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錨海築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澎湖及亞洲諸海域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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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立足大員－熱蘭遮城堡及其營造歷程與原貌探討

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遠征軍攻打澳門失敗後，打算另覓適合地點建造堡壘並設立貿易據點。荷蘭人分別在澎湖群島與南臺灣沿海一帶探勘，最後選擇落腳澎湖風櫃尾；不過，荷蘭人在澎湖的兩年期間，經常到南臺灣的大員（Tayouan）活動，因當地可取得澎湖缺乏的物資。1624年1月25日司令官雷爾松寄給總督的信函提到，雷爾松於1623年10月25日率領16個士兵與34個班達人前往大員，在那裡用沙、竹子與黏土建造了一座堡壘，而當時澎湖的堡壘才完工不久。雷爾松甚至在信中表達，若先前沒有在澎湖建造堡壘，現在或許已在大員和中國人貿易通商了（江樹生，2010，《臺灣長官書信I（1622-1626）》，頁89-92）。荷蘭人還剷平堡壘旁邊的樹林和幾座小丘，以避免阻礙堡壘視野。不過，澎湖當局認為難以同時固守澎湖與大員，遂於1624年3月下令將大員的堡壘拆除（利邦，2012，頁126-133）。

1624年8月初，馬丁努斯．宋克（Martinus Sonck）抵達澎湖，接替雷爾松擔任司令官。在與中國政府多次交涉後，荷蘭人決定撤離澎湖，轉進大員；1624年8月決議要在大員已拆毀堡壘之處，重建一座新堡壘；1624年9月荷蘭人拆除澎湖的堡壘，10月初全部人員都抵達大員（江樹生，2010，《臺灣長官書信I（1622-1626）》，頁127-136；利邦，2012，頁136-137）。這座堡壘在1625年命名為奧倫治堡（Fort Oranje），1628年改名為熱蘭遮堡（Fort Zeelandia）。1630年代起，這座堡壘開始擁有城堡（kasteel）之稱呼；1640年代中期起，多以熱蘭遮城堡（Kasteel Zeelandia）稱之，1650年代之後幾乎都稱為熱蘭遮城堡。本章所提到的熱蘭遮堡或熱蘭遮城堡，指的都是同一座要塞。

先前澎湖的風櫃尾堡壘與後來大員的熱蘭遮城堡，兩者興建年代接近，也幾乎由同一批人執行探勘、興建與駐防；基於防禦目的，大員熱蘭遮城堡在選址、設計、營造等三方面的思維與作法，相當程度延續或修正自澎湖風櫃尾堡壘的經驗。熱蘭遮城堡的建造，標誌了荷治福爾摩沙時期（Dutch Formosa, 1624-1662）的開始，也將臺灣帶入近代初期的世界貿易體系。這座城堡經過多年擴建，逐漸發展成一座大型綜合要塞，內部有著長官公署、士兵營舍、公司人員住所、奴隸住所、倉庫、彈藥庫、監獄、教堂等等建物，其不僅扮演軍事防禦之角色，亦擁有行政治理與貨物倉儲之功能。

從建築本身來說，熱蘭遮城堡至少擁有三點重要意義。首先，就臺灣建築史而言，熱蘭遮城堡無疑是荷治時期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建築，其乃是許多重要事件的歷史場域，也是結合多種工匠族群與多樣材料來源的建築成就。其次，就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熱蘭遮城堡乃是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要塞，也是距離荷蘭本土航程最遙遠的長官駐守之處。第三，對於軍事建築史而言，熱蘭遮城堡不僅見證舊荷蘭系統堡壘在東亞地區的傳播與發展，也是文藝復興稜堡式堡壘在東亞地區極少數的案例之一。

基於上述重要意義，熱蘭遮城堡需要進行更完整與深入的研究。過去一個世紀，雖已有不少學者進行這座城堡的研究，但整體成果仍有限，且其中某些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近年來，已有許多熱蘭遮城堡相關歷史文獻與歷史圖像的整理、翻譯、出版與公開。過去的熱蘭遮城堡研究，較未全面檢視這些文獻與歷史圖像，也較缺乏進行文獻與圖像的對照討論，故可能遺漏許多關鍵線索。本章以歷史文獻與歷史圖像為基礎，並透過文獻與圖像的比對分析，將聚焦於兩個主題；第一是熱蘭遮城堡的建築營造歷程，第二是熱蘭遮城堡的建築原貌重建。

