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二十四史：誰有資格稱「中國」？讀懂中國「正史」背後的政治操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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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正史」與日本人

歷史與政治

到這裡為止，從《史記》起算，總共經過了二千一百年。正史之所以僅二十四史，止於《明史》，是因為最終版的《清史》尚未出爐，原因在於繼承清朝的正統政權未有定論。二十四史一直以來都是基於這樣的因果關係與邏輯成立，這讓我不得不再次深刻體認到，那種將這套邏輯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式史學和正史觀念。

現代中國當然是以西方的史學為依據，正史的觀念卻仍延續與存在，比方說，關於三國、遼、金、宋的正統之爭，未必是乏人問津的話題。正統政權、一個中國、組成正統國家的中華民族，這類概念與定義依舊存在。在現代中國，構成正史的政治主張與意識形態，要說是與歷史學互為表裡也不為過。

最後，讓我們重新檢視這漫長的二千年。到目前為止，都是以編撰者的角度出發，但如果沒有讀者，書籍就無法存在。從過去到現在，到底是站在什麼角度編撰，與一直以來由誰來讀密不可分。在此略作回顧，進一步確認這二千年歷史的樣貌。

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時候，除了傾注自己所有的心血之外，當然也希望有人願意一讀，但應該沒想到會出現那麼多後繼者，也沒料到會孕育出一門延續二千年的新學術。

他不刻意公開這部著作，靜靜等待「後世的聖人君子」給予評論。《史記》後來是如何流傳後世的，其實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不過，司馬遷以史官的身分開始撰寫這本著作，也在遭受宮刑之後，繼續於朝廷當官，很難想像這本提及政府相關事蹟的著作未獻給朝廷。

也有紀錄指出，在西漢末年的西元前一世紀末，曾有人受詔繼續編撰《史記》，代表朝廷內部已讀過《史記》，評價也已確立。至於東漢時期，則可從班彪、班固父子的例子進一步得知，這一點更加明確了，只不過此時司馬遷已過世百年。

既然如此，《史記》的讀者群到底多麼廣泛呢？雖然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但當時是沒有紙張，也沒有印刷技術的時代，所以《史記》應該很難於朝廷之外的民間普及。以《史記》為首的正史，從一開始就與政府、宮廷乃至於君主及其身邊親信共存。

傳承與門閥

反觀班固活躍的一世紀末期，以及他所著的《漢書》，與西元前一世紀的《史記》條件完全不同。如前述，《漢書》內容和文體都符合當代風潮，受到眾人青睞，所以立刻獲得好評，於知識分子之間廣泛流傳，因此，《漢書》初期的讀者應該比《史記》來得多，最遲到二世紀上半都是如此。《漢書》的注釋之所以那麼多，與傳播速度及讀者多寡絕對有關。

此外，當時也出現了紙，這種新型書寫媒體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史記》完全是木簡著作，相較於紙笨重許多。從《史記》需要耗費百年才得以流傳這點來看，《漢書》之所以能夠普及，是受到輕便紙張的發明與使用所推動，成為不再被木簡形態所限的讀物，這個事實不可忽視，在正史的形塑過程也有相當的意義。

以《漢書》為首的正史，最遲在進入三世紀後，普及範圍擴展到了各門閥。換句話說，史書不再只是宮廷讀物，也是名門望族知識分子的專屬物。

門閥貴族當然在另一方面也是於朝廷任官的重臣，是構成政府的官僚，與君主和政權的關係密不可分。不過，門閥通常是獨立的，不需要依附政權才能生存，能提出不遜於君主的主張，更有不少貴族的教養甚至超越君主。

所以門閥貴族不容許宮廷獨占史書，史書的著述與閱讀，都由來自門閥的知識分子主導，宮廷才隨後跟上。包含「裴注」在內，從《三國志》與《後漢書》，到《宋書》、《南史》、《北史》與南北朝諸史，這種發展過程可說適用於上述所有史書。

唐朝是重新確立了君主權威、企圖凌駕於門閥之上的王朝，編撰正史也由君主主導。除了在「五代史」回收南北朝的歷史，還於編撰《隋書》與《晉書》的過程中，奠定了官修與分纂的原則，這也印證了正史的著述與閱讀的主導權，本就掌握在出身門閥的知識分子手上，這也是與四部分類的史部、史學成為一門獨立學問並行的現象。

買賣與印刷出版

雖然史書的閱讀族群，從宮廷獨占擴展出去成了門閥專屬，但當然還未形成像現在這樣的印刷買賣情況。史書得以廣傳，具體還是透過借貸與抄寫流傳。就這層意義來看，史書的流傳範圍仍然非常狹窄，屬於封閉空間的排他性流通。

在當時，以史書為首的書籍的所有權和閱覽權，還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權。但是在閱讀與抄寫廣為流傳的過程中，著作總量跟著增加，流動性也著提高，最終成立買賣行為。社會對史書的需求的確在增加。

