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於焦慮的「中華民族」──《民族團結法》與薛丁格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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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茵惠

中國於2026年七月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據其序言的說法，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維護國家統一」，最終「以中華民族大團結促進中國式現代化」。

這貌似是一部對內法規，與外國人沒關連，但英美與歐洲媒體對這部法規的反應大多是「驚駭莫名」，除了涉及長臂管轄外國人的問題之外，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政府對《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官方譯名聽起來本來就很驚悚：「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Law（簡稱Ethnic Unity Law）」。

正常來說，Ethnic 是人們用來建立文化自我區隔的分類，因此它出現時通常都是為了強調「區隔」真實存在，譬如：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y）、族裔認同（ethnic identity），乃至負面的「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等詞彙之所以成立的邏輯，莫不建立在「差異確實存在」，且「值得被承認」之上。

然而《民族團結法》卻反其道而行，它把Ethnic與Unity放在一起，聽起來就像是國家正在刻意介入族群認同，打算強制少數民族進行「同化」（assimilation），消滅他們原本的語言與文化認同。而事實上，從法律整體設計與近年民族政策來看，它所指向的治理方向，也正是如此，無論它是否用一些裝飾性的條文來假裝「不歧視」。

民族、族裔、國籍，是真的分不清？還是故意分不清？

《民族團結法》表面上是一部「對內」的民族事務基本法，核心是把習近平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進國家法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提出，2025年9月8日送交人大，2026年3月12日通過、習近平簽署，定於7月1日生效。

本法最直接的效果，是把習近平歷來對少數民族的「漢化政策」徹底予以法制化──其中，惡名昭彰的「新疆再教育營」已經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種族滅絕」，但顯然中國覺得那是「民族團結」。「民族」在此偷偷取代了種族，讓概念偷換變得可行。

中文的「民族」一詞，一直存在著翻譯困境。這些困境通常不是因為「跨語言的概念轉換」本身天然不精確，而是因為「說話的人本來就政治上刻意使其不精確」。

中文用語中的「民族」一詞，經常混雜三個截然不同的英文概念：nation（國家、國族）、nationality（國籍）、ethnicity（族群、族裔）。譬如，「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無論它是怎麼界定跟建構，英文通常翻成「Chinese nation」，乍看好像跟ethnicity扯不上關係。但如果描述「中國人認為的藏族」，則又變成「Tibetan ethnic group」。

但中文確實也把藏族稱為一種「民族」，隸屬於一個虛擬的「中華民族」大旗底下，因此，中文的「民族」一詞，始終在不同語境中悄悄切換，此種「不精確性」，服務了說話者的政治目的。

源自焦慮、伸縮自如的「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邊際伸縮自如的特性，打從這個詞彙被發明那刻就開始了。

「中華民族」這個詞，由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一個聲稱自己有五千年文明的概念，詞彙本身只有一百二十幾歲，而且連「民族」這兩個字都是進口的，是清末從明治日本搬回來的和製漢語，原本用來對譯西方的「nation」。

這整套「我們自古就是一個民族」的話術，它使用的語言本身是1900年前後為了應付社會達爾文主義，應付「黃種打不過白種，恐要亡國滅種」的焦慮，臨時組裝出來的。

清末的民族主義事實也有一些流派，章太炎、鄒容等人提起中華民族時，其實就是「漢民族」，目的是要把滿洲人趕走。1912年民國一成立，突然發現，要是真採用漢人為主的血統民族主義，那滿洲、蒙古、西藏、新疆等領土就一起飛了。於是「五族共和」登場，本質上是一個領土繼承的權宜之計，用一個拼裝車般的「中華民族」詞彙，把帝國的版圖裝進民族國家的殼裡。

正因為所謂的「五族共和」是從地圖反推出來的，根本就跟地圖上那些少數民族的意志沒什麼關連，因此中國目前在西藏跟新疆做的事情，乃至這部《民族團結法》，源頭都來自於當年的這段歷史：「先自己畫版圖，再回頭發明一個能裝下版圖的『民族』」。

1939年，對日抗戰正危急時，中國歷史學家顧頡剛在《益世報》上提出知名的主張「中華民族是一個」，稱中國只能有一個中華民族，「境內有很多民族」是危險的，因為這「正中日本下懷」，「滿州國」即是一例。

不過這個看法並沒有成為主流。費孝通認為，中國境內不同民族之間的客觀差異不能否認。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作為基本定調，至少通行了幾十年。費孝通依然支持中華民族「一體」，只是認為可以留著「多元」。中國《民族團結法》則顯然從和平時期的多元，倒退到戰時的「一體」──理由也沒什麼不同，「境內有很多民族是危險的」。

《民族團結法》雖然表面上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但內文加序言卻提了整整11次「安全」。一個不團結、不一體的中華民族，是不安全、不體面的，就像節節敗退的對日抗戰。

共產黨與國民黨：中華大一統鏡像的兩端

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開始就對境內少數民族採取高壓再教育的措施，事實上，一開始它與國民黨強調的中華道統是相反的。

1950年代中共「民族識別」工程，照搬了史達林的民族理論，主動「製造」並固定了56個民族，提供自治區、給予加分和優惠。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曾經熱衷於效法蘇聯，把民族差異制度化。

蘇聯、南斯拉夫解體後，中國出現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聲音，他們再度開始認為多民族的國家本質上是危險的，會使國家解體，因此應該「全面漢化」，無論使用什麼手段。