一、熱蘭遮城堡建築相關研究回顧

當代對於熱蘭遮城堡的研究，始於近一世紀前的日治時期。1930年日籍歷史學者村上直次郎發表的〈熱蘭遮城築城始末〉（ゼーランヂヤ築城史話），乃是當代第一份以熱蘭遮城堡為主要探討對象的研究文獻；該文援引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梳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澎湖與大員各時期的堡壘狀態，包括1622年澎湖築堡、1623年大員草建堡壘、1624年大員重建堡壘、1626年命名熱蘭遮堡、1630年代初期熱蘭遮堡竣工、明鄭時期的熱蘭遮堡等等（村上直次郎，1975）。由於村上直次郎當時能引用文獻較為有限，該文僅探討1620年代至1630年代中期的熱蘭遮城堡，而未探討1630年代中期之後的發展。

1931年由日籍建築學者栗山俊一發表的〈安平古堡與赤嵌樓遺蹟考〉（安平城址と赤嵌樓に就て），則是當代第一份以熱蘭遮城堡遺址調查為基礎的研究文獻。該文最重要貢獻乃是對於現地遺構與等高線的調查與記錄，並呈現於〈熱蘭遮城遺址調查平面圖〉（圖1）。他在文中也提出〈熱蘭遮城復原平面圖〉（圖2），描繪出熱蘭遮城堡的牆體、稜堡與圓堡之輪廓（栗山俊一，1931）。這張圖影響了往後近一世紀大眾對於熱蘭遮城堡樣貌的認知，然而其中卻有不少問題，如城堡東北側呈現怪異的弧形輪廓，且多處部位的形式與尺寸均缺乏相關依據。再者，該文論述主要是依據現地調查結果，幾乎未引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文獻，也未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圖像進行對照。

日治時期開啟的熱蘭遮城堡建築研究，二戰後中斷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90年代初期，曾國恩建築師執行「台閩地區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調查研究與修護計畫」，才重啟研究。曾國恩於1993年發表成果報告書，內容參考村上直次郎與栗山俊一的研究成果，引用了《臺灣縣志》、《續修臺灣府志》、《被遺誤的福爾摩沙》等等歷史文獻，也提到幾幅熱蘭遮城堡相關歷史圖像（曾國恩，1993）。報告書也嘗試討論熱蘭遮城堡形制與歐洲軍事建築發展的關連，但較不深入，也未提到荷蘭要塞設計思維對於熱蘭遮城堡的影響。報告書提出了一幅熱蘭遮城堡的〈現存殘蹟平面丈量圖〉（圖3），若對照栗山俊一的〈熱蘭遮城遺址調查平面圖〉，則多標示了一處戰後發現的主堡北側圓堡遺構，但也取消一處主堡東北側的牆體遺構。報告書裡另一幅〈臺灣城殘蹟圖〉（圖4），則呈現了熱蘭遮堡平面輪廓、堡壘遺構與古堡園區配置之套疊（曾國恩，1993）。上述兩張圖描繪的城堡平面輪廓，乃沿用自栗山俊一的〈熱蘭遮城復原平面圖〉（圖2），但主堡平面尺寸等比例縮小，使其與主堡北側圓堡遺構吻合。

建築學者林會承於2004年發表的《荷蘭長官公署復原規劃研究》成果報告書，相較先前的研究文獻，收錄了更多相關歷史文獻與歷史圖像。其中一份是1639年12月8日的〈特使庫克巴克爾（Nicolaes Couckebacker）給總督范迪門（Antonio van Diemen）的報告〉（以下均簡稱〈特使庫克巴克爾報告〉），其內容涉及許多熱蘭遮城堡各處形式、尺寸與構造之細節。不過，該計畫主要目的是研究熱蘭遮城堡內的長官公署，故較缺乏對於整體城堡建築的探討，報告書所提到的歷史文獻與圖像，也未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另外，該報告書也提出〈熱蘭遮城內外城牆復原尺寸圖〉及〈熱蘭遮城城內建築物復原配置圖〉（圖5、6）（林會承，2004）。較可惜的是，這兩幅圖呈現的城堡平面輪廓乃沿用曾國恩的推測版本，而非根據分析〈特使庫克巴克爾報告〉或其他文獻與圖像所得之結果。

