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下高棉人的困境：越、柬的國族政治與地緣政治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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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南方的社會主義改造及其對下高棉人的衝擊

1975年4月底，越共在南方取得軍事勝利，將越南南部完全置於越南勞動黨和河內政府的控制之下，成功地「解放南方」（Giải Phóng Miền Nam），終於實現越南共產黨所致力追求的越南統一國族主義。不過，南方地區經過長達30年戰爭的摧殘已是滿目瘡痍。 河內當局有能力在軍事上佔領南方，卻無法在一夜之間將其轉變為共產主義。對河內共產黨領導階層來說，爭取國家統一的長期鬥爭的軍事階段基本上已經結束，革命的新階段即將開始，有鑑於南方在經濟和意識型態上與北方有很大不同，「美國新殖民主義」（Chủ nghĩa thực dân mới Mỹ, US neocolonialism）的遺毒，將威脅到國家統一計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是一個必須立即消除的威脅。更何況，河內政權一向將敵人控制下的南方描述為存在各種陳舊的財產關係、宗教信條、迷信的習俗和不合時宜的語言用法的「落後」之地，必須即刻掃除這些過時的傳統並且建立一個勇敢的新社會。這使得南方的社會主義改造成為河內當局的急切任務。故而，越南勞動黨隨即決定仿照北部模式作為南方改革的樣版，在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在內的南方地區開展建國運動，而其主要有三大目的：（1）、恢復因戰爭而受損的農業、土地和經濟；（2）、將南方納入1945年以來在北方建立和發展的共產主義政權；（3）、最重要的政治意義是，控制已經被不同政權統治25年的地區並且鞏固政治權力。

根據越共在1975年9月29日舉行的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決議：《關於新時期越南革命任務》（Về nhiệm vụ của cách mạng Việt Nam trong giai đoạn mới）指出，越南革命已經從戰爭進入到和平的新階段，黨應盡快在南越同時推進社會主義的改造和建設等兩大戰略任務。11月中，長征（Trường Chinh）在一場南北政治協商會議中也明確指出，南方不會單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第一階段，而是立即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二階段。所以，當前的任務是開始逐步對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基礎，同時也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剩餘任務，建立人民革命政權，鎮壓反動派，幫助前南越政府和武裝部隊成員進行再教育，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亦即，一邊對實際或是假想的反對力量予以沉重打擊，一邊著手按照意識型態來改造南部地區的社會和經濟。1976年6月25日，黎筍（Lê Duẩn, 1907-1986）在統一後的國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時就明白地指出，南方必須同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這兩項戰略任務是社會主義革命緊密聯繫的兩個面向。

簡單地說，越南共產黨在南方推動全面性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工程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南方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思想殘餘，以及美帝國主義在南方所灌輸的新殖民主義思想文化，將南方人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人」（con người mới, New Man），即「新越南人」（con người mới Việt Nam, new Vietnamese），以作為在南方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然而，南方的解放不代表下高棉社群的苦難真的結束，社會主義改造工程反為其帶來更多的傷害，導致部分下高棉人作為難民而離開世居地。

思想改造與「再教育」政策

西貢政權的覆亡導致南方地區的經濟情勢和政治自由急遽下滑，強化南方人對共產主義的反對，帶動一股反共運動熱潮。儘管1973年《巴黎和平協定》的第11條明訂保障南越人民的兩項權利：（1）、戰爭期間與一方或另一方合作的個人或組織免於一切報復和歧視的行為；（2）、人民的民主自由，如言論、出版、集會、信仰、遷徙、組織、集會、居住和政治活動自由。然而，就像吳廷琰對1954年以前與共產黨合作的南方人所採取的歧視性政策一樣，越共也著手逮捕和監禁曾為舊政權或美國人工作的政府官員、公務員、武裝和警察人員、協作者及異議份子等，這些曾為美國人工作的越南人高達93,000人。共產黨認為，這些仍然記得舊政權的人都會對國家的穩定構成積極威脅，必須實施思想改造的「再教育」（cải tạo, re-education）或稱「教育勞動」（lao động giáo dưỡng, moulding through labour）措施，藉以消滅個人思想，強迫每一個體都能符合黨的要求，亦即遵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模式，同時發揮恐嚇人民的效果，藉此嚇阻和壓制反革命活動和政治異議的興起，達到極權統治和社會控制的核心目的。最後，將南方人徹底改造成「新的越南社會主義者」（New Vietnamese Socialist Man）。就像Stephen B. Young所指出，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打造國家政治意識……幫助確保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穩定」。

