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拯救與毀滅：以他者的身分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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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跨越邊境

我父親跨越過很多邊境。他於一九三三年出生在法國統治的越南北部，並且在法國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八十多年之後他成了一名鰥夫，當我們一起坐在餐桌旁吃飯時，他仍然可以哼唱出幾首法語歌曲的片段。我為他準備他最愛的半熟菲力牛排，搭配一杯紅酒。他有一座酒櫃，裡面裝滿了路易．佳鐸．薄酒萊（Louis Jadot Beaujolais）酒莊生產的葡萄酒。他喜歡某個東西時，就會大量採購回家。後來他沒辦法吃肉喝酒了，我就把他最後的兩瓶薄酒萊葡萄酒帶回家，不過我一直沒打開來喝，也許等他去世時，我會喝掉第一瓶；也許數十年後，我會打開第二瓶，看看我在啜飲那瓶葡萄酒時還記得哪些事，即使我品嚐的是已經變質的葡萄酒。

到那個時候，我父親也已越過我們任何人所能看見的最後邊境。我知道他這一生中至少跨越過另外兩道邊界。一九五四年，我父親二十一歲，剛與他十七歲的妻子完婚，就被迫離開兒時家鄉，越過邊境往南方遷移。當時越南革命軍擊敗法國殖民者，越南分裂為施行共產主義的北方和堅持反共主義的南方。我母親的家人選擇跟著其他八十萬名害怕遭共產主義迫害的越南天主教徒一起離開北越，但我父親的家人選擇留下，因此我父親離開了他的父母、妹妹和三個弟弟，接下來的四十年都無法再見到他的家人。尤利西斯離家僅二十年，而我父親離家四十年之後才又返鄉，這樣的旅程是否應該被寫成史詩？假如答案是否定的，我父親的故事又應該以什麼形式書寫呢？

書寫人生的形式以及書寫形式與人生的關係，這些問題讓身為作家、身為跨越邊境者的我深感興趣，也讓身為我父親的兒子、身為父親的我深感興趣。在我父親離開他兒時家園半個世紀後，我去拜訪了那座大宅院。我姑姑很早之前就已經結婚搬走，我的三個叔叔與他們眾多的子子孫孫則依舊住在那個地方。從我小時候開始，直到我前往老家拜訪，我父母每一年都會寄錢給親戚幫助他們生活。那次去拜訪，我給了每一位成年人紅包，紅包裡的金額由我父親決定。我心想：倘若我父母在一九五四年沒有離開家鄉，或者在一九七五年沒有逃離西貢並跨越另一個邊境來到美國，我的人生會是什麼模樣？但假使我把我父母的旅程視為英雄之舉，作家阿米塔瓦．庫馬爾卻認為不應該讚美那些跨越邊境之人，無論是移民、難民、沒有身分證明之人、放棄國籍之人、遠行者，或者殖民者和征服者。他寫道：「真正未被征服之人並不是移民，而是留下來沒走的人。」

可以肯定的是，人們對於移民的看法是矛盾的。在他們原本的國家，他們有時候會因為勇於冒險而受到頌揚，有時候則會因為拋棄家園而遭到批評。在他們抵達的國家，他們可能會在當地民族的歷史上成為可怕的威脅，也可能會成為當地的新血脈而廣受歡迎。倘若移民感受到敵意和懷疑，他們可能會覺得有必要將自己植入新國家的征服歷史中，如此一來，他們的移民英雄精神才可能融入接納他們的國家的自我形象，並肯定該國的熱情好客與慷慨寬容。

這就是鍾芭．拉希莉的短篇小說〈第三暨最後一個大陸〉“The Third and Final Continent”裡的故事。該篇小說出自她闡述美國的印度移民生活並且備受讚譽的小說集《醫生的翻譯員》（Interpreter of Maladies）。我欣賞拉希莉大部分的作品，她的寫作形式十分優雅，尤其是短篇小說，那是她最擅長的體裁，也是我最不拿手的體裁。我花了十七年可怕的歲月撰寫與拉希莉作品題材相似的短篇小說，還直接將該題材當成書名：《流亡者》，結果這本書讓我相當受挫，因為我沒有憑直觀去理解短篇小說的體裁，亦即「越是精簡，就越是充實」。撰寫那些故事的每一刻都令我痛苦難耐，但幸運的是，身為一個受虐狂和天主教徒，我很享受這種痛苦。