與此同時，退敗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正在秉持清末民初的幹話精神，玩一個小把戲，把錯綜複雜的中國歷史，說成一個串連的故事，亦即「道統」的天命傳承，因此國民教育中曾經出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下接蔣公」這種敘述。

國民黨把蔣介石塞進韓愈、朱熹倡議的這條「聖王血脈」末端，合理化自身統治的正當性之餘，目的也在於「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中國的正當性」。1967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針對對岸的文化大革命發動。言下之意，誰是「中華民族」的真實繼承人，誰就有宣稱統治中國的正當性。

某方面來說，習近平說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跟國民黨政府長達二十年間，在小學作業簿封底以「蔣公遺訓」提醒學童要「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沒有什麼兩樣。

如今，海峽兩邊各自蓋了宗祠，一個自稱要鑄牢中華民族，一個自稱中華文化正統，這兩個政權其實是非同步的鏡像，一個在過去，一個在現在，但邏輯一樣：「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那個中國該有的樣子」。

從傷害人民感情，到破壞民族團結

沒有人會反對一個國家的政府主張應該「內部團結」，但問題是，如果「團結得夠不夠」是由官員看情況決定的，而且點名某些「比較不像漢族」的成員更應該認真團結，那顯然就是問題。

至於，台灣是不是自動被當成「成員」，就又是另一個問題。

《民族團結法》嚴格來說不公然「歧視」任何民族，第5條甚至明文「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與壓迫」。但問題出在整部法本身的功能，把「擁有一個獨特的少數民族身分」這件事本身，重新定義成一個不僅需要被解決，而且有義務自己去解決的問題。

歧視是把不同的人排高低順序，但《民族團結法》真正的目的，是在中國宇宙觀中完全取消「不同」的正當性。把同化包裝成「團結」跟「進步」，不是平等並存，而是吸收式的合一。中國政府當然也不是因為英文不好才把這部法稱為Ethnic Unity Law，而是選用的詞彙本身就反映他們的治理邏輯。

過去十幾年來，「傷害中國人民」、「傷害民族感情」會導致嚴重後果的不成文機制原本就存在，用外人看來莫衷一是的標準，規訓台灣藝人、品牌。中國的這類法律始終模糊，把審查勞動本身外包給被治理的對象，國家不必明說，你用自己對最壞情況的想像，幫它管好了你自己。它很有效，正是因為標準不清──你不知道什麼行為會傷害人民感情，所以先跪再說。

但《民族團結法》通過之後，不只是不成文的規定變得成文了，任何主張台灣有自主權的行為傷害的「對象」，都從「感情」升級成「安全」。前面提到，《民族團結法》的關鍵字並非和諧共生，而是「安全」，按照字面規定，幾乎任何行為都可能讓中華民族「不安全」。

「傷害民族感情」原本屬於情感範疇，對應的補救儀式是「道歉影片」，一個和解儀式，鞠躬、發表聲明，感情就被「修復」了。可是一旦同一件事被歸類到「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它就進了國家安全與刑事的範疇，對應的不再是道歉，而是坐牢。就像，沒有任何道歉影片能修復「煽動分裂國家罪」。

因此，《民族團結法》的創新之處不是「明文化」，而是把「作為不夠團結的中國人」這個問題上升到「不能解決」的程度。而且你是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你自己或者你的護照能決定的。這是可怕之處。此外，第63條允許了長臂管轄，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和個人」，凡是妨害中華民族團結，不管你是哪國人，都能被追訴。

在民主社會中，我們假設法律的功能是「劃出清晰的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一目了然。在這個預設下，標準不清本身是缺陷。但在極權的系統裡，模糊不是 bug，是 feature。一條清晰的線會告訴你可以貼著它走多近，因此它其實限制的是國家跟政府，它劃出了一塊安全區。一條模糊的線則逼著國民與不幸扯上關係的非國民自己內建審查，當人人開始自問「我這樣會不會傷害中國民族感情」時，法律並未失靈，而是成功，只是不是用民主國家的那種方式成功。

這正是一部「真實到足以援引入罪，但又模糊到永不自縛」的神奇法規，別具中國特色。

站起來但同時又趴著的中華民族

習近平治理之下的現代中國，一直處於「崛起」與「未崛起」之間的量子疊加態。《民族團結法》也不例外。

該法序言指出，中華民族已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復興了，但又同時用一整段敘事，暗示中國依然是「外侮」的受害者：

「一八四〇年以後，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各族人民始終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大一統信念，在救亡圖存、共禦外侮的英勇鬥爭中，實現了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

正常來說，當一個國家已經強大到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保留席次，晉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且GDP 約佔全球經濟總量的 18% 時，他們不會再哭訴一百年前被同班同學打過。

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的團結敘事不知何故向來需要其他國家當反派，他們不能也不願意結束自己的「被害故事」。任何對於新疆血棉花、西藏鎮壓的質疑，都是外國勢力煽動干預內政，若台灣不願接受被中國併吞，必然是因為「美帝扶持的一小撮台獨勢力」洗腦島民。

任何與中國的衝突，都是在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在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中華民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理論上已經「站起來了」，但關鍵時刻你還是可以看到他們趴在地上，說自己之所以趴著是因為「全部的人都對不起中國」。

這種焦慮，事實上很1902。而「中華民族」這個詞彙，之所以需要這樣用金箔揮毫書寫，可能正是因為，這個詞彙從來沒有機會，與快樂、幸福、自由連結起來。它之所以需要不斷被「鑄牢」，恐怕恰好凸顯，它從來沒有真正牢固過。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