》的理論基礎，便是當時以「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之名風靡一時的「社會進化論」。由達爾文在《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首次證明的生物學進化論，在關鍵詞「生存競爭」與「適者生存」的推波助瀾下，早已超越生物學範疇，對社會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斯賓塞根據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推導出了社會進化論。社會正在不斷進步的觀念，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出現之前，原本十分薄弱。然而當時席捲歐美各國的技術革新與工業革命浪潮，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於是有越來越多人認為這種社會變化應具有某種可以合理解釋的固有方向性。正是這套社會進化論，深深吸引了後藤的思維。他在《國家衛生原理》中有以下論述。

於生物界，生存競爭之道片刻不曾停歇，適者生存之理亦從不曾稍離。此番道理當今諸學者皆一致首肯。故凡有生命之物，若對競爭無抵禦或征服之力，無力獲取適當營養並進行生殖，則難以保全其生命存續。人類亦生物之一，豈有置身事外之理？

「人類亦生物之一」對後藤新平來說，是其理論的起點，亦是理論的終點。在此段論述後，後藤進一步論及人類的生命目的。

面對侵襲，或抵禦，或征服，或維持和平公正，以從事獲取營養及生殖活動，追求足以發展健全身心之生活環境，此即所謂生理之圓滿，亦即生命之目的。

人類也是生物之一。在除去所有外在的包裝之後，人類生命的終極目的就在於確保「生理之圓滿」。這就是後藤的觀點。邊沁的「功利主義」或彌爾的「最多人的最大幸福」之類的理論，都沒有真正指出人類生命的終極目的。若深入追究那些模糊理論背後的根源，必然會發現人類只是在追求生理的圓滿而已。後藤對於此點深信不疑。

人類追求生理的圓滿，乃因人類體內與生俱來的「生理動機」使然，可視之為人類所「固有的天性」。後藤進一步指出，這種生理動機即是「衛生動機」。而國家是唯一能夠充分保障生理動機的力量。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論，後藤才會將此書命名為《國家衛生原理》。以下針對後藤的觀點作進一步闡述。

基於生理動機而追求生理圓滿，即為人類的最終目的。所謂的正邪善惡等道德倫理觀念，不過是為了達成目的的「虛偽口號」罷了。後藤在書中是這麼說的：

凡社會事物之正邪曲直，無非取決於是否對社會之健全生活（即生理之圓滿）有所助益。

這顯然是價值觀的徹底相對化。

值得一提的是後藤新平所倡導的「衛生」，遠比一般我們所理解的衛生概念更為廣泛。它涵蓋了保障人類生存的所有社會功能，以及為了生存競爭與適者生存而設立的法律、制度與組織，當然亦包括以維持衛生為目的的醫療行為，以及自來水、下水道等一切基礎設施。事實上，後藤認為衛生一詞亦可稱作「衛生法」，並提出以下見解。

所謂衛生法，即以生理動機為根基，以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之理為依歸，再施以人為淘汰之力，從而享有生理圓滿之諸般方法之總稱。衛生乃國家之根本，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深察之。

簡單來說，只要是為了滿足人類生理圓滿而設計的法律、制度、組織等一切要素，都與衛生有關。而所謂的國家，則是為了保障衛生而存在的「衛生團體」。

為何這麼說？

人類的生命，是以生理動機為基礎，以追求生理圓滿為目的。然而這種圓滿，絕非個人之力所能實現。單憑個人之力，連維持自身存續都難以達成。為了達到生理的圓滿，必須超越個人之力，仰賴能夠提供生存保障的社會秩序，亦即所謂的「公共之力」。

若無此「公共之力」，人類甚至連生存都難以實現。絕大多數的人類都能憑藉本能明白這一點。後藤新平認為所謂「公共之力」，實乃源自於人類內在的生理動機。

後藤將為了滿足人類生存需求而形成的公共秩序的建立者稱為「主權者」，亦可視之為「最高權力」。而擁有最高權力的組織即為「衛生團體」，也就是國家。人類內在對生理圓滿的渴求，必然導致國家的形成。這便是他的思想邏輯。

這套理論或許可以稱之為後藤的「國家起源論」。個別的人類受生理動機所推動，會追求生理圓滿，卻無法僅憑一己之力創造出滿足此需求的秩序。唯有國家才擁有這種力量。人類必須透過名為國家的「公共之力」，方能獲得生存空間。後藤新平的這種世界觀，與主張追求個人私利的自發運動可自然累積成最適解的「前定和諧」（Pre-established harmony）的世界觀形成鮮明對比。

邊陲地帶開發之設計

後藤如何設計臺灣這個邊陲地帶（Frontier）的開發策略？其設計思維的原型，可從《國家衛生原理》中窺知一二。國家作為「公共之力」，必須握有「最高權力」。臺灣有著與日本本土截然不同的社會，因此統治臺灣必須採取與日本本土不同的權力型態。

如何治理臺灣？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方法理論」。而後藤思維的出發點，便是前述的「人類亦生物之一」。

人類是一種以生理動機為出發點，追求生理圓滿，以生命體姿態維持存續之物。臺灣居民為了獲得生理圓滿，究竟生活於何種慣例習俗之中？後藤認為首先必須針對這一點調查釐清才行。政策的立案與施行，必須建立在縝密的調查研究基礎之上。

自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以來，後藤不斷倡導「生物學原理」，其實是因為他強烈渴望能夠發現及推導出一套讓臺灣社會能夠維持正常運作，且隱藏於各種法律、制度、組織及習慣之中的獨特原理。

作者1939年出生於日本山梨縣。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畢業，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科修畢，取得博士學位（經濟學）。曾任筑波大學教授、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拓殖大學教授、拓殖大學校長、拓殖大學總長等職，現為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拓殖大學名譽教授。研究專長為發展經濟學、現代亞洲經濟論。

著有《成長的亞洲，停滯的亞洲》（獲吉野作造獎）、《西太平洋的時代》（獲亞洲．太平洋獎大獎）、《神經症的時代：我內在的森田正馬》（獲開高健獎正獎）、《放哉與山頭火》、《決定版．脫亞論》、《建設臺灣的明治日本人》等書。2011年獲正論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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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後藤新平：將現代政府帶來臺灣，並在臺灣展現長才的政治家》
作者：渡邊利夫
出版社：廣場
出版時間：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