無論拉希莉在撰寫小說時是否也曾覺得痛苦，可那些故事仍顯得優雅從容。這份優雅一部分源自於她的寫作藝術，也源自於故事的意識形態，至少這在《醫生的翻譯者》中表現得相當明白。她對於身為移民和身為美國人的思維形式，與現實主義短篇小說的品質流暢及許多美國人對於自己國家熱情好客及大膽無畏的想像完美契合。只要移民透過象徵性的手法征服美國——參與資本主義無限進步的共同神話，進入家家戶戶車庫裡都有一輛休旅車的大眾烏托邦——那麼移民通常（即便並非總是）會受到歡迎。在〈第三暨最後一個大陸〉中，拉希莉描寫一個美國移民的平凡歷程，這則移民故事照亮了美國這個沒有陰影的國家；這篇史詩般的作品，將美國描繪為天真無邪之人追求幸福快樂的寶地。

一位年輕的印度研究生在英國倫敦短暫停留之後，於一九六○年代來到美國波士頓。美國是他抵達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大陸，他向一名生於美國內戰期間的老寡婦租了一個房間。儘管老寡婦年事已高，而且這輩子一直活在種族歧視和國家恐怖的年代中，她仍相當歡迎這位印度移民。在他的印度未婚妻抵達後，老寡婦也同樣歡迎她，並祝福這個印度裔美國家庭得以落地生根，成為新一代的非白人美國人。這篇故事的敘事線之一，是關於超脫美國種族歧視的惡行，而另一條敘事線則是關於美國的英雄主義，因為尼爾．阿姆斯壯在這名印度學生住在寡婦家裡期間登陸了月球。數十年後，這篇故事的主角以一個擁有幸福婚姻及成功子嗣的美國公民身分，從太空人登陸月球一事回顧他在美國的人生：

太空人們——永遠的英雄——在月球上只待幾個小時，而我在這個新世界已經待了將近三十年。我知道我的成就相當平凡，我不是第一個為了尋求財富而離鄉背井的人，當然更不是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儘管如此，有時候我會對於我行經的每一哩路、吃過的每一頓飯、認識的每一個人、睡過的每一個房間感到迷惑。雖然所有的一切看起來再平凡不過，但某些時刻，它們卻又遠遠超出我的想像。

如今當我望著我的父親，他已經認不出我了。我不知道他的成就是否也使他感到迷惑。拉希莉輕描淡寫的英勇移民範本吸引了我，使我渴望將我父親視為一位英勇無畏的旅行者，他的成就同等於太空人的成就。如果說尼爾．阿姆斯壯為了這個國家而成為完美的典範，那麼我父親這位移民也以自己安靜且匿名的方式成為完美的典範，他的故事與接受他的國家互相共鳴。

阿姆斯壯的故事也以另一種方式令人感到欣慰：他活了下來，並且回到家鄉。但是那些未能倖存下來或返鄉的移民該怎麼辦？美國的移民神話也許過於肯定生命和國家，以致無法將移民視為一種死亡或流亡的經歷、一種可能無法返家且缺乏真實歸屬感的狀態。作家哈金在著作《在他鄉寫作》（The Writer as Migrant）中指出：「關於移民最重要的文學作品，都是描寫流亡的經歷。相形之下，移民是次要的主題，首要的主題是美國人，因此具有移民經歷的作家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以更偉大的文學傳統思想來回應這個主題。」我父親不是移民，而是難民，他的經歷更接近流亡——尤其當我們考量到流亡者通常會死在遠離家鄉之地。如今我父親在這裡的人生已經比在那裡的人生還長，當他為他自己和我母親在加州的墓園買下墓地時，已表達出他對這個國家的承諾。在買下那塊墓地多年之後，他告訴我：這是一筆很好的投資，當初只花了三千美元，現在的價值已經超過兩萬美元。在美國™，即使與死亡有關，也可以是明智的投資與擁有不動產的契機。

