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Run to the World Cup踢向新大陸：朝世界盃遠行、告別與抵達的奇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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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馬戰鬼
THE GHOST OF TSUSHIMA

KOREA & JAPAN 韓國&日本

對峙的大陸與海洋

朝鮮半島就如同一隻手臂伸向海洋，自古以來就是亞洲大陸連接日本的橋樑，韓國與日本隔著對馬海峽相望，海峽中間有個島嶼，切割著東亞大陸與海洋，這裡是日本的對馬島，但實際上它與韓國本土的距離，比日本的九州還要近。

許多人都知道，歷史上日本曾經在唐、明、清時期，各有一次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其實在此之前，日本史上也曾經三度受到來自大陸的侵略，包括遼國女真人的刀伊入寇，以及兩次與元朝的蒙古戰爭，不管戰爭由那一方發起，對馬島都是雙方交戰的跳板，知名遊戲軟體「對馬戰鬼」講述的就是在對馬島抵抗蒙古入侵的故事。

狹窄的對馬海峽，既是天然的地理阻礙，也是密切連結的臍帶，承載著日本與韓國超過千年的恩怨，這裡讓日韓文明有頻繁的交流，但也明確劃分出兩個徹底不同的生活模式，各自屬於海洋之國與大陸之國。

足球發展的異與同

就跟兩國間複雜的關係一樣，現代足球在日本與韓國的發展，有著驚人的相似軌跡，又有完全不同的風貌。講到亞洲的足球雙雄，你會不假思索的聯想到日韓，心裡浮現的影像，卻是南轅北轍。

由於對唐文化的學習，日本與韓國很早就有類似蹴鞠的宮廷遊戲（日本稱為「Kemari」，新羅稱為「Chuk-guk」），雖然這與現代足球沒有直接關聯，但足以顯示自古以來，日韓就有用腳來進行球類遊戲的文化，而現代足球輸入日韓，非常巧合的又幾乎來自同一個國家與同一個時期。

明治維新成功後，日本為了成立現代化海軍，向海權霸國英國取經，引進了來自英國的教官，英國軍官道格拉斯（Archibald Lucius Douglas）應邀來到東京的築地海軍兵學校授課時，發現日本水兵的體能操練枯燥乏味，許多人都因此偷懶而效果不彰，於是他召集學生，教他們玩起一個在英國非常流行的遊戲──足球。

到了一九○二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筑波大學）成立了第一個足球俱樂部，在課程中也安排足球的基礎訓練，從此之後，足球成了日本在校園中必備的運動項目，也開始編纂各種足球的教範。

一八八二年朝鮮壬午兵變前夕，英國軍艦飛魚號在濟物浦停泊，在等待期間過於沉悶，無聊的英國水兵就在碼頭的空地玩起了足球，吸引了大批群眾圍觀，玩到興起，英國水兵也叫一旁的朝鮮民眾加入比賽，足球運動從此進入朝鮮半島。

一九○二年，首爾的培材學堂（Paichai Academy）成立了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隊，培材學堂是韓國第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其核心也是培養教育師資，在培材學堂足球隊之後，短短兩年之內，韓國也掀起了足球狂潮，並且將足球列入官立學校的體育必修課程。

寸土必爭的國家尊嚴

在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足球運動也成了韓國人凝聚意識，同仇敵慨面對日本的方式之一，一九三五年來自首爾的京城足球俱樂部（Kyungsung Football Club）奪下日本天皇盃的冠軍，對於當時的韓國人來說，是極大的鼓舞，讓他們重視了自己的民族自信。

當時在京城俱樂部效力的金容植，因為表現優異被選入日本奧運代表隊，在一九三六年德國奧運幫助日本戰勝瑞典，這也讓他被韓國人視為民族叛徒，他在賽後得到了就讀早稻田大學的機會，卻在在校期間又遭到日本人的霸凌與種族歧視，最終只能黯然返回韓國。

二戰之後的一九四八年奧運，金容植當時已屬於高齡運動員的三十八歲，以球員兼教練的身份，為韓國贏下足球史上的首場勝利，他退休後執教韓國國家隊，打進了一九五四年世界盃，還拿下了一九六○年亞洲盃冠軍，翻轉成為韓國足球史上最偉大的國家英雄。

