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算力雙極競爭下的台灣主權AI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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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文博士

一、新中國商業秘密保護規定的戰略意向

2026年6月，中國因應美國晶片輸中的限流禁令，正式實施修訂版《商業秘密保護規定》。該法修正核心在於將保護範圍擴大至數據與演算法，其中首創將生産經營活動中形成的階段性成果或者失敗的實驗數據、技術方案等相關數據納入保障，同時該法因應遠端辦公與雲端協作，企業必須建立權限控管、數據脫敏等技術防護措施，並針對「攜密跳槽」及「惡意挖角」展開嚴格查處。若情節嚴重，最高可處人民幣500萬元罰款並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從產業實務角度觀之，這部新規對在陸投資的跨國企業而言，無疑是一把兼具資產保障與地緣政治牽制的「雙面刃」：一方面，新規將數據與算法明確法制化，在「國內市場願意守法」的前提下，另一方面，也是對外資AI公司釋放了一枝「橄欖枝」，提供對抗員工攜密跳槽與本土惡意競爭的法制盾牌；然而，在「資產保障」的糖衣背後，該法本質上卻是一場極具戰略威脅的地緣政治法律戰。中國深知即便美方對華戰略由全面封鎖轉向可控式參與，其整體算力仍面臨美方動態限流禁令的實質牽制，在此現狀下，北京必須極大化本土數據與場景應用的規模優勢，將深度學習中具有迭代價值的「AI模型」全面壁壘化。

另外該法第29條引入的跨境「長臂管轄權」，正將其潛在的地緣政治牽制與商業風險暴露無遺。此項「域外適用效力」意味著：未來外商即使在海外總部（如台灣或美國）研發的AI模型、核心演算法或衍生數據，一旦被北京當局單方面認定「利用或侵犯了中國境內的數據資產、市場競爭秩序或經營者合法權益」，中國政府隨時有權跨國指控其侵權並實施高額行政制裁，甚至直接凍結其在陸資產，使外商海外核心資產面臨被北京地緣政治要挾的巨大風險。

中國的AI發展在此極端保護主義與長臂管轄的催化下，開源精神被高度中心化並掌握在以國家主權為中心的AI規範體系。中國的政治導向明顯與歐盟《AI法案》等基於自由主義的隱私保障倫理潮流背道而馳，如果外商為了符合歐盟的透明度要求，公開了在中國境內取得的 AI 訓練數據或衍生演算法，極可能直接觸犯中國新規，被陸企或北京當局指控為「洩露或非法傳輸商業秘密」。

這同時也是向全球南方國家展示一種不需遵循西方普世價值，僅憑國家集中力量進行高強度數據鎖國與域外法制反制，亦能孕育強大且自主的「主權AI生態系」或國家級大型語言模型，以期在無國界的AI時代中，反向翻轉並確立獨立於西方之外的AI規範倫理與價值體系。

二、美中兩極格局下的中型國家的數位焦慮

在美中構築的「不對稱人工智慧兩極格局」下，全球超過70%的人工智慧運算能力（以總運算能力計算）掌握在以Google為首的五家美國超大規模資料中心，但隨著2025年底放寬輝達（NVIDIA）H200晶片輸華，代表由全面封鎖轉向可控式參與，以避免中國完全發展出獨立於美國之外的AI供應鏈。然而中國曾利用如中科天璣數據科技「GoLaxy」等國家級關聯企業部署「虛擬網軍人格（Synthetic personas）」與深偽工具，在港台等多平台發動自動化認知戰，散布深偽影音與自動化對話，精準操弄輿論的例子。甚至利用隱蔽的「模型投毒」（Model poisoning）篡改基礎資料時，將使中型國家的軍事與關鍵決策陷入失真困境的危機。

中型國家在面對此種跨越硬體供應鏈、演算法與數據層面的多維度威脅，其最務實的護城河，是轉向構築「軟硬聯防的私有化地端主權AI」。過去普遍認為AI運算需高度即時性及龐大算力，導致中型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陷入外國巨頭的「Token流量箝制」（Token Flow Chokehold），極易淪為大國談判的貿易籌碼。

然而實務表明，雖然雲端應用程式服務接入具有隨時被斷供的風險，但算力基礎設施（高階晶片、伺服器）作為硬體物資，完全可進行戰略性囤積與超前部署。面對斷供要挾，中型國家最務實作法是轉向「囤積算力」，打造私有化、地端（On-Premise）的企業與國家主權AI這種模式強調將關鍵模型權重與國家或企業的「垂直整合場景應用」緊密結合，亦即將自身核心的戰略數據、機敏模型與地緣政治風險，與內部專屬調校的「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整包」鎖在地端機房，徹底與外部公有雲隔絕。這種地端主權AI的垂直整合，讓核心技術與決策大腦在安全環境下自主迭代，使大國既無法竊取，更無法透過算力斷供實施要挾，實質重塑了主權防衛的「數位韌性」。

根據沙利文（2026）所述，其以超級智能與有限且參差不齊的智能、追趕他人突破的難易程度、以及中國競相邁向前沿與中國保持中立等因素，建構出八種不斷變化格局的AI政策發展。其中，若AI最終呈現為「有限且不均衡的智慧」，盲目投入兆級算力的模型登月計畫，其邊際效應遠不如優先考慮技術的「採納與推擴」（Adoption and Diffusion）。這意味著地緣政治的核心，將轉向國家體制所展現的「數位韌性能力」。因此當美方的資本壟斷與中方新版《商業秘密保護規定》的數據閉鎖所留下的結構性「信賴真空」，恰好給予台灣一個歷史性契機，能藉由地端主權AI構築起非對稱的戰略槓桿。