西元六世紀有一則軼事。某位窮困潦倒的南朝名門貴族，聽說可以典當傳家之寶的《漢書》，回答「我寧可餓死，也不願典當」。因為名義上說是典當，卻根本不可能贖得回來，形同賣斷。《漢書》是足以光耀門楣的收藏，而且還能典賣換錢，這件事鮮活地刻劃出當時世道的轉變。正史的流傳，也終於開始往門閥專屬範圍之外擴展。

一旦書籍買賣成為常態，書店也應運而生。到了唐代後半期的九世紀之後，社會大眾對專業書店的需求已顯著出現。

以印版為主的印刷術也於此時普及，九世紀到十一世紀這段期間，正相當於唐宋變革的時代，印刷出版的技術創新也被納入經常列舉的變革一例。

時代背景之所以如此轉變，固然也與社會型態改變有關。門閥掌權階級沒落，知識分子輩出，而不再只是來自少數特定名門，這意味著催生知識菁英的來源更加廣泛。

對於書籍的需求也順勢水漲船高，就連書籍也開始以印刷刊物取代抄本。書店為了營利而出版「坊刻」。如此一來，無論是買賣還是出版，書店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

印刷出版與「正史」

那麼正史和史書的需求與流通，是否與發展相符呢？其實令人存疑。

買賣與印刷出版蓬勃發展，順勢出現書店與坊刻，王朝與政權便以非營利的方式自行出版對自己有利的重要書籍，然後再向世間公開，這樣的模式成了慣例。比方說，明代的「監本二十一史」由國子監負責印刷與刊行，這是從宋代開始的慣例。負責刊行的公家機關當然不只有國子監，但不論如何，因為進入了印刷出版的時代，就說坊刻是唯一的主流，恐怕還是言之過早。我們不能忽視正史與宮廷、政權的關聯。

正史也是納入這種類型的書籍。一如前述，北宋政府於十一世紀下半出版了《隋書》與南北朝諸史，以及推進《南史》與《北史》。即使如此，數量大增的知識菁英或政府官僚也不可能每個人都能入手正史刊本。同時期的《資治通鑑》編撰者司馬光，原本也無法瀏覽正史，就算可以也難以精讀。一直等到負責編撰《資治通鑑》，司馬光才首次能細讀正史。此外，司馬光還表達了正史唯有朝廷出版、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接觸正史，恐將無法傳承下去的憂慮。就連事奉中央政府、在史學擁有極高造詣的司馬光，都要等到奉命編撰《資治通鑑》，才能完整閱讀正史。

順帶一提，《資治通鑑》上呈的兩年後，也就是一〇八六年（元祐元年），立刻付梓印刷，所以《資治通鑑》可能是第一部甫問世就是印刷品的史書。

這類印刷技術在宋代明顯普及，尤其到了南宋更是如此。即使如此，正史並未透過大量刊本買賣而普及開來，知識分子也未入手並收藏正史。反倒是自行依各自需求抄寫政府版本、收藏抄本的做法更為普遍。正史與政府果然還是一體的。

王朝覆滅、政權倒台的話，印刷用的木版也會佚失。瀏覽過正史的部分官員或知識分子所抄寫的書籍，也只有部分片段能流傳後世。這個時期之所以有些正史的傳承遭到淘汰，或是出現內容殘缺的史書，也就說得通了。

演化至「二十四史」的階段

之後的情況，大抵上沒什麼改變。如前述，連蒙古政權也一次整批出版了正史，但仍不代表一般知識階層能取得並閱覽正史刊本。正史的出版，依舊與政府和政權分不開。不管知識分子多麼渴望閱讀正史、希望以個人身分從書店購得正史的刊本，恐怕也是緣木求魚。直到正式進入十五世紀為止，《五代史》之前的「十七史」，乃至於到《元史》為止的「二十一史」都是相同的情況。

直到進入十六世紀，上述的情況才產生變化。此時正逢與大航海時代的歷史轉捩點重疊，或許是因此產生深刻的關聯才有了變化。

這個時期，可以看到印刷品和出版品數量大幅成長和普及。在此之前，僅限於部分地區，乃至於部分種類的坊刻，民營出版業也在同時期正式全面展開，書籍文化不再只有官僚與菁英能接觸，沒有地位與身分的低階知識分子也紛紛參與其中。

當時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也突然大幅增加，但這些考生不一定是以擔任官職、為政府服務為目的，而是希望藉由中舉得到的資格與權利來保全財產。為了考科舉，許多人投入「舉業」，也就是準備考試，有不少人因此識字以及想要讀書。