1975年4月18，勞動黨中央書記處先是發出《第218號指令：關於新情勢下的俘虜政策》（Chỉ thị của Ban Bí thư , số 218- CT / TW, ngày 18 tháng 4 năm 1975: Về chính sách đối với tù , hàng binh trong tình hình mới）指出黨對各類人員的處理原則，包括：（1）、軍官（sĩ quan），所有人都必須被拘留、管理、接受教導和勞動，待以後依個人進展狀況，進行分類處理；（2）、對於邪惡分子、情報人員、軍事保衛人員、心戰人員、綏靖人員、反動派領袖，無論是軍人、士官還是軍官，都必須集中在安全的地方，單獨關押並嚴格管理，接受長期的改造。翌日，中央書記處又發布《第219號指令：關於偽軍、危險政權的政策和打擊反革命、維護新解放區的秩序和安全工作》（Chỉ thị của Ban Bí thư, số 219-CT/TW: Về chính sách đối với nguỵ quân, nguy quyền và về công tác đấu tranh chống bọn phản cách mạng, giữ gìn trật tự an ninh ở những vùng mới giải phóng），強調要針對各種人員進行研究和分類，然後分別採取不同的再教育措施。

南越陷落的一星期後，南越臨時革命政府勒令針對曾服務於舊政權的所有人員進行登記與提供個人的背景資料（lý lịch），以作為在政治上將南方人定義為革命的支持者或反對者的基礎，並在經濟上透過記錄他們的農民、工人或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出身來定義南方人，然後在6月10日公布一份實施再教育計畫，指示登記者開始參加再教育課程，未能參加者將被視為違反政府命令。許多登記的人員，以為只是短期離家就可獲釋返家，所以自願前往報到。短短的幾個月裡，南方地區就有超過20萬曾服務於舊政權的人，遭送往學者稱為「竹子古拉格」（Bamboo Gulag）的再教育營地，被勒令接受時間長短未知的再教育，通常是幾個月到3年之間，最久甚至可以長達21年。許多舊政權的政府官員甚至遭到逮捕並且在未接受審判的情況下遭到監禁與處決。

1976年6月，河內曾發表聲明，表示會將其囚禁之下的12類人送到人民法院以接受審判和嚴懲，其中的多數人都被冠以「帝國主義走狗」（lackeys of imperialism）之名，還有一部分是「拒絕懺悔罪行」或是「對人民負有血債」的阮文紹政權的退役軍人。此外，由於越共掌權以後，開展所謂的革命計畫，強調反帝（phản đế, anti-imperialist）、反封（phản phong, antifeudal），實行掃蕩資本主義成分和推翻資本家策略（đánh đổ tư sản, subversive capitalists），廢除各項公民權利，像是言論自由、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活型態等，監控和壓制一切可能挑戰社會主義思想的要素，像是媒體、學校和宗教機構等，認同前政權而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統治與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等「壞成分」（bad elements）、頑固份子（obstinate elements），或者是自認為不夠瞭解社會主義思想內容的人，也會成為再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對象，藉此清除錯誤思想，在理論上重新納入社會主義的新社會。