土木學者李德河、建築學者傅朝卿與考古學者劉益昌，共同執行2003年的「第一級古蹟臺灣城殘蹟城址初步研究計畫」與2005年的「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並於2006年發表《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二）及影像記錄成果報告書》。兩期計畫共挖掘七處探坑（圖7），除了大量荷治時期文物出土外，亦發掘出不少熱蘭遮城堡的基礎遺構與建築材料，如來自荷蘭本土的黃磚、澎湖的玄武岩、規格一致的紅磚、荷蘭磚造十字砌法的牆體等等；這些發現說明熱蘭遮城堡營建材料來源的豐富性，也驗證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的記載（李德河、傅朝卿、劉益昌，2006）。不過，這兩期考古發掘計畫以探討出土文物與遺構為主要目的，較未進一步對照歷史文獻與圖像以進行整體城堡建築之討論。

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現，歷時超過70年，雖然緩慢但卻是重要的積累。1990年代後期起，在許多歷史學家的努力下，許多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已陸續整理、翻譯與出版。更者，在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荷蘭文化遺產局（Rijksdienst voor het Cultureel Erfgoed）、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與荷蘭國家圖書館（Koninklijke Bibliotheek）合作下，1996年開始建置「互惠遺產地圖」（Atlas of Mutual Heritage）資料庫網站，收錄與呈現大量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荷蘭西印度公司的相關地圖與圖像，且內容仍持續擴充中，其中也包括許多福爾摩沙與熱蘭遮城堡的地圖與圖像。本章大量引用的〈特使庫克巴克爾報告〉，則由荷蘭萊登大學藝術史系教授阿爾特．麥金（Aart Mekking）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鄭維中協助翻譯。筆者有幸在從事熱蘭遮城堡建築研究時，不僅能從前輩學者研究成果基礎上出發，還可參考近年公開的文獻、地圖與圖像；這些都是探討熱蘭遮城堡之建築營造歷程與建築原貌重建所不可或缺的寶貴資訊。

二、熱蘭遮城堡的建築營造歷程

荷治時期的熱蘭遮城堡，並非一次設計與建造到位，而是持續增改建的漫長過程。這些增改建除了反映城堡在軍事防禦、行政治理、貨物倉儲等方面需求的強化外，也呼應對於在地環境、氣候與災害所進行的調適，當然也體現了巴達維亞當局及大員當局對於城堡營造的立場與態度，因城堡營造乃極度耗費人力、物力與財力之事。熱蘭遮城堡的營造歷程，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初始階段（1624-1628）、構造強化階段（1628-1635）、大規模擴建階段（1635-1645）、工程停滯階段（1645-1659）、最後補強階段（1659-1662）。後續將從各階段的歷史背景、工程項目、參與人員、構造特徵、材料來源、規模與形式等等面向進行討論。

鑒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與當代研究文獻對於熱蘭遮城堡各部位的稱呼不太一致，容易造成混淆。為求討論過程的一致性，本章依據1640年代中期圖像所呈熱蘭遮堡樣貌，統一各主要部位的稱呼（圖8）。在此要特別說明，這些稱呼並非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提到的原始名稱。第一是「上層主堡」，此乃最早建造的部位，位於天然沙土丘上，有四個稜堡。第二是「下層主堡」，此原為天然沙土丘之一部分，1630年代下半增建擋土壁體，上面遂形成平台空間，有四個圓堡。第三為「沙土基座」，亦為天然沙土丘的一部分，外部可能有夯實，但未建造擋土壁體。第四為「外堡」，內部建有長官公署、倉庫、住所、教堂等等，外堡牆體於1630年代下半興建，並有一個圓堡與兩個稜堡；荷治末期又增建一個稜堡，最後共有三個稜堡。