從當時的世道來看，《綱鑑》與《十八史略》這類史學入門書籍，之所以會受到大眾青睞也是理所當然，這股趨勢甚至還蔓延至正史本身。

十六世紀初期，書店發行睽違許久的《史記》之後，大受讀書人歡迎，因為當年的讀書人除了閱讀摘要本，更想進一步嘗試閱讀正史本身，這也是印證當代風氣的典型象徵。差不多這時候，古典著作也開始出版銷售，種類與部數都不少。

前述的「監本二十一史」，就是在這股需求高漲的風潮下出版的。據說北京國子監刊行後，直到進入十七世紀，只要身為知識分子，家裡都會收藏這套書。

這段期間，最廣為流傳的史書應該是《綱鑑》或《十八史略》這類摘要本，但是另一方面，正史也該悉數收藏的看法也得到重視，最終變成一種常識。

走到這一步，正史才總算真正普及。這是到了《明史》除外的二十一史的階段，才首次實現的事。一切就緒後，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二十四史確立並完成，民間的知識分子才能對其進行研究與撰寫相關著述。一切總算更接近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書籍閱讀與學術研究景象。

即使如此，所謂二十四史，完全是欽定，與意識形態和言論控制密不可分，政權與政府就如影隨形地在讀者身邊，這似乎也是「正史＝二十四史」甚至是綿延二千年的中國傳統史學與現代史學的一貫條件，我們也不能忽略這點。

日本人與「正史」

如開頭所述，中國擁有還原過去與事實這種歷史認知的傳統與文明，是孕育了正史或二十四史這類歷史敘述的文明。而身處在中國周邊、在日本列島編織歷史的我們，又該如何與之相處呢？

中國的文明就是所謂的漢語文明，以正史或二十四史為首的史書都是以漢語寫成，連綿不絕的歷史也只以漢語敘述。若把漢語圈擴及到東亞，中國或正史之外的地區，就可能出現新的史書。

住在日本列島的人，若是選擇漢語作為自身的書寫文字，當然也得接納漢語本身具有的制度、思想與呈現手法。律令制這種政治體制亦然，至於歷史認知、歷史記述的部分，史書與正史當然也不例外。這就是以《日本書紀》為首的「六國史」問世的緣由。

當然，所謂的「接納」，與仿造複製和墨守成規不同。兩者異同之處當然不容忽視，從中似乎可窺見中日各自的歷史，以及我們觀察視角的特點。

日本人及日本史，似乎習慣將「六國史」及政權編撰的史書稱為正史。如果只是某種比喻當然無傷大雅，但若過於濫用，中國史學家當然會先感到不太對勁。

比方說，以《日本書紀》為首的「六國史」為編年體，學界也都稱其為「編年體的正史」，絲毫不覺得奇怪。但依照中華最原本的普遍認知，正史理應是紀傳體才對，「編年體的正史」這種說法顯得既奇妙又矛盾。

進一步來說，正史也必須是斷代史。明明「六國史」冠上了數量詞，但那個「六」是連續性的歷史，既不像《三國志》是三國同時分立的情況，也不像「五代史」那樣一朝斷絕、一朝興起的狀況。由於日本史沒有王朝交替，所以不僅沒有正統觀念和事實，當然不存在十七史或二十四史這類正史。

所以將「六國史」稱為正史，不是精確的概念、定義與用法。如果只是某種暗喻或是修辭也就罷了，但將「六國史」稱為正史真的是前後矛盾，說到底，這正是對漢語的曲解與濫用，或許也是必須利用漢語這個他國語言標記母語的日本人無法逃避的宿命。

其實連枝微末節的術語和概念也有出入。「六國史」包含《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到《日本三代實錄》，前兩者的「紀」雖是本紀，但其實與實錄同義。至今仍持續編撰的天皇實錄，也是同樣的情況。

如前述，正史的本紀與實錄，在中國原屬不同位階和層級，扮演的角色也全然不同，後者不過是前者的資料，兩者無法畫上等號。

就算日本同樣使用漢字、漢語與古書典籍，但中國與日本、大陸與列島終究是彼此距離遙遠的世界，從正史或實錄這種看似平凡無奇的漢語，就能知道各自的史觀看似相似，卻截然不同。不過在此之前，似乎過於忽略這部分，這也與如何看待歷史的根本問題有關，要是能再更嚴謹就好了。

作者1965年生於京都市，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畢業於神戸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博士後期課程修畢，1996年以論文博士方式取得博士學位。歷任宮崎大學副教授、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後轉任現職。專攻領域為東洋史與近代亞洲史。著有《朝鮮的困境》、《中國為何反日？》、《袁世凱》（以上八旗文化），《清朝的興亡與「中華」的未來──從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到日俄戰爭？》、《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日本史》（以上台灣商務），《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5：中國的形成》（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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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二十四史：誰有資格稱「中國」？讀懂中國「正史」背後的政治操作邏輯》
作者：岡本隆司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