三、台灣從「晶片前線」到主權AI的思維翻轉

台灣若將國家安全純粹錨定於硬體產能，當面對美中對AI算力及資訊壟斷造成的雙極競爭格局時，即是將自我置於大國對抗中的「晶片前線」。然而，AI 時代的權力核心正從單純的技術創新，轉向體制信任與普及採納。因此，掌握高階晶片絕對產能的台灣，更應將硬體優勢與民主法治進行深度的垂直整合，創造出屬於台灣的「主權AI」核心，亦即打造出「My Country, My Data, My Culture」的主權價值。

這不僅在於建立一套基於在地主體性、不受大國審查的AI系統以確保國家的文化主權與資訊安全，更意味著台灣得將自身的戰略定位，從傳統外交論述的「中立技術賦能者」，拉高為「全球硬體信賴鏈的規格制定者」，將自身確立為推動多邊信任的「戰略槓桿發起者」（Strategic Leverage Initiator）。

在此思維翻轉下，台灣真正的非對稱優勢在於全球高階晶片與先進封裝（CoWoS）的製程領先，在秉持「捍衛跨國客戶智財安全」與「融入全球安全集體防禦」同盟的共識下，從底層物理源頭杜絕晶片在供應鏈中遭敵對勢力植入「硬體木馬」（Hardware Trojan）的風險，藉此參與定義全球乾淨供應鏈的實體標準。

在算力部署與軟硬聯防層面，台灣可改採「民轉國安」機制，將民間洗鍊出的資安技術轉化為具體的技術防禦架構：

首先，透過台灣的高階乾淨硬體結合機密計算與可信執行環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TEE），以保障數據運行隱私；其次，結合地端多模態過濾與微調對齊技術，建立抗模型投毒與反深偽的軟體免疫系統；並透過混合雲與零信任網路安全機制，在確保主權數據地端安全的同時，維持大模型架構的動態升級能力。藉由這種軟硬一體化的雙層防禦機制，中型國家無須盲從大國動輒兆級算力的登月消耗戰，而是透過投資地端安全部署，便能從物理到底層數據，構築起具備自主免疫力的「決策保障系統」（Safeguards）。

在確立上述「硬體信任規格」後，台灣的數位治理策略將從被動的工廠代工，升級為打造「主權AI數位安全防護罩」。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外交賽局中，台灣得以自身的「國家關鍵物資AI伺服器採購」為技術架構藍本，向東協、歐盟或中東中型國家輸出主權AI與外部公有雲隔絕的「機密地端算力模組」。

在實踐此一主權AI範式時，台灣的策略應依託本土強大的系統整合商品牌作為可信賴載體；並在硬體安全規格上，從單一晶片認證延伸至整機堆疊與出廠後動態防堵的全面零信任架構，甚至引入去中心化（如區塊鏈）的金鑰認證機制以防範人員滲透風險；在軟體層面則恪守「技術賦能、主權留白」原則，由台灣提供具物理與資安免疫力的地端算力模組，而核心演算法與文化數據則由盟國本土研究人員自主垂直整合，藉此化解國際政治現實主義下的信賴真空。以引導盟友將其自身的本土關鍵數據與核心模型，安全地在本地端進行自主垂直整合與微調（Fine-tuning），協助盟友在本地端建立真正自主的「主權AI生態系」。

四、結論：台灣主權AI新藍海

綜上所述，中國於2026年6月正式實施全面修訂的《商業秘密保護規定》，其戰略本質是以法制作戰方式，強行將算法、原始碼與迭代中的模型版本壁壘化，並透過「跨境長臂管轄權」對跨國企業海外資產施加地緣政治牽制。這恰好為台灣提供一個AI發展的關鍵轉折點，可為中等國在面臨資源與算力邊際限制下，開創一條中美AI雙極競爭下的發展空間。

面對此變局，台灣的因應之道在於將長期引以為傲的晶圓代工與高階晶片絕對產能優勢，與自由民主的法治體制進行垂直整合。透過確立「主權AI」國家建構範式，台灣一改被動的工廠代工思維，轉向「全球可信賴半導體全方位的安全輸出」。在實踐層面上，台灣運用「硬體與安全規範互惠」的策略引導，將零信任晶片安全認證與高值選配製程緊密結合，建立全球AI供應鏈的實體信賴標準。

此一安全標準可依託台灣本土強大的系統整合商品牌作為可信賴載體，將防禦維度從單一晶片認證，延伸至整機堆疊與出廠後動態防堵的全面零信任架構，甚至可引入去中心化（如區塊鏈）的金鑰認證機制以防範內部人員遭滲透的風險。同時，改採「民轉國安」的反向傳導機制，引進民營資安與開源社群的最前線技術，構築起兼具抗投毒、反深偽且能動態升級的主權軟硬免疫防線。中型國家無須盲從大國兆級算力的登月消耗戰，亦能憑藉硬體底層的規格定義權與敏捷迭代，建立具備自主免疫力的可信賴AI系統。

台灣的數位治理外交策略將不只是純硬體的輸出，而是升級為恪守「技術賦能、主權留白」原則的「主權AI生態系」搭建，並提供具備高度抗災性、與外部公有雲隔絕的「機密地端算力模組」，而核心演算法及文化數據，則由盟國自行處理及主導。此將有效協助東協、歐盟等盟友將其自身的本土關鍵數據與核心模型，安全地在本地端進行自主垂直整合與微調（Fine-tuning）。

此一策略讓台灣得以將角色躍升為可信賴的AI供應鏈夥伴，在美中兩極競爭的夾縫中憑藉獨特的AI供應鏈優勢，將半導體規格定義權與主權AI的信賴範式，成功開創出一片屬於台灣、無法被大國任意左右，且無可替代的主權AI新藍海與非對稱地緣政治地位。

作者為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