普遍來說，越南的再教育營地經常位於偏遠地區或者過去由共產黨控制的解放區，多是樹木繁茂且周圍環繞著叢林或山脈而難與外界聯繫，到處充斥著帶有傳染病的病媒蚊出沒，生活環境相當的惡劣，而其生活設施也非常匱乏，缺乏食物、禦寒衣物和藥品等生活必須品的情況乃是司空見慣。以致於，許多接受再教育的「學生」在艱苦而危險的勞動工作（像是掃雷）以後，面臨的是飢餓、口渴、疾病的情況，部分的學生更因為營地幹部的極端敵意而被羅織一系列真實和想像的罪行，從而受到酷刑和拷打的虐待與精神折磨，最後死於營養不良和各種生理及心理的疾病，再也沒有返回家鄉的機會。至於那些順利從再教育營地和監獄存活下來的人，通常在經過一段警察監管的緩刑期以後，會重新登記戶口並重新享有公民的全部權利。然而，他們回歸原本的家庭以後，不僅多數帶有身體與心理的創傷而難以融入新的社會生活，而且不受到國家的信任，通常不會恢復公民身份，有些人只能在遠離其配偶和子女的地區獲得居住權，日常生活行動亦受到嚴格的限制，活動範圍僅限於住所附近地區，並且在獲得許可之前，無權獲得工作或食物配給。再教育營的倖存者及其家人經常被迫流亡到「新經濟區」（New Economic Zones, NEZs）。更慘的是，「反動」的恥辱是可以遺傳給個人的下一代。一旦父母因為接受再教育而被剝奪公民身份與權利而無法取得戶口登記文件，他們的子女也將如此，從而無法享有接受公立教育等基本權利。1975年至1978年間，許多曾為南越政府工作的官員因「反革命活動」或「抵抗政府」而在沒有得到應有審判的情況下遭到處決，數以萬計的人因為虐待和飢餓而死在再教育營中。實際上，與其說是進行再教育，更像是一種懲罰與報復的手段，是一種極為複雜的鎮壓與灌輸思想的技術。不過，正如Hoang Minh Vu所認為，「如果再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新的社會主義男女，那麼它徹底的失敗了，大多數的畢業生根本從未融入新的社會」。

以下高棉人來說，西貢陷落時，大批越南裔的西貢政府官員在美國的支援下得以撤離，但是許多在西貢政府擔任警察、公務員、翻譯人員等職務的下高棉官員，以及越戰期間數以千計加入美國聯合部隊、平民非正規防禦小組（Civilian Irregular Defense Group, CIDG）、南越陸海空三軍的下高棉平民，在美國人撤離南越時遭到背棄，這些下高棉前政府官員無可避免地成為再教育的對象，而被送往勞改營接受再教育，導致上百人因為刑求、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1975年6月，山玉成遭到越南共產黨逮捕，並在兩年後病逝於胡志明市的監獄。同樣地，越南共產黨雖然承認部分的下高棉佛教僧侶和知識分子在抵抗法國和美國的反帝國主義戰爭時為革命和獨立運動所做的貢獻，但是越南戰爭結束以後，打擊所有潛在或實際的一切反對力量成為統治當局的首要任務之一，有組織的宗教力量更是首當其衝，某些曾參與越共解放戰爭的下高棉人，因為起而要求當局授與他們權利時仍然遭到殺害，或者因為錯誤指控和虛構故事而遭到清洗或消滅。1975年5月13日，越共當局下令解散下高棉上座部佛教協會，並且將佛教協會和下高棉佛寺的領袖送往再教育營。1976年至1977年間，更有部分的下高棉愛國志士因為起而對抗越共政權而遭到逮捕並且遭到監禁入獄。其中，Thạch Kinh、Thạch Điệc、Kim Rỵ等人被認為是反抗運動領袖而遭判處死刑。另外，過去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的下柬埔寨高棉鬥爭運動（三K黨），亦以七山地區（Thất Sơn, Seven Mountains）為基地，在1976年4月起而對越南共產黨進行武裝抵抗，並於翌年5月5日襲擊七山地區的越南邊境砲兵哨所，摧毀大量的火砲。直至1977年11月，三K黨的反抗行動才接連遭遇失敗，並且導致領袖的陣亡。1978年，越南共產黨為因應越、柬戰事，在朱篤省將下高棉人驅逐出佛教寺廟並將其變成軍營。