1. 建造初始階段（1624-1628）

1624年8月荷蘭人在大員建造的堡壘，位於先前1623年10月建造的舊堡壘之地點，故其選址思維可與澎湖風櫃尾堡壘對照。先來看1624至1625年間繪製的〈大員地圖〉（Kaart van Taiwan）（圖9），該圖背面另有題字：「大員與澎湖之地圖」（Caerte van Teijouan ende Pehouw）。筆者標示紅圈處即是堡壘的位置，其所座落的大員沙洲南邊還有另一個沙洲，兩個沙洲皆與福爾摩沙本島分離；沙洲東側與福爾摩沙本島之間的水域，則是台江內海。再看一幅也是1624-1625年間繪製的〈大員海灣地圖〉（Kaart van de baai van Tayuwan）（圖10），筆者也以紅圈標示堡壘的位置，這幅圖上的沙洲則與福爾摩沙本島相連。就此來看，當時的大員應是不穩定的離岸沙洲狀態；有時與福爾摩沙本島相連，形成細長的半島；有時可能因漲潮或天候因素，形成二至多個島嶼，但島嶼之間有著水下淺灘。根據《熱蘭遮城日誌》等等文獻記載，當時人們確實可以行走方式往來熱蘭遮城堡與福爾摩沙本島；根據清代文獻與大量地圖，這條沙洲又確實曾分離成多個島嶼，並稱為「鯤鯓」，最多時達七個鯤鯓，熱蘭遮城堡則位於最北邊的「一鯤鯓」。

從這兩幅圖來看，大員堡壘的選址亦反映前一章所述的「陸域介面最小化」與「水域介面最大化」之思維。城堡位於大員沙洲最北端，南邊僅以細長沙洲與福爾摩沙本島相連，類似風櫃尾堡壘的岬角條件。風櫃尾堡壘與大員周圍由水域環繞，但前者周圍海水較深，後者周圍海水則較淺。如1624-1625年的〈大員海灣地圖〉呈現，大員沙洲西側與東側還有以密集黑點標示的水下淺灘，大型船隻難以接近，只能從沙洲北邊的大員水道進入台江內海（圖10）。1622年荷蘭人決定在澎湖風櫃尾建造堡壘，而非大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前者港灣水深，大船進出容易，後者則水淺，大船進出不易。當初大員這個缺點，後來卻成為防禦上的優點。

上述1624-1625年的〈大員海灣地圖〉另有一點值得注意；圖中所標示的大員（Tayuwan），乃指「大員海灣」（de baai van Tayuwan）（圖10）。如歷史學者翁佳音指出，大員這個字的發音，可能源自當時唐人稱這個海灣為「大灣」；1603年福州人陳第在其《東番記》中，首度稱為「大員」（翁佳音、曹銘宗，2016，頁132；翁佳音、黃驗，2017，頁45）。爾後，這個字詞用於指涉熱蘭遮城堡所座落的「大員沙洲」（het zandeiland Taiyouan）。當時荷蘭文獻與地圖所標示的大員，則有多種拼寫方式，如Taioan、Taiowan、Taiyouan、Tajovan、Tayouan、Tayuwan、Taywan、Teiouan、Teowan等等。但無庸置疑的是，「大員」就是「臺灣」一詞的前身；最初「大員」指的是海灣，後來代表沙洲；荷治時期結束後，「臺灣」逐漸成為福爾摩沙全島之名。

1624年8月荷蘭人在大員沙洲重建的堡壘，於1625年2月命名為奧倫治堡（Fort Oranje），以紀念奧倫治親王（江樹生，2010，《臺灣長官書信I（1622-1626）》，頁195）。1626年2月3日與12月23日的《東印度事務報告》提到，當時堡壘的防禦對象主要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程紹剛，2000，頁57）。其中的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乃是八十年戰爭時的敵人，而日本人則早在荷蘭人落腳大員之前，已在當地與唐人從事貿易活動，對於荷蘭人欲控制大員相當不滿（歐陽泰，2007，頁108-111）。

關於建造初始階段的堡壘形式，如《巴達維亞城日誌》1625年4月記載，其為方形平面，四隅皆有稜堡，建造於沙土丘上；方形平面的長邊為11魯登又8呎（即140呎，約44.0公尺），短邊為8魯登又3呎（即99呎，約31.1公尺）（村上直次郎，1970，頁47）。此初期的堡壘，即是後來「上層主堡」之部位。1626年3月4日《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提到，稜堡牆體厚6呎（約1.9公尺）（江樹生，2010，《臺灣長官書信I（1622-1626）》，頁264）。大員的堡壘建造於天然沙土丘上，應是延續先前澎湖時期「高地築堡」的經驗。

如同澎湖風櫃尾堡壘，大員的堡壘也呈「方形平面加四稜堡」之形制，此也延續了161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巴達維亞第二代城堡設計的建議，而此建議來自於西蒙．斯蒂文（Schukking, 1964, pp. 32-33）。不過，對照前一章提到的澎湖風櫃尾堡壘平面尺寸（180×180呎；約56.52×56.52公尺），大員堡壘的平面尺寸（140×99呎；約44.0×31.1公尺）顯然小了許多。堡壘規模縮小的原因可能有三點：第一，讓堡壘平面配合山丘地形；第二，基於先前風櫃尾堡壘在營造與維護上的不良經驗，較小規模的堡壘可減輕負擔；第三，將倉庫設置於城堡外平地，搬運貨物較為方便，之後可視貿易發展情況，再增建倉庫。