一九五四年瑞士世界盃的資格賽，韓國與日本爭奪參賽權，當時戰爭結束不久，韓國人對於日本仇恨極深，韓國開國總統李承晚立誓不讓日本國家隊踏上韓國領土，經過FIFA協調，兩場比賽都在東京的國立競技場舉行，最後韓國以七比二的總比分淘汰日本，這也是亞洲第一支以獨立國家身份參賽的隊伍，拿到前進世界盃的門票。從此之後，韓國成為亞洲足球強權，日本則是從此陷入困境，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才首度突圍。

太極虎的荒謬鬧劇

從五零年代到八零年代，韓國總共拿下兩次亞洲盃冠軍，三次亞軍，實力可說相當堅強，尤其是韓國選手的身材壯碩，對抗能力在亞洲獨樹一格，加上強悍的鬥志與充沛的體能，暱稱為太極虎的韓國，被認為是當之無愧的亞洲足壇霸主。

但是韓國卻錯失了一九五八年及一九六六年兩次世界盃資格賽的參賽權，而且都是令人懊惱不已的場外因素，這些鬧劇讓韓國的世界盃之路停滯將近三十年，等到第二次進入世界盃，已經是一九八六年的事情，在那之後的四十年，韓國踢進了每一屆世界盃，從來不曾缺席，其實力之堅強可見一斑。

一九五八年世界盃的故事荒唐到令人發笑。身為上一屆首度以獨立國家身份踢進世界盃的亞洲球隊，韓國隊理應有極大的信心繼續挑戰，國際足總自然也是將韓國列為重點參賽國家之一，沒想到國際足總寄發的報名表，竟然被韓國足協的工作人員隨手塞在抽屜裡，完全忘記有這件事情，等到國際足總發出公告，宣布報名時間已經結束，韓國才驚覺他們並沒有報名。

一九六六年世界盃資格賽，最後三強韓國、朝鮮、澳大利亞，將要在柬埔寨爭奪最後的門票，沒想到當時的總統朴正熙，竟然以不能與朝鮮有接觸為由，禁止球員前往參賽，除了政治上南北韓互不碰面的原則外，也有人猜測當時北韓的足球實力突飛猛進，朴正熙擔心萬一輸球面子會掛不住，乾脆逃避參賽。

結果朝鮮在資格賽大勝澳大利亞，並在世界盃決賽圈小組賽擊敗義大利晉級八強，為亞洲國家取得史上第一勝，震驚全球，韓國因為政治因素，把參賽權拱手相讓，還造就了朝鮮足球一戰成名，自己之後還要努力重返世界舞台，花費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完全得不償失。

藍武士的多重悲劇

日本同樣沒有參加一九五八年跟一九六六年的世界盃資格賽，但這卻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戰後日本曾經因為身為戰敗國，遭到國際足總禁賽，重返國際舞台後，日本國內經濟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幾乎沒有餘力將經費耗費在出國遠征的項目，日本大藏省決定省下足球國家隊的經費，用在舉辦一九五八年的東京亞運。

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日本以地主優勢，爆冷擊敗阿根廷挺進八強，照理說應該有足夠的信心衝擊世界盃之路，但日本評估之後，認為與其參加世界盃的窄門，不如將資源全部投入在純業餘的奧運會上，因此再度放棄參加一九六六年世界盃資格賽，日本的策略收到了成果，成功在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奧運摘下足球項目銅牌。

然而這樣的策略是否划算，則是見仁見智，有人認為奧運足球項目性價比更高，在業餘的領域更容易奪牌（當時的奧運限制職業選手不得參賽），但也有人認為，主動放棄參賽，等於一來一往要跟國際頂級賽事脫勾八年，對於長遠發展是一種無形斷層，這種落後可能要耗費更多的時間與資源才能追上。

另一個問題是，重新挑戰世界盃的日本隊，染上了嚴重的「恐韓症」，一九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六年世界盃資格賽，日本敗給韓國遭到淘汰，一九八二年、一九九○年則是敗給朝鮮遭到淘汰，彷彿就像受到詛咒一般，被朝鮮半島擋住了走向世界之路。

一九九四年世界盃資格賽，日本總算打破這個超過二十年的魔咒，最後的六強小組賽，連續擊敗韓國與朝鮮，只要最後一場比賽對伊拉克獲勝，就能夠進軍世界盃。日本全場一路領先，全日本幾乎已經提前慶祝，沒想到在傷停時間被伊拉克追平，日本再度目送韓國隊前進世界盃，這場舉世聞名的杜哈悲劇（ドーハの悲劇），至今仍是藍武士心中最大的創傷。