儘管越南共產黨和政府標榜生活在越南境內的各民族都有權保存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並且享有信仰自由的權利，容忍宗教團體的存在且允許宗教儀式，實際上卻是將宗教團體視為顛覆和政治反對的潛在溫床，所以試圖透過禁止宗教讀物的出版、宗教教育的限制、禁止除每週禮拜以外的任何集會等方式，阻止宗教團體的發展，抑制傳教活動。另外，越南政府還發展自己的組織來吸收宗教團體，以期取代那些不完全受其控制的組織，例如：1981年11月成立的越南佛教協會（Giáo hội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Vietnam Buddhist Sangha, VBS），作為在國內和其他國家關係中代表越南佛教的唯一佛教組織。1982年起，河內當局懷疑下高棉人參與一個旨在解放下高棉人以免於越南人控制，尋求恢復過去非共產主義政府的非法武裝團體：下柬埔寨民族解放統一陣線（Mặt trận Đoàn kết Giải phóng Dân tộc Khmer Kampuchea Krom, Khmer Kampuchea Krom National Liberation United Front），並且指控九龍省當地的137座佛寺的巴利學校、戒律學校的僧侶、教師和護法委員會是所謂下柬埔寨民族解放統一陣線的成員。於是，內政部長范雄（Phạm Hùng）下令開始執行KC-50行動， 逮捕並殺害九龍省（Cửu Long, 原永隆省與茶榮省）的下高棉愛國志士，甚至針對曾在越戰期間支持越共的下高棉僧侶，導致1982年至1985年間有數以千計的下高棉僧侶遭到逮捕、監禁、刑求及殺害，像是九龍省的佛教最高領袖Kim Sang、越南佛教愛國團結協會主席Kim Tôc Chân等，有些下高棉人則是逃往國外以尋求政治庇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Kim Tôc Chân尊者，曾是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成員，1975年當選九龍省愛國僧侶團結協會的主席，卻遭到當局指控組織下柬埔寨民族解放統一陣線而被逮捕、監禁，最後遭到處決。1985年，越南政府進一步沒收高棉佛寺與下高棉家戶中的高棉文書籍、報紙和文件，甚至連僧侶準備在節日期間閱讀的高棉民歌和諺語的筆記本也不放過。越南政府的一切措施導致下高棉人的佛教活動陷入停滯。

1980年代後期，越南共產黨承認KC-50案的處理過程缺乏謹慎，而且專業素質不穩定，對敵人的判斷毫無依據，不準確、誇大其詞而釀成非常嚴重的錯誤，不僅在各方面造成巨大損失，更傷害越南人和下高棉人的民族團結，使得下高棉民眾對黨省委員會的信心嚴重下降。以致於，後續必須耗費心力來恢復幹部、僧侶和下高棉人民對黨的信任。在九龍省地區黨委和省委會的積極要求下，黨中央決定派遣代表進行調查，深入瞭解情況。1988年2月13日，中央秘書處發佈「關於結束九龍省KC-50案」（về kết thúc vụ án KC50 ở tỉnh Cửu Long）的《第68號通知》（Thông báo số 68）；同年8月29日再又發佈《第105號結論》（Kết luận số 105）；同樣地，九龍省委會也在10月1日發佈「認識錯誤，明確認識好KC-50案改正錯誤的責任」（Nhận rõ sai lầm, thấy rõ trách nhiệm sửa sai tốt vụ án KC50）的《第16號決議》（Nghị quyết 16）。1989年8月22日，國務委員會主席武志公（Võ Chí Công）簽署《第183NQ/HDNN8號決議》（Nghị quyết số 183 NQ/HĐNN8），責成最高人民檢察院重新審查九龍省KC-50案件。此後，九龍省政府、黨委等單位為落實中央的指示，針對KC-50案件重新進行調查，最終的結果是152名被迫還俗且遭監禁的僧侶獲得釋放並返回高棉佛寺修行，而575名遭到拘留的下高棉人獲得經濟和精神損失的賠償。至此，KC-50案引發的爭議才正式宣告結束。

顧長永，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文藻外語大學國際副校長、國際事務系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現任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東南亞的政治變遷、臺灣與東南亞的政治民主化比較研究、海峽兩岸與東南亞關係的比較研究等。已出版十本中文專書《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越南：巨變的二十年》、《菲律賓：動盪的二十年》、《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泰國：拉瑪九世皇六十年》、《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亞太經貿市場：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邊緣化或整合：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印尼政體轉變：由威權到民主》，另主編三本英文專書，曾發表十餘篇中英文專章論文以及四十餘篇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蕭文軒，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山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著作專書有《亞太經貿市場：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邊緣化或是整合：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期刊論文部分有〈權力與抵抗：泰國「國家—高山民族」關係的探析〉、〈泰、柬柏威夏寺爭端之探析：領土國族主義的政治〉等，載於《問題與研究》；〈「異己」或「同胞」：泰國政府對越南移民的認知及政策之探析〉載於《亞太研究論壇》；〈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當代寮國族群關係發展之探析〉、〈泰國的國家整合與伊森地域認同的探析〉等，載於《臺灣東南亞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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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下高棉人的困境：越、柬的國族政治與地緣政治糾葛》
作者：顧長永，蕭文軒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6年6月