在1626年的〈描述艾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圖〉（Descripción del Puerto de los Olandeses en Ysla Hermosa）上，可看到堡壘在建造初始階段的樣貌，堡壘位於圖面右下方（圖11）。這幅圖與一位名叫薩爾瓦多．迪亞士的唐人有關，他於1624年搭葡萄牙船前往馬尼拉，途中被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俘擄至澎湖，之後又隨荷蘭人到大員，協助荷蘭人處理對中國貿易事務並擔任翻譯；1626年他偷渡回澳門，然後由西班牙人根據他的記憶與描述繪製這張圖（賴志彰、魏德文，2018，頁19）。該圖呈現的大員堡壘大致吻合於《巴達維亞城日誌》的記載，其座落於沙土丘上，四隅皆有稜堡，稜堡並配置火砲。不過，圖上的堡壘大門朝向東方，此應有誤；因根據之後的圖像，「上層主堡」的大門都是位於北側，即面對大員水道的方向。

在建造初始階段，營建材料取得相當不易，堡壘構造相當簡陋。1624至1628年間《巴達維亞城日誌》與《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多次提到，稜堡與稜堡之間的牆體為沙土填實，表面以木板或黏性土加固，僅有少數部位的表面為磚石構造。堡內營舍則為竹造，屋頂覆草。另外，當時荷蘭人也在城堡北側海岸構築磚造倉庫（村上直次郎，1970，頁47；江樹生，2010，《臺灣長官書信I（1622-1626）》，頁195、233-234、264）。

不過，相較於先前澎湖時期，荷蘭人在大員已更能掌握材料來源。磚塊、石頭、木材與蚵殼灰等幾種主要建材，皆非產自大員本地；而是從中國沿海地區或大員北邊的魍港運來。磚塊主要來自中國，少部分來自大原北邊的魍港（當地唐人燒製），亦有少數磚石，來自拆除後的澎湖堡壘；砌磚與砌石所需的蚵殼灰，主要來自魍港；至於木材，則主要來自日本（村上直次郎，1970，頁47；江樹生，2010，《臺灣長官書信I（1622-1626）》，頁234）。當時參與營造的工匠也相當缺乏，除了公司人員、士兵與班達人外，亦須僱用大量當地唐人；大員當局頻繁抱怨，公司的荷蘭工匠素質極差，而唐人工匠則有工作慢、費用高、來源不穩定等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大員當局不斷請求巴達維亞派遣專業泥水匠、製磚匠、木匠與鐵匠前來，但也不得不繼續仰賴唐人工匠（村上直次郎，1970，頁47；江樹生，2010，《臺灣長官書信I（1622-1626）》，頁195）。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荷蘭萊登大學建築史博士。專長為建築歷史理論、建築文化資產與建築規劃設計，曾為執業建築師。開設課程包括建築設計、西洋建築史、東南亞建築專題、建築理論與批評，以及建築保存與再利用設計。

長期關注印度、伊斯蘭、殖民與華人等多重文化層交織下的東南亞城市與建築。十年前因獲得1643年熱蘭遮市鎮地籍資料，開啟對荷蘭東印度公司（VOC）亞洲殖民城市與軍事建築的深入研究。透過梳理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與歷史地圖，重建臺灣荷治時期的重要堡壘與市鎮空間，並從殖民體系、貿易網絡與跨文化互動的視角，重新檢視近代初期亞洲港口城市的特質與意義。

為了學術研究，經常走訪亞洲與歐洲各地，從臺灣到日本及東南亞諸島，再到歐洲北海與波羅的海沿岸城市。調查之餘，也喜歡體驗當地飲食文化；殖民體系與海洋貿易不僅影響城市與建築的發展，也催化了食材與香料的傳播與融合。研究走到哪裡，便嘗試做出那裡的料理；因緣際會下，參與2024年臺灣設計展「不存在的食堂」擔任主廚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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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錨海築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澎湖及亞洲諸海域的殖民市鎮與堡壘要塞》
作者：黃恩宇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