引爆日韓情結

日韓足球的愛恨情仇，發展到九零年代達到了高峰。日本經濟快速起飛，躍升為世界大國，因此想要成為第一個舉辦世界盃的亞洲國家，他們長期跟國際足總主席，巴西籍的哈維蘭吉（João Havelange）關係良好，動用了大筆資金在背後資助哈維蘭吉及他的可能接班人布拉特（Sepp Blatter）。

哈維蘭吉希望能夠打破框架，完成一項過去未曾有過的壯舉，來提升自己的歷史定位，同時拉抬布拉特接班的聲勢，於是「第一次在亞洲舉辦世界盃」，就成了日本與他一拍即合的共同大業。

這個想法在檯面下運作已久，但是等到計劃浮上水面時，卻引發韓國的極度不安，他們認為如果讓日本主辦世界盃，等於承認日本才是亞洲足壇主導者。韓國足協主席，同時也是現代集團的少主鄭夢準，帶領南韓商界、政壇人士，動用一切經濟與外交力量，全力反對這項計劃。

日韓雙方除了用盡心力拉攏各國足協，韓國更是透過媒體戰，指稱日本是一個從未踢進過世界盃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舉辦世界盃，日韓足壇的對抗，瞬間來到二次大戰之後的最高峰。

國際博奕下的攜手合作

這場爭辯逐漸升級到全球足壇的權力鬥爭，哈維蘭吉為首的南美各國支持由日本主辦，對布拉特接班存有心結的歐洲各國則是大力反對。經過計算兩者的票數幾乎相同，最後關鍵變成是亞洲足壇必須選邊站，而這又會涉及整個亞洲的地緣政治效應，此時認為不應輕易分裂的亞洲區溫和派，與哈維蘭吉進行秘密談判，想出了一個大膽的終極方案，那就是前所未見的「共同主辦」。

這個想法一開始被認為是異想天開，先不說共同主辦的技術性難度、主辦國之間能不能在軟硬體與行政效率等問題上配合，今天之所以爆發兩派戰爭，就是因為日韓之間的極度仇視，要他們共同主辦，豈不是火上加油、自找死路。

但是轉念一想，這個方式未必絕不可行，韓國想要的只是不能讓日本獨佔鰲頭，其他問題都可以討論，而日本在足球實力上受到的質疑並非沒有道理，他們想要創下歷史新頁，就非得要韓國點頭不可，否則主辦權可能在多方妥協下，轉由墨西哥贏得，這對日本來說就完全沒有意義。

最終的結果是日本跟韓國都妥協，韓國與歐洲派不再反對，日本也同意兩國合辦，完成史上第一次的合辦世界盃，日本也在一九九八年打破超過六十年的苦悶，成功進軍法國世界盃，做好主辦前的最後一項準備。

日韓新頁的展開

事後證明這項決定對兩國的足球都是正面結果，日本首度踢進淘汰賽，韓國更是以地主之姿進入四強賽，兩國也都持續成為世界盃的常客，比賽場館的建置與球迷觀賽文化也迅速提升，帶動國內職業聯賽蓬勃發展，主辦國的曝光效應，讓日韓球員的旅歐之路更加開闢。

賽事籌備期雙方自然也是寸土必爭，包括名稱是要叫日韓世界盃還是韓日世界盃，比賽場地要如何安排，開幕戰跟決賽場地在哪裡等等，都經過好幾年的爭辯，最後達成韓國的名字在前，但決賽由日本主辦的分配方式。

日本與韓國超過百年的足球恩怨，在此次合辦世界盃之後，轉化為另一種合作又競爭的模式，不論在經濟上、國際關係上，都是一次空前的創舉，二○二六年美加墨世界盃三國聯辦再度寫下新頁，但其靈感也是來自當年日韓的足球對抗，而後破冰的前例。

兩大亞洲足球強權，隔著對馬海峽的鬥爭不會停止，但是彼此也都可能有更多元的發展，日韓會分別用自己的方式，繼續向對方，同時也是向全世界，發出更高的挑戰。

作者為台灣花蓮鳳林人，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專業足球球評。曾發行雜誌刊物《足球主義》，講評經歷豐富，除轉播賽事外，也跨足出版、廣播、演講、專欄進行足球推廣，筆名為「左岸沉思」、「石八歲」，球友們常暱稱石為「左岸大」、「左大」、「左伯伯（左杯杯）」、「石伯」、「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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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Run to the World Cup踢向新大陸：朝世界盃遠行、告別與抵達的奇蹟故事》
作者：石明謹
出版社：堡壘文化
出版時間：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