資本主義協助我父親形塑出他最後離世時要採行哪些儀式，越南天主教徒的身分在其中也有所貢獻。越南天主教的告別式包括從早到晚的瞻仰儀式、舉行誦讀聖經與合唱詩歌的彌撒、點燃薰香、吟誦禱文，當然還有葬禮本身。我父親已經計畫好他離開時的每一個細節，並且於五年前我母親過世時審核了這項儀式的流程。由於儀式執行得非常完美，以致我岳父也表示想擁有同樣品質的告別式。去年我岳父過世時，他的女兒們實現了他這個願望。當我們思考我們最終退場的那一刻時，重複的哀悼形式可以安慰活著的人。我從小就深深意識到這一點，因為我童年時的每個夜晚，都看見我父母坐在陰暗的客廳沙發上，面對著一面只掛著十字架和白人耶穌與白人瑪利亞畫像的牆壁，以我聽不太懂的語言頌讀玫瑰經。我父母活在對我而言相當陌生的兩個世界——過去的越南和未來的來生——之間，來生是光明的，死亡則是探險家們再也沒能從深淵回來的大陸。那些在臨床上死了又復活的人，看到的只是死亡大陸的海岸。

唯一能夠回來的他者是鬼魂，鬼魂可能真的存在，但通常不會出現在現實主義文學中。移民文學的現實主義——拉希莉的故事是其中一例，無論是因為她的藝術性與個人優雅度，或因為她深深愛著身為英勇旅行者的移民們——往往對死亡搶先破壞、封閉阻擋、充滿防備，而且亦是進入終極他性的最後邊界。雖然拉希莉在書寫移民經驗時，並未明言死亡是每個人最終旅程的實質大陸與最後驛站，但死亡確實大量出現在這類現實主義文學之中，包括個人因為私人緣故而結束生命，以及多數人因為各種可怕災禍而死亡。然而文學的現實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把讀者和難以理解的死亡加以區隔——無論是個人的死亡或集體的死亡。舉例來說，在拉希莉的故事裡，不僅擔任主角的移民，其未來的死亡已被搶先阻斷，（即使當他年邁亦然），連房東太太的死亡也同樣被搶先阻斷；因為到了故事結尾，她已隨著她經歷過的內戰歷史一同合宜地消失。

現實主義令人印象深刻的無縫性，能夠緩衝那些死去之人、目睹和記住別人死去之人以及試圖為其不在場的死亡做出彌補之人所萌生的情緒。現實主義要如何適當地面對最終毀滅這種不真實的事物？對小時候的我而言，死亡是抽象的——它是不真實的、不可想像的、不可探知的。關於移民以陌生人之姿來到陌生的土地，並且融入這片土地一部分的故事，只確認了生存，而沒有確認死亡。但如果我們把移民想像成英雄，是不是應該也要提出一些疑問：他們要逃離什麼？或許是要逃離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導致的大規模死亡或過早死亡？倘若留下來沒逃走的人也是英勇且不屈不撓的，是不是因為他們面對了這種大規模死亡或過早死亡的情況？我們讚美移民的勇氣，但就某些情況而言，是不是為了掩飾我們國家對他們所做的干預？是不是我們國家要求他們為了求生就必須勇敢？我們是不是因此才凸顯他們的成就？那些沒能倖存下來的人，又該如何被對待？

詩人陳懇也透過所謂的「移民超現實主義」（Migration surrealism）來探討死亡和他父親的議題。他在〈我表面上在尋找我父親，但是〉“I Was Ostensibly Searching For My Father, But.”中，為了尋找已故的父親而進入「冥界」，並發現自己「完全難以想像『冥界』究竟多麼深邃，一心只『試著恢復我產生幻覺的權利。』」對於許多藉由「把死亡當成移民」（Death as migration）而前往地獄的人而言，產生幻覺是對於死亡的規模及其恐怖性的正確回應。陳懇幻覺中的亡者在家鄉死去或者在旅行時死去，但在某些人眼中，那些亡者乃是死於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因此使其留下或離開變成英雄事蹟。那些無法控制的力量來自於殖民者和征服者。對殖民者和征服者而言，邊界一點也不重要——至少他者的邊界不重要，因為他者的邊界始終對外開放，可以隨時跨越；至於殖民者和征服者自己的邊界，才需要加以保衛。

作者為越南裔美國小說家，普立茲獎得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曾獲麥克阿瑟基金會與古根漢基金會獎助，現為南加州大學英語系艾若・阿諾德講座教授（Aerol Arnold Chair of English），並兼任美國研究與族群學教授。

一九七一年出生於越南邦美蜀市，西貢淪陷後與家人逃至美國，先在賓州定居，後搬遷至加州，現居洛杉磯。代表作包括：《同情者》、《流亡者》、《告白者》、《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兩張面孔的人》（皆由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個人網站：https://vietnguye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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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拯救與毀滅：以他者的身分寫作》
作者